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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李少君:雾霾时代,诗歌何为?(2)

2014-06-12 09:1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东 阅读

  四川是其中的一个典型。1980年代中期,朦胧诗之后,四川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试验场,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当代诗歌的发源地。相对于朦胧诗,四川的诗歌更有某种原创性。他们下接地气,比如悠久的巴蜀文化;上承开放诗歌局面之春风熏陶雨露沐浴,四川在文化艺术很多方面走到时代前列。第三代诗人作品以手抄、民刊的方式传播,逐渐被广泛接受。四川诗人是朦胧诗之后最早挑起起义大旗的,他们提出“PASS北岛,超越舒婷”,宣布新的诗歌时代开始了。莽汉、整体主义、非非、四川七君等一支支诗歌队伍各立旗帜,相互既独立、竞争又融合,四川诗歌因此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第三代许多优秀诗人接连涌现,成为1980年代的一道诗歌景观。四川诗人的所作所为,后来影响到全国各地,也可以说他们开启了地方性诗歌的风气之先。

  到现在,地方性诗歌已经是遍地开花。用一位诗人最形象也最恰如其分的一句话描述,就是:如果说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那么,现在大地才真正觉醒,万物萌发,竞相争艳,生机勃勃。确实,进入新世纪以后,借助网络化全球化的潮流,地方性诗歌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地方性诗歌的兴盛恰恰也是对自然的尊重,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自然形成的。

  李  东:在关于地方性诗歌的讨论中您很推崇昌耀,能阐述一下吗?

  李少君:对昌耀我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2013年8月,我再次来到西宁,参加青海国际诗歌节。刚到的第一天,我就又买了一本《昌耀诗文总集》,这本书其实我此前已买过两本,这次再买,是表示对昌耀的致敬,同时也想再一次好好读读昌耀。记得自己第一次投入地读昌耀,是《人民文学》为他做了一个专辑,我硬是抄了一遍。2000年,《昌耀诗文总集》刚出版时,我也邮购过一本。这些年多次断断续续地阅读昌耀,每次总会有一些新的认识。这次,在青海,我白天参加活动,晚上读昌耀,深深地感到,我们对昌耀应该全面地重新认识。

  我曾经说过,在朦胧诗抱团以集体面目出现时,昌耀却是独自一人,屹立在中国的西北脚,在青海高原上。现在看起来这是一种预兆。历史地看,昌耀确实高过了很多人,包括了很多朦胧诗人。朦胧诗有时代意义,不容否认,但其意义也更多地限于时代,现在重新阅读朦胧诗,隔膜越来越多。但读昌耀不会,昌耀是那种你越读越觉得博大深厚的诗人,他的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活背景(青海是一个多民族交融共处的地域,有52个民族居住),他的独自一人孤独隔绝的存在背景(高原上的蛮荒与艰苦),还有他在湖湘文化影响下的儒家精神(担当感、进取心与建功立业的冲动),和在革命历史中产生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激情……昌耀远比一些只是受了一点西方现代主义和革命抒情主义影响的朦胧诗人更耐咀嚼。诗人谭克修有过一个说法,说昌耀是地方主义诗人,是地方性诗歌写作的先行者,颇有洞见。

  昌耀显然代表着当代诗歌中的一个方向,如果需要命名,那就是地方性诗歌的方向。而且这个方向如此有吸引力,当时就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学子,比如海子、西川、骆一禾等等,他们有些到青海后专程来拜望昌耀,多么像盛唐之初年轻的李白、王维等去看望地方性诗人孟浩然啊。

  当代诗歌,如果从1970年代末算起,朦胧诗更多地代表一种时代意识、批判意识及对西方诗歌的模仿学习,也是一种诗歌的方向。但较之昌耀代表的地方性诗歌方向,朦胧诗似乎已随时代而去。而昌耀的这种地方性诗歌的方向,显然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比如对自然和大地的关注,对传统的继承,对多元文化和多样性的尊重和吸收,对地域的强调和弘扬,对神性的维护和膜拜(这些曾被朦胧诗等解构掉了),还有他的“草根性”,一种立足扎根于土地的写作,一种真正的自由、自然、自觉的个体创造,我甚至越来越觉得应该称昌耀为百年新诗以来真正具草根性第一人。

