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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雷平阳长诗《春风祷》

2014-04-25 09:1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霍俊明 阅读

  用“祷辞”重建空间与秩序
  ——读雷平阳长诗《春风祷》

  ◎霍俊明

  “出入无时,莫知某乡。”
  ——孔子

  一个我们曾经熟悉的世界作为一种老旧的空间和秩序正在可怕地消失。

  读完雷平阳的长诗《春风祷》的时候,北方的秋风正抖落大片大片的落叶。穿过阴霾浓重的城市街道,我希望在时代的墓碑上錾刻下这些名字:哀牢山、金沙江、奠边府、佤山、司岗里、基诺山、乌蒙山、他郎江、小黑江……。我们所面对的是没有“远方”的时代。极其吊诡的则是我们的“地方”和“故地”尽管就在身边但我们却被强行地远离了它。而“地方”和“故地”的改变更是可怕和惊人,因此文字空间里携带着精神能量的地理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乌有之乡。在一个丧失了“远方”和“主体精神”的时代,我们的诗人是否都疲软地低下头来?我们可以抱怨高耸的城市让人一次次经受胯下之辱,抱怨在同质化和仿真化的时代里我们积贫积弱的精神和情感。但是我们更应该像蚂蚁一样在黑暗面前对不可知的“远方”抱有的高贵和自信,还有它的大过小小躯干几十倍的惊人力量。在隆隆的推土机和拆迁队的叫嚣中一切被“新时代”视为“不合法”的事物和景观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消亡——“心慌、不安和焦虑,已经让一座座纪念碑 / 每天夜里,都梦见了轧轧驶来的推土机”,“老去的 / 是烟囱上面的天空,厂房里的江南”。是的,一切都快烟消云散了。雷平阳的出生地已经从“欧家营”变成了“爱国村”。强硬的带有“时代合法性”的铁臂正在取代一切曾有的秩序——尤其是精神秩序。然而,诗人在此刻必须站在前台上来说话!在此,诗人不自觉地让诗歌承担起了挽歌的艺术。那些黑色记忆正在诗歌场域中不断弥漫和加重。雷平阳无疑是一个真诚而朴拙的写作者,而用真诚完成的诗歌精神更为可靠。他的真诚和朴拙使得他将诗歌视野仍一贯地停留在“云南”空间。这样的好处在于能够强化一个诗人的风格,而存在的限囿和问题则是容易导致某种程度的自我封闭。雷平阳的诗歌性格冷静而克制,孤苦而决绝。他的诗歌更像是黄昏中顽健老牛的尖角,在安静的背景之下向下向内挖掘的同时不断给人以持续性的颤动与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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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雷平阳《春风祷》以及其他文本中被强行置换的空间和时代弃置物。雷平阳诗歌中有很多被历史、时间、权力、政治等力量所闲置和荒废的物象、器物和空间。这些物象、器物和空间代表了一段历史性的社会和文化构造,代表了更具精神启示性和命运性的事物关联。这自然牵涉到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和人自身的多重纠结性的存在关系。雷平阳似乎一直都有重新追寻“逝去之物”的冲动。对于照样生活在灰霾滚滚的城市时代而言,云南的高原、山川、河流、草木以及更为细小的事物使得雷平阳成了一个类似于狂奔的“刑满释放的自由主义狂人”。无论是对于一条消失的小路,一座颓圮的寺庙,还是对于一条流到中途就消失的河流,他都在承受虚无和迷幻的过程中呈现出关于“时代废弃物”的孤独的追挽。这种暂时逃逸紧张“当下”的精神出游以及往返于“云南血统”的过程极不轻松。