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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雾霾时代,诗歌何为?

2014-06-12 09:1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东 阅读

李少君

  作为诗人,李少君老师心系自然山水,创作出大量有关自然环境的诗歌,在雾霾笼罩的季节给心灵一方净土;作为诗歌评论家,他不遗余力为推动诗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他提倡的“草根性诗学”成了新世纪汉语诗歌的关键词,他推崇的“新红颜写作”渐成诗歌界的重要现象,他主持的“每月好诗选”成了诗歌界的品牌……

  可以看出,李少君老师是专心为诗歌做事的人,他做的也事总是令人瞩目。

  诗歌是一种“心学”

  李  东:您因大量写自然的诗歌,而被亲切称为“自然诗人”,您的诗歌为什么会聚焦自然?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

  李少君:近年来一些评论家称我为“自然诗人”,可能是我的诗歌中关于自然的内容比较多。自然,确实是我诗歌写作的灵感来源地,甚至是我世界观、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参照物。我一直认为:自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最高价值。也是我的信仰来源。自然是中国人的神圣殿堂。这也被称之为一种诗性自然观。在一个污染严重、雾霾横行的时代,我觉得有必要恢复或者说重建这一根本价值理念。

  我曾经把自己的诗歌概括为“湖海以远”。湖海,是指我生活过的湖南、湖北和海南。湖南湖北以洞庭湖为界,在这里,我建立起关于江湖的概念,为人处世总带些江湖气。后来到了海南,天涯海角在人们心目中是最遥远的地方,也给予人无限的想象力。我向往远方,也在这里培养起了海阔天空的胸怀,这些,也都成为我对自然的直观直觉的认识,并建构起我关于自然的信念。

  我个人对自然的尊崇,也许与成长环境、生活方式乃至个人性情、思想认同有一定关系。湖南:我从小在乡下长大,大自然就是我的客厅,我基本每天都以自然为家。从小在大自然中摸爬滚打,撒野撒娇。我的出生地和读书的湘乡小城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城边有东台山,在城里任何一个角度抬头就可看到,还有涟水河绕城而过。我每天早晨在河边看书朗诵,安静的河水也培养了我的情性和涵养。湖北:大学我就读的武汉大学号称中国风景最美的大学,坐落在东湖和珞珈山之间。我走遍了珞珈山的每一寸土地,经常在樱花树下躺卧看云。海南:大学毕业我又来了海南,中国生态最好的地方,水和空气质量从来处于第一的位置,森林覆盖率一直名列前茅,满天的不断流动的云彩让人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自然山水从来就是我的老师,启蒙我对于美、对于人生的概念。

  我现在还记得,我五岁左右爬山去看一个湖泊,被风景吸引,越走越远,又在湖边看了很久落日,回来时差点迷路,天黑了我还没回到家里,把我奶奶都急坏了,派我叔叔伯伯们打着火把去找我。但我那时没有害怕,自己寻回了家。因为我对自然很熟悉。我也曾在老家的山上不小心摔下来,小胳膊脱了臼。但好了后继续去爬山。大自然就是我的游戏场,而且从不厌倦。还有那些树、那些花、那些植物也启迪我,让我认识世界和人生。你看根扎得深就长得高,多通俗又多深刻的道理啊。还有小动物很少贪婪,很少寻求超过其所正常需要的东西,只有人有多拿多占的怪癖。我会经常在林子里散步,独自行走,至今如此,所以我和自然是一个多年默契的关系,是相得益彰。

  海南是一个看天生活的地方。每天出门前都要看看天气决定带不带伞,甚至是决定出不出去办事。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好,跟自然保持了一种密切关系。不像一些大城市的生活,其实是反自然的,夏天空调,冬天暖气,把人对自然的敏感性完全破坏了,人也压抑得麻木了,出点汗都很难,想方设法用香水掩饰人的自然气息,整容更把人变成一个物品,就这样,在都市里,人变成了一个精致的精心包装过的现代产品,很可怜。

  因此,我把自然作为一个参照作为一种价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自然和我的内在是融合的,我与自然没有什么隔阂隔膜,也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

  而且,在我看来,自然就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这是由几个原因导致的。一是古代的自然观,古代中国人就习惯以自然作为一切的最高价值和标准。比如造字就是象形字,文字与自然是对应的关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一种解释是这里的自然是一个时间概念,意思是自然而然。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还是一个空间概念,意思是人们的行为都是参照自然的。道就是规律,世界的规律就是以自然为参照的。比如苏轼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可见人的情感是参照自然的。尤其中国古代那些神,什么雷神、龙王等等,完全是以自然作为基础来构思的。所以这里的自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属性。而中国文化因为是建立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就更能看出自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了。象形字里本身就藏着自然,是具有实指性的。因此中国人不需要经过学习,有些字如“日”、“月”等也能认识,而拼音文字是做不到的。所以在中国,人们学习文字也就是向自然学习,模仿自然。由此,日月雷电皆神,花草树木皆有灵,万物有灵,是相当古老的中国人的观念。