  确实,关于昌耀总是能引起很多话题,因为他触及的那些命题,至今未过时,还在延续;他作为一位大诗人显示的多种维度,启迪了无数年轻的诗人。在青海的最后一夜,我和潘维、潘洗尘、李森、沉河、郭建强等诗人,就昌耀谈论了整整一夜。

  中国文学史是“选本文学史”

  李  东:“当代诗歌正处于新诗诞生以来最好的时期,当代诗歌不是没有好诗,而是缺乏诗歌精选工作,把那些真正的好诗选出来,并传播出去。”这是您做“每月好诗选”的初衷。目前各类诗歌选本越来越多,大有泛滥之势,好像有很多人在做诗歌精选工作,真的是好诗歌越来越多吗?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李少君:自2010年6月以来,在就在我个人新浪博客推选“每月推荐好诗选”。跟某些舆论认为当代诗歌乏善可陈相反,我一直认为,当代诗歌正处于新诗诞生以来最好的时期,当代诗歌不是没有好诗,而是缺乏诗歌精选工作,把那些真正的好诗选出来,并传播出去。而这一工作如此艰巨,不亚于大海捞针,沙里淘金。

  但我很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些工作,这也与我一直从事编辑工作有关。我最早编的一些诗选,是从1996年开始编《天涯》诗歌栏目累积下来的。因为喜欢读诗,我的诗歌阅读量是比较大的,这样就可以比较,就可以优中选优,所以《天涯》的“诗歌精选”栏目虽然每年只有一期,很有些影响,是从各种民刊和公开刊物里再精选出来的。比如1997年推出过一个“多多专辑”,是从黄灿然编的民刊《声音》里再选出来的。《天涯》办了几年后,觉得还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就开始编诗歌选集。因为编的顺了,经常有人约我编,就编了不少。后来就开始使用博客,可以说又进入编诗的一个新时期。

  其实起初是无意识地,因为每年为《天涯》编一辑“诗歌精选”,我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总希望自己选出来的是最好的诗,这就工作量很大,把自己弄得也很累,尤其在专辑要出来前一两个月,每天看大量的诗歌,从各种途径选诗,自然来稿、民刊或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的,还有诗人朋友的推荐。后来又有了诗歌论坛、博客,好诗隐藏在网络的汪洋大海之中,要在短时间内从网上淘到好诗,我每天上网浏览,很辛苦。后来我想改变一下办法,一看到好诗就先留下来,慢慢累积,这样可以轻松一些,这样还分解工作量和压力。我是一个阅读量比较大的人,只要有诗歌我就会瞥一眼,有时无意中也会看到很多好诗。但即使这样,每个月选出来的诗歌就不少了。正好新浪给我开了博客,我想要是我把每个月选出来的诗贴博客上,别的诗人也可以看到,可以让大家分享,是一件多好的事啊。另外我也可以看看我自己选的诗歌别人反应如何,最后再精选一次还可以发《天涯》,还可以编诗集,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选诗变成了一个系统工程。自2009年8月起,我每月推出“每月推荐好诗选”,读的人越来越多,新浪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每期都推荐,读者越来越多。我经常开玩笑,我的每月推荐的读者已经超过很多公开诗刊了。