雷平阳又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他不会取巧,即使是对于极其细小的虫草和石块他也必须弯下腰去翻检和察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难以自控地跟随着新时代看似“前进”的步调和宏旨,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喧嚣和麻木中折返身来看看曾经的来路和一代人的命运出处。而即使有一小部分人企图重新在“历史”和“现实”两岸涉渡和往返,但是他们又很容易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旧时代的擦拭者和呻吟的挽歌者,成了新时代的追捧者或者不明就里的愤怒者。而一种合宜的姿态就应该是既注意到新时代和旧时代之间本不存在一个界限分明的界碑,又应该时时警惕那些时间进化论者或保守论者的惯性腔调。雷平阳似乎一直在现实和文字中的云南空间寻找古诗所云“我心安处是故乡”,也一直在与现实和尘世抗争中于纸上搭建一片旷野和一座寺庙。但是,既然我们能够再造城市却不能再造故乡,既然我们不能重返过去又不能超越当下,那么焦虑和紧张感就必然一直紧紧伴生在雷平阳的云南空间里。而随着“空间转向”,空间诗学以及“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也随之呈现了诸多哲学思想以及社会思潮的交叉影响(比如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空间的具有差异性的理解)。其中代表性的空间理论“空间社会学”、“异质空间”、“空间对话”、“诗性地理”、“诗意空间”、“想象性地理空间”、“建筑的空间伦理”、“光滑空间”、“条纹空间”、“多孔空间”、“第三空间”等。在福柯看来20世纪必然是一个空间的时代,而空间在公共生活中显得极其重要。空间、地方、地域、场域、地景(landscape)等词一旦与文学和文化相关,这些空间就不再是客观和“均质”的,而必然表现出一个时期特有的精神征候甚至带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性。多年来我对诗歌的“地方性知识”越来越发生兴趣。我不断想起美国自白派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其诗歌《旅行的问题》中这样的诗句:“陆地、城市、乡村,社会 / 选择从来不宽也不自由。”然而在特殊的年代里这些地方和公共空间甚至会成为社会灾难与政治灾难的见证,“从高处望着这些鳞次栉比的宫殿、纪念碑、房屋、工棚,人们不免会感到它们注定要经历一次或数次劫难,气候的劫难或是社会的劫难。我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在富尔维埃看里昂的景色,在德·拉·加尔德圣母院看马赛的景色,在圣心广场看巴黎的景色。在这些高处感受最深切的是一种恐惧。那蜂拥一团的人类太可怕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广场、街道、学校、工厂、农村、城市、城乡结合部、高档社区、私人会馆无不体现了空间以及建筑等的伦理功能。这些“地方知识”又在不同情境和年代经历了换转甚至剧烈地转捩。雷平阳则一直试图在诗歌世界中完成对“云南”这样一个城市化时代看起来仍然有些“异秉”地带的发现和命名。他的任务就是在诗歌世界中发现时代表盘背后的结构和动因,“是一双隐形的手,把人们推向了末日”。他企图重建一种精神秩序和“地方性知识”。而这可能是最后一块安置内心和灵魂的特殊空间了。这也是为什么在长诗《春风祷》中雷平阳不断重复“寺庙”、“经卷”、“宗教”、“命运”、“灵魂”的深层原因。据此,雷平阳更像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土司,企图为民众和山水重建和规划一种精神性空间与秩序。然而,这只能是一场新时代的幻梦。这一切呈现和印证了关涉本土“现实”话语的焦灼和失语症状。