  其实现代人都热爱自然向往自然,比如每年几千万人到处旅游、游山玩水,就可看出来,现代人并不反感抵制自然,在现代生活体制下,他们有一定被迫性,被现代生活方式绑架了,他们在无奈之余也会逃离或反抗。我的诗歌在城市里有很多读者,而且很多是高级白领,是离自然似乎最远完全城市化的一些人,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们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别处,心在别处。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想寻求一种对世俗生活的精神超越。所以评论家何言宏说我的超越其实就是一种反抗和批判,以超越的方式反抗和批判时下的流行观念,表达了一种社会性和公共性。他说的有些道理。这算一种反抗和批判吗?我不知道。

  李  东:您说过您的诗歌是“道法自然”,并谈到您的自然观,在一个环境生态普遍污染的时代,这样的追求很有意义,能说说您的具体想法吗?

  李少君:我曾经说过:雾霾时代,写诗是值得怀疑的,雾霾是反诗意的;雾霾时代,诗人何为?

  中国传统,自然至上。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莺歌燕舞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文心雕龙》很早就将自然与人文的对应关系阐述得很详尽:“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中国之美,是建立在自然之美的基础上的,是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结合,其最高境界就是诗意中国。盛唐融疆域之广阔壮美与人文之自由、多样和开放包容于一体,乃诗意中国之典范形象。

  很长一个时间段,江南之美曾是中国之美的代表。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自然和生活融合,理想和现实并存,诗意和人间烟火共处。江南最符合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观念与价值:道法自然。江南将“道法自然”变成了现实。“道法自然”是诗意的源泉,江南文化因此被称为“诗性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美学魅力的部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此江南也;“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亦江南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还是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最难忘江南……江南曾是自然、生活与诗意的最佳结合之地。但是,江南之美现在也蒙上了雾霾的阴影。

  曾几何时,美丽中国不再。神州大地,目光所及,山河破碎,污染横行,雾霾笼罩,垃圾遍地……美,无处可觅;诗,隐而不见,美丽中国只剩下一小片净土,已毫无诗意。我们已退到天涯海角,再无可退。幸亏还有海南之美,聊可慰藉。

  雾霾时代,作为一个诗人,我又能做些什么?海南岛之碧海蓝天、椰风海韵殊可珍惜,但也危机暗伏。常有砍伐原始森林,珊瑚礁遭破坏,沙滩上垃圾遍布等等消息传出。我提倡一种个人式的“道法自然”,这不是强制的外在戒律,而是自我约束的内心律令,我也许无法改变世界和他人,但我可以改变自己,可以要求自己尽量不给世界添麻烦,不是贪婪索求,而是给世界减少负担,甚至,最大可能地付出和给予。

  在生活中,过一种相对节俭的生活。比如交通以散步、自行车和公交为主;吃饭,以健康、不浪费为原则;人事,能自己处理对付的尽量自己解决,不给别人压力。遵循古人的教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无法强求别人,但我们可以约束自己,节省资源,降低欲望。保护生态环境,从自己做起,从点点滴滴小事做起,积小成大,自己先做一个示范。海德格尔曾痛陈技术至上取代精神价值之坚守带来的陈弊,诗人应坚持以对美的追求取代对功利的追求,守护山河大地的神圣性与神秘感。

  在诗歌中,境界唯高。何谓境界?我的理解就是指个人对自然的领悟并最终与自然相融和谐共处。唐僧园晖所撰《俱舍论颂稀疏》称:“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学者张世英说:“中国美学是一种超越美学,对境界的追求是其重要特点。”境界,就是关于人的精神层次,但这一精神层次的基础就是自然与世界,反映人的认识水平、心灵品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界里有景、有情,当然,更有人——自我。最高的境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是“游于艺”,是“天人合一”。追求境界,就是寻找存在的意义,其本质是一种内在超越。学者胡晓明称:“境界的要义,就是创造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在其中安心、超越、生活”。好的诗歌,就应该追求境界。古人称写诗为“日课”,诗歌是一种个人化行为,诗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人日常自我宗教。我则视诗歌是一种“心学”,是对自然与世界的逐步认识、领悟,并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诗歌感于心动于情,从心出发,用心写作,其过程是修心,最终要达到安心,称之为“心学”名副其实。

  境界的相关条件是自然,或者说,没有自然作为前提,就没有什么境界。古人早就说过:“山水映道”,瑞士哲学家阿米尔也称:“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学者朱良志说王维的诗歌短短几句,看似内容单调,但他实则是以情造出了一个“境”,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还有:“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都独自构成了一个个清静自足但内里蕴涵生意的世界,是一个个完整又鲜活的“境”。在此境中,心与天地合一,生命与宇宙融为一体,故能心安。而按海德格尔的哲学,境界应该就是天地人神的循环之中,人应该“倾听”、“领会”与“守护”的那个部分,如此,我们才能“诗意地栖居在世界中”。

  李  东:您说到山水自然,能否谈谈山水自然与诗歌的关系。

  李少君:自然山水是诗歌永恒的源泉,是诗人灵感的来源。道法自然,山水启蒙诗歌及艺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几乎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一个定律。