  后来又有了“中国好诗歌”的推出,在形式上受了娱乐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启发,但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推荐诗歌。“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之处,我觉得是两点:一是海选,二是专家认可。海选不用说了,超女快男就已证明很有效,但那是娱乐,大家对选手的水平还是半信半疑的,还只是把他们当成流行歌手而已。专家认可就又不一样了,就不仅是娱乐,还是专业了,那英、刘欢等四大导师看中的,可能就不是等闲之辈,是有希望成为真正的歌手的。这样一结合,“中国好声音”就很有生命力,也很有权威性。再说,我做了三年的诗歌推荐,读者不少,可别的诗人们究竟觉得如何,我还是不清楚的,我虽然对自己判断力很自信,但我觉得也应该听听其他优秀诗人的意见。就这样,我邀请了雷平阳、臧棣、潘维、陈先发四位诗人来参与,让他们也参与推荐,然后在我综合的基础上,他们再每人每月推荐一首诗歌。这四个人的选择我也是有所考虑的,一是四个人诗歌风格本就不同,二是四个人的搭配也很有意思,臧棣有学院背景,是北大的教授,自己又写诗;雷平阳比较民间化,如今正是名声日隆;潘维是江南才子,特别讲究语言;陈先发是大学时代就很著名,拥有很多诗歌纷丝,又有复旦背景,游离于学院与民间之间。我和他们一说,也都立马答应,可见大家有时候想法差不多。现在看来,选这四个搭配最合适,“中国好诗歌”第一期一出来,就有出版社专门来电话敲定以后要出版。

  这些事情,我后来从理论上也进行了一些思考,就变得有意识和自觉性了。中国文学史历史上其实是一个“选本文学史”,是围绕选本来展开的。比如《花间集》、《全唐诗》等等。而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受西方文学影响太深,过于重视思潮、流派和事件,而不是强调作品本身。而且这样的文学史写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很容易被观念和意识形态主导,本质上是一样的,容易政治先行,政治第一,这也是很多文学史读来索然无味的原因。这也是当代诗歌始终不能被广泛接受、不能得到广泛传播、也无法深入人心的原因,很多诗歌史里的那些作品就让人觉得写得一般成就不高,而这又鼓励了诗歌界热衷制造流派事件而非专注诗歌本身。当然我希望的文学史写作我自己无力完成,所以就做些资料工作、作品挑选工作,期待既有理论素养又立足诗歌现场关注作品本身的真正行家。

  李  东:近几年您为中国诗歌做了许多事情,特别是您和张德明老师提出的“新红颜写作”,在诗坛引起持久而激烈的争论,成为诗歌界一个重要现象。您认为“新红颜”提出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又是什么?

  李少君:“新红颜写作”提出已经有四五年了,似乎热潮还未退却。前段时间由于关注“地方性诗歌”的话题,对女性诗歌有所忽略。但我一直注意到,一些有责任感的诗人、编辑在推进女性诗歌的发展,周瓒等人的女性诗歌杂志《翼》持续出版;晓音等人主编的《女子诗报年鉴》始终保持高质量;一些诗歌杂志经常推出“女性诗歌专辑”;张德明先生继续推进“新红颜写作”,与《湛江文学》联合推出“新红颜写作专号”;而郭思思发起编辑《中国诗歌地:女诗人诗选》,也得到了广大女诗人的呼应,这本诗选中就收入了两百位女性诗人的诗作。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新诗诞生以来,女性诗人数量比起男诗人何其少,各种权威诗歌选本中收集的女性诗人作品何其少,就知道这其实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现象和时刻。女性诗人们正昂首阔步地走上了诗歌的舞台,大张旗鼓地高举各种女性诗歌的旗帜,开始了“美的开疆拓土”的进程。最近接连又出了几本女性诗歌读物,比如《诗歌风尚》、《中国诗歌地理:女诗人诗选》等等,无疑象征着女性的心灵苏醒和精神版图的扩张。地理,是一个空间词汇,说明女性诗歌从早期关注时间推进转移到两性诗歌空间的争夺、占领与平衡。在男性诗歌节节退后(当然,这本来也许就是男性占据过多地盘)的今天,女性诗歌趁机进入,有着复杂的多种原因,我觉得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重要因素:

  诗歌史上女性的缺席,女性经验与感受的缺位,女性被代言。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一些,就更会发现女性在诗歌史的缺席何其严重。五代十国时期,一部以女性的名义编纂的词集《花间集》,艳丽香软的词风,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里面所收诗歌大多是关于女性的感受、生活与诉说的,但作者全是男性。如果再深入追究,历史上除了李清照等少数女诗人,我们读到的众多以女性名义倾诉幽怨爱恋的诗歌,其实大多是男性诗人创作的,这一风气自屈原自命“香草美人”就开始了。五四以后,女性诗人稍有增多,但新诗史上女性诗人仍寥寥可数,冰心、郑敏、陈敬容直到舒婷、翟永明,何其少也。这一状况,进入二十一世纪才有所改观,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已不可忽略。

  女性文化素养、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上面说的女性诗歌状态有所改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女性文化素养的增强,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上升。在古代,“女子无才就是德”,所以基本不鼓励女性读书,贵族家庭也有些女性受到教育,但总体很少,且有相当局限性。现代思潮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的狂飙猛进,女性社会地位大幅提高,女性读书、工作、走上社会是“五四”期间的一道风景。这一情况在文学、诗歌上也有直接反应,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大量涌现。新时期以来,西风东渐,传统受到冲击,女权主义兴起,但女权主义全面铺开之后,女性诗歌内部也开始产生变异、分化乃至分流,是强调共同性逐步与男性同化获取相同权利甚至凌驾于男性之上,还是仍然保持女性差异性特质,但相对自由、独立和平等,这其实也是“新红颜写作”乃至别的女性诗歌潮流出现的一个文化和时代背景。女性是与男性共同组成社会与世界,而非女性的崛起以驱赶压抑男性为前提,否则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变相产生新的压迫性的权力结构,形成新的压制秩序。

  网络带来的诗歌艺术民主化。在网络时代,全球化的交流融汇,女性诗歌写作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女性要诉说自我,自己发言,宣扬自我,张扬性情与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标志。女性诗歌,女性诗歌观,女性诗歌史,都成为了一种可能。网络奠定了诗歌民主的基础和平台,女性诗歌借助网络,就像翅膀之于飞翔,女性诗歌因此得以遨游天空,畅游四海。所有创造性的诗歌有福了,无论你是男是女,但考虑到女性以往的弱势地位,新的传播机制显然更有利于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让她们真正地走上了时代前台。

  所以,对于女性诗歌而言,现在所处的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正因为以前匮乏,匮乏就是契机,无中生有,“无”产生“有”,正因为以前我们“无”,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肆地“有”,但“有”不等于泛滥放纵。艺术与非艺术的一个区分尺度就是“度”,艺术高低的一个评判标准也是“度”,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探索有所节制,这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的根基。文明,就是人类摆脱兽性,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标志。艺术如此,诗歌亦如此。

  “新红颜写作”的出现曾经将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推到风尖浪口,但没有什么能阻挡女性诗歌和女性诗人的步伐。

  海南价值对中华文明意义重大

  李  东:您二十多年生活在海南,能谈谈海南吗?

  李少君:我对海南情有独钟,可以说二十七年前,第一次到海南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我一直觉得,海南有大美,一是自然之美,二是人文之美,三是在自然生态和人文结合之上产生的生活方式之美。

  海南有自然之美:碧海蓝天,青山绿水,空气质量优异,水资源优质,森林覆盖率高,海南也有人文之美:传统儒家文化、近代南洋文化、琼崖红色文化、农垦知青文化、十万人才下海南的闯海文化、绿色文化、海洋文化……人文之多样性丰富性,让人惊叹。

  海南还有在自然生态和人文结合之上产生的生活方式之美:人们和谐地生活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相接,自然和人文结合,文化与生活相融。很多古老村落完整地保留了海南人自然人文生态原始标本,原汁原味,海南人的生活方式一览无余,比如土地庙,是对祖先和神明的敬重;河流通畅清澈,每一滴都是自然赐予的资源;农家灶台和牛羊猪鸡圈分开但相距不远,家畜家禽们食用的就是周边的花草果实,一种自然循环的生存方式;房子建造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地材料,海边住房低矮,考虑防范台风,科学而生态……总之,这里保存着一种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人们在这里休养生息的。

  在一个到处污染、雾霾笼罩的时代,艺术何为,是值得每一个艺术家思考的。自然生态之美,无疑是今后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中国人的最大追求。人文之美,里面蕴藏着未来价值的要素。孔子说:“礼失,求诸野”。祭祖,敬重自然,家庭和睦,人与自然生活和谐,都保留在这里了。这也就是生活方式之美,自然、祖先、神明与人的和谐共处,动物植物也包括其中;同时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自由的包容性,千年传统保存完好,现代化之风从海上吹来,海南万物和谐相处,自然协调循环,生生不息。    

  李  东:我看到您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海南价值观,您能解释一下吗?