  由雷平阳的诗歌空间我首先想到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列宁格勒》的第一句:“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然而当我们今天再次考察诗歌和地方性的空间构成时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却不期而至。多么吊诡的命运!我们必将是痛苦的,我们可能必将惨败——“自从新混凝土公路建成,家乡变了样;树林消失了,茂密的铁杉树被砍倒了,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只剩下树桩、枯干的树梢、枝丫和木柴。人也变了——他现在可以写他们,但不能为他们写作,不能重新加入他们的共同生活。而且,他自己也变了,无论他在哪里生活,他都是个陌生人”。既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人都在痛苦地经受“失根”和“离乡”的过程,那么现在中国这个在现代化路上狂奔的东方国度又怎能幸免于一体化的寓言或者悲剧?

  而尤为可贵的是雷平阳的诗歌文本中的“云南空间”已经超越了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指向。这一特殊的文字化、精神性空因为带有了超越性而具有了普遍人性、现场感和生命诗学的意义。他的诗歌来自于乡土却又超越了乡土。这对于众多粘滞于“乡愁经验”的诗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雷平阳诗歌里的“云南”显然不再是单纯的地理风貌的代名词,而是成为精神重组后的个体乌托邦意义上的灵魂空间,“当区域文明被全球化逼到天空的外面,所谓云南,我视其为世界的灵魂。它的天空住满神灵,让我知敬畏”。尽管“云南”足够阔大,但是到了雷平阳的诗歌中则不断被他收缩成个人化的封闭性的精神构造。他不断在高原和河流间跋涉、翻检和发现,他也甘心情愿只在这片领空里固步自封、仰卧观天。在这里一切都可以独立,一切都可以有灵——“哀牢山的树,一棵 / 想变成两棵,它们都爱上了自己”。但是他最终指向的终极性精神却在当下情势面前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规训与挑战。在雷平阳这里“云南”已经不再是地理学上的空间概念而是广义的城市化时代履带重重碾压下“人类童年期”剩余一角的隐喻。而作为“语言”的操守者,他返观着黑暗深处的虚无。雷平阳对语言、文化、地方性知识有着“山野土著”式的“宗教”一样的虔敬。雷平阳更像是这个时代的“孤筏重洋”者。他驾着自己的诗歌之筏穿行在神秘、伟大而又令人恐慌、颤悸的汹涌无比的河流之上。两岸的丛林、文化的遗迹、惊险的小路、生死的宿命和动物的鸣啼都呈现了一个我们可能熟悉但可能已经完全陌生的地理空间。诗人永远都是一个夜行者!在那些用高科技手段都不能定位的地名以及现实和虚构性相掺杂的空间里,雷平阳不断去祷告。他在用祷告重建一种秩序和空间——秩序和空间却正在不可挽回地消失。祷告实际上成了名符其实的哀歌。雷平阳在很多场合都会用他遗留着马帮的粗砺低沉的声音诉说发生于云南的特殊故事。雷平阳之所以成为这个时代最会讲故事的诗人,正源自他精神血脉与滇地现实和历史之间的互相滋生与砥砺。这些故事就是一个个寓言,诗人必须把它们转换在诗行里。长诗《春风祷》的第一节使用了极其繁密的祈使句式——诗歌的祷告开始了——“我们就成全它们吧”,“我们就默许它们吧”,“我们就为它们超度吧”。而需要追问的则是这些祷告是由什么引发的呢?显然,是一个个时代无情的咒语造成的。面对被拆的旧城,连根拔起的寺庙、牌坊和祖屋诗人也许除了祷告已无他法。诗人在此就是完成极其艰难、不可思议甚至是难以完成的高蹈的工作——为地方性知识,为了一颗固守的心地。雷平阳的诗歌写作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与精神语境下不得不面对着多重困境。多年来,之所以雷平阳的诗不断穿梭往来于滇地的世界就在于他在这里找寻到了精神的对应之所,而另一方面滇地又对他形成了巨大的黑洞一样的限制性空间。当然,空间自身并不重要,关键是作为主体性的人在其间发现了什么样的构造和机制。对于雷平阳而言,当他在诗歌中不断重复、叠加那些经常出现的地带和空间时,他的写作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在此过程中,雷平阳包括长诗《春风祷》在内有很多高蹈的精神性的趋向。这样下去可能会形成另外一种写作的缺陷——诗歌质感和可感可触的生命力的丧失。而雷平阳比较可贵的是在他不断抻开的精神线头中始终保持了生命的热度。或者说他是在还原生命的过程中自然生成了精神性的寓言景观和沉痛不已的追问与省思——“那些挖出来的白骨 / 没人收拾,还请流水,把它们 / 洗干净,葬之于天涯”。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的“内部”是如何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又空前“虚幻”的空间更是如此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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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着那些沉暗的异乡人、出走的人、再也回不到故乡和旧地的人,雷平阳只能用经书一样的极其朴拙的祷告声调开始发声,“我们来自司岗里,嗯哼嗯哼嗯哼哼……”。我更愿意将这些声音看成是抽搐痛苦的呻吟。在这里,诗人遇到了巨大的悖论。当“我以为”在诗歌中不断出现的时候,诗人看到的却是不可能完成的精神救赎。时代的咒语过于强大了,强大到每一个草籽都没有安身之所了。雷平阳自觉或被动地与现场、地理、生存、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多层次的精神交叉和不停地摩擦与撞击。冰冷、黑色、虚无、苍凉、疼痛,这无不象征了雷平阳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生活、思想和写作的遭际和低沉底色。雷平阳在精神的自我挖掘和深度沉潜中发现了时代的宿疾,同时不可避免地成了带有“老旧”特征的近于孤独的“书写者”形象。我赞许雷平阳的所恪守的诗歌从阅历中来的“写作规矩”,尽管我同样强调想象力对于诗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长诗《春风祷》中出现了很多散文化的惯用语,比如“远处落日熔金啊”。为何?如果我们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在“落日熔金”、“落日苍茫”这样的语言背后是凝固化的前现代性乡土的时间景观——这在几千年来都是不变的。换言之,词语所对应的景观和内心体验是一致而融合的。而当一个极其强大的城市化和全球化时代到来和迫近的时候,这种物我一致性的体验被强行撕裂。当这些老旧和固化的词语再次出现的时候,它们就与诗人一起成了空荡荡的被追挽的部分。而这些物象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时代锈蚀的痕迹。