  自然山水本身就是完美的艺术品,比任何艺术品更伟大。比任何一本书都更启迪艺术家。山有神而水有灵,王维称其水墨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董其昌称:“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诗人袁宏道说:“师森罗万象,不师古人。”以山水为师,是众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们艺术实践的共同心得体会。

  人们还认为山水本身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和永恒的精神品格,对此,作家韩少功分析:“在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理逻辑之下,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所以,人们也以山水比拟人格,“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成为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准。

  自然山水具有强大的精神净化作用,灵魂过滤功能。诗人谢灵运很早就说:“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汤传楹《与展成》文中称:“胸中块垒,急须以西山爽气消之”;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里更进一步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事务者,窥谷忘返”……看见山水,人们可以忘记一切世俗烦恼,可以化解所有焦虑紧张,所以古人称“山可镇俗,水可涤妄”,山水是精神的净化器。西方也有类似说法,美国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认为现代人应该到自然之中去“施行精神洗礼”。

  自然山水这种巨大的精神净化功能和灵魂疗治作用,导致中国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盛行,山水诗歌成为诗歌的主流。谢灵运、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等都是伟大的山水诗人,写下过大量的经典杰作。山水诗可以安慰心灵,缓解世俗的压抑。

  地方性诗歌的兴盛是一种自然现象

  李  东:您曾谈到,新世纪诗歌有三支建设性力量:网络诗歌、地方性诗歌和女性诗歌(即新红颜写作)。最近一段时间,您正在做地方性诗歌研究,请您谈谈地方性诗歌对推动汉语诗歌发展的可能性。

  李少君: 历史地看,中华文化其实是各种地方文化的大融合。中国地方文化之多样性,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中非常奇特的一道景观。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由地方性文化构成的。

  这首先与中国地形地貌之复杂性有关。世界上最具有多样性的国家,仅从地形地貌上来说,只有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同时拥有沙漠、森林、大海、高山、冰川、雪地,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有,其他的国家地形比较单一。而我们都知道,文化与地形地貌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我们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中国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化发生碰撞后产生的。我们以前说文化,我们习惯性地说有所谓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乃至西域文化、藏文化等等,为什么?其实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始终在不断移动之中,从未固定在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了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互相竞争、相互融合促进的状况。

  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谈的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问题,文化的发展与此还不完全一致,即使在汉族内部,不同地域也形成不同文化,互相竞争、此起彼伏,最终冲突、吸收并融合为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

  我个人认为这种文化的多样化及其自由竞争,恰恰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升华的原因,其原由是常常在一种主导主流文化衰落后,又有新的地方性文化注入新鲜因子,激发其内在活力。所以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可以理解为其实说的是“礼”在当时的中心地区衰败后,可去偏僻边缘地区寻找,那些地方也许保存有,并反过来反哺中心地区;近代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朝的所谓“中兴”,其实是湘楚文化拯救的,因为中心地区早已衰败。上世纪初的国民革命发源于相对边缘的岭南地区,并依赖海外华侨的支持,也符合这一历史规律。中国历史观里有一种循环观,所谓三十年河多三十年河西,我的理解是每一种地方文化都会有它辉煌的时刻。

  当代诗歌的地方化趋势其实从第三代诗歌就已经开始了,并在不断扩大之中。

  当代诗歌从朦胧诗算起,是“自上而下”的产物。朦胧诗发源于北京,也局限于北京。一小批高干高知子弟得益于文化专制与垄断,比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读了所谓的“灰皮书”,向其学习模仿后——而且可能是断章取义的学习,引进至中国语境,没想到给封闭已久的沉闷空间打开了一扇窗口,朦胧诗迅速引起轩然大波,产生广泛影响。但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其实是隐含危机的,具有泡沫化的特征,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示范性创作类同于精英号召或领导指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民意或民众基础,为什么“朦胧诗”被认为“朦胧”,其实说的是这种诗歌并没有广泛的市场和心理需求及基础,并不能真正打动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入他们的内心深处(当然,个别的天才的作品例外,比如多多等,但多多等当时恰恰不受欢迎和重视)。这种震动的情况只不过类似于,因为相信这些高干高知子弟们是见多识广的,他们说的东西可能是好东西,再加上专家们善意地扶持和评论,人们才勉勉强强先接受下来,但其实不一定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可能只具有时代价值而没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有年轻一代学者指出:其实是出于一种急切的现代化的愿望,人们将先锋小说过早经典化,但现在看来却有些承受不起。我觉得,朦胧诗的情况也完全类似,以至一个海子出来后,仅仅二十多年,朦胧诗都似乎有被遗忘和遮盖的迹象。

  但朦胧诗毕竟开了一个头,随后,诗歌继续发展前行,第三代浮出水面。有意思的是,第三代几乎全是外地的,一个中心开始分散为多个中心,四川、华东(南京、上海、福建等),

  还有东北等地,诗歌力量开始以地方团体的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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