  李少君:这个其实是讨论七集人文纪录片《海之南》时提到的,我觉得这个纪录片的意义就是正式提出了海南价值观。

  《海之南》第一集“天堂岛”前头有一句话,说因地质运动,海南与大陆隔开成为一个岛屿后,从此开始了独自进化的生态系统。片子还举了“海南有熊而无虎”为例,分析海南开始独立自发生态演进的大致时间。我觉得这一句话奠定了整个纪录片的基调,那就是对于海南独特性的强调。这对以前关于海南题材的纪录片乃至关于海南的文化叙述视角都具有颠覆性,以前这类作品都强调海南仅仅是中华文明中非常边缘的部分,然后展示一下海南岛观光色彩的特别风情。而《海之南》不一样,整个片子采取一种全新的视角,阐述了海南岛独特的生态环境,独特的风物资源,以及独特的人文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

  《海之南》第一集“天堂岛”及第七集“祖宗海”,重点就是海南独特的生态环境,热带海洋,阳光充足,雨水丰沛,万物生命力旺盛,大海浩瀚无垠,海南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第二集“沉香”、第三集“黄花梨”、第五集“滋味”,说的其实就是这个独特生态环境基础上产生的独特风物资源,这些风物资源稀少罕见神奇,完全有别于中土风貌,因而非常珍贵,倍受追捧;第四集“人家”和第六集“海口”,则介绍了生活在深山中的黎族和海上的疍家,海南岛是黎族唯一的家园,疍家长年在南海上,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人文传统。海口则是一个生长着的热带岛屿滨海城市,正在其现代转型中寻找自己的城市形象,其历史演变颇有独特性和代表性。

  海南的独特地貌及历史文化也产生了众多神奇之物,比如黄花梨是植物的代表,还有海南的三大热带雨林原始森林里有着数百种海南独有植物。黑冠长臂猿是动物的代表,黄花梨的价值众所周知,黑冠长臂猿是最接近人类的四大类人猿,全世界已经只剩下二十多只,生活在原始森林里。深山中的黎族,海上的疍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生态意识,正是海南人的生态意识,海南才成为中国现在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而谭门渔民几千年对南海的开拓,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海南的这种独特性,正是中华文明主流传统中稀缺的,对中华文明的未来是有重要意义的。海南的生态文化具有一种后现代性,可以弥补现代化的缺陷失误;而谭门渔民对于南海最早的探索开拓,不仅守护了祖宗的疆域,这种本土的海洋文明精神,也是未来的世纪里将影响中华文明走向的中国海洋文化的先锋。所以,独特的海南价值,可以说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这种价值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及未来都具有重要的启迪。至于所谓海南是“文化沙漠”的论调,其实是缘于对海南岛独特价值的不了解、不理解,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和思想盲点。

  收到访谈之时,西安正处在浓浓的雾霾之中,再看少君老师已取好的访谈标题“雾霾时代,诗歌何为?”暗自佩服他的睿智,真不愧被誉为“自然诗人”。随即拍了照片,在微信“晒出”这个精彩的反问。

  “诗歌何为?”我也不禁思考起这个话题,但不可否认,在这个严肃的社会问题面前,写多少首诗歌,都不能让雾霾消失殆尽。

  在这样一个时代,诗人能做的,也许只是确保诗歌不被雾霾污染的前提下,用文字的力量,去净化心灵,去唤醒更多的美……

  而此刻,我们能做的仅仅是“自强不吸”。

  * 本文为《延河》下半月刊2014年第1期“名家现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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