  雷平阳面对着时代的强大诅咒只能用祷告去面对。然而,祷告有用吗?由此,诗人承受的是一次次的虚无,因为“念咒的母语灭绝”。山是空山,庙是空庙,人是空心人。面对着时代和正在烟消云散的历史,为了获得一种普适性的精神道义雷平阳有意在诗歌中淡化了时间。比如长诗的第五部分,那个背着母亲的残骨疯狂而不懈地追赶飞机的女人正是一个超越了当下和时空的白日梦一样的寓言。这种寓言化写作方式的出现似乎正在成为当下中国诗人的集体宿命。在雷平阳这里,生发于“云南”的诗歌既是一种命运,也是个体的宗教。而命运和宗教一旦与文字发生关联就一体而不可分割了。面对着活生生而又面目全非的土地,诗人可以毫不避世地俯下身子寻找,但是那条精神救赎之路似乎仍然在无边的晦暗之中。据此,雷平阳不能不是矛盾而分裂的。他将伟大的颂词给了这里,他也不得不把分裂、尴尬、痛苦、剥离和除根的过程也同时袒露出来。

  在雷平阳这里,入世与高蹈、诅咒与赞颂、介入与游离、市井与经卷、城市与旷野如此不可分割地纠结缠绕在一起。而正如一个诗人所说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实际上是同一条路。雷平阳在长诗《春风祷》里面就呈现了在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之间不断折返的过程。与此同时,雷平阳不断使用一些似是而非以及充满了矛盾和互否性的词语。这再次印证了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与龃龉。雷平阳是水深火热的介入者、冷静祛魅的旁观者、若即若离的测量者以及冷暖自知的卜水者。雷平阳似乎更像是一个难以安栖而又尴尬无比的精神“逃亡者”,他不断被现实强大的尘埃掩埋,又不断从其中挣扎出来。他在痛苦而虚妄地寻求已经远离这个时代的最为原始、最为本真的血缘和语言。雷平阳在长诗《春风祷》以及同时期的创作中不断将诗歌置放在荒草、山林以及旷野之中。在此,雷平阳进行的不能不是一种隐喻式的寓言化写作。他只能用诗歌重新找回一种秩序。而这找回的过程无异于竹篮打水、痴人说梦。尤其是“旷野”(“荒野”)在这首长诗中不断累积叠加。在俗世的谷底(包括人尘、旧城、山寨、村落、兵工厂、屠宰场、殡仪馆)和精神的山顶(注意其长诗中不断出现的寺庙、尼姑庵、高山、山峰、山顶、雪山以及雪山小屋)之间诗人不断折返。在虚无与浩叹之中这不能不让人想到1925年写作《墓碣文》的鲁迅——“……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上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在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离开!……”。雷平阳在不断的袒露和剥现自己。而实际上雷平阳更处于“自啮”的过程之中。这就是“自戕性的挖掘”,“借着酒兴 / 背靠一棵松树,捧起《离骚》/ 高声朗诵。又一次,忘记了地点 / 忘记了时间,一个人的革命 / 像场没有观众的哑剧”。这也是一次次沉默噤声的过程。

  雷平阳在诗歌中不断抬高精神的高度,最终个体想象视域中的神学景观就诞生了。雷平阳诗歌的精神景观让我想到的却是当年的海子。不是海子的那些长诗,而是他的一些代表性的抒情短诗。当海子在诗歌中提前目睹了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他选择了最终的离开。而雷平阳在面对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他选择了在诗歌中直接面对。他的诗歌中出现了类似于海子体验式的句子“村庄在尽头,房屋在尽头,粮仓在尽头 / 语言和情爱,在尽头,儿孙在尽头”。正如诗人所说,诗歌不是修辞练习,而是精神淬炼的大火。尽管雷平阳试图一次次建立起精神的秩序,但是他面对的则是一个个锋利的碎片。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将这些碎片捡拾并拼接成一个整体了。所以,雷平阳越是努力就越是失败。可叹的西绪弗斯!现实当中的雷平阳用世俗的生活和饮酒、喝茶、写字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海子式的精神决绝与自戕的冲动。尽管雷平阳的诗歌充满了自啮、反讽、救赎,但是他能够在诗歌中找到那些与现实生活榫接的点。当雷平阳的祷辞式的诗歌写作不仅生发于现实场域的直接碰撞,而且还来自于个人化想象力前提下的历史空间时,二者碰撞和龃龉出来的除了卑悯和自剖之外不能不是悲痛而荒诞的,“一种反向的文明,被培育,被倡导 / 贴着地皮,翻卷着,无边无际 / 高僧不诵经,入屠门,喝生猪血 / 娶肥臀女子为妻,言必半生虚度 / 一定要从头活一次。农夫不种地 / 田边地角,听广播,读报纸 / 喊口号,赛诗词,坐地日行八万里 / ——我们为此祈求吧”。诗人能够做到的就是在夤夜的静寂中将燃烧的火焰抵在胸口上。当任何人企图测量一个时代的精神地形,他都应该为此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痛苦。时间的历史性呈现以及时间的断裂性体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豁,“我有过一个苍老的邻居,把很多钟表 / 埋进土里,或放入草丛,或装进红色的 / 小木匣,投入溪水。”雷平阳在长诗《春风祷》以及其他诗作中完成的“还原”工作非常重要。这种“还原”体现为对词语与事物之间惯常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重新观照甚至祛除。诗人由此直接呈现和打开了词语与事物之间最为本质和原生的体验性关联。当雷平阳将时间体验还原为中国现实的精神性过程,那么他所要做的除了呈现之外还有更难的工作要完成。他不仅要做类似于加法的工作——不断添加那些有精神势能之物的重量,而且还必须进行减法式的去除、摘除、剔除——去除那些时代的赘余和肮脏的部位。但是结果是否如诗人所愿呢?“我在药丸中,加入过闪电、鸟鸣、黄金 / 寺庙的香灰和经卷的粉末,还在药罐旁边 / 摆放了一面蓄满阳光的镜子,也难以改变 / 药丸的品质。它们的黑,总是无力剔除 / 有一次,我在白天煎药,一只乌鸦飞过 / 它的影子,漆黑,一闪便下落不明 / 空荡荡的山,为此陷入心理上的 / 不可救药的黑暗,孤绝,暗疾流传”。

  诗人所目睹的“时代风景”更多已经变形并且被修改甚至芟除。“真实之物”不仅不可预期而且虚无、滑稽、怪诞、分裂、震惊体验一次次向诗人袭来。虚无的诗人已经开始失重并且给时代巨大的离心力甩向无地。在此时代情势之下诗人的“祷辞”就只能是一种虚无体验的无奈验证之举。诗人在为那些消失和正在消失之物以及空间祈祷,也不能不对那些现代性和城市化时代的现实之物抱以“不解”和警惕。当雷平阳不断处于世俗经验的涡旋和形而上空间的挣扎过程之中时,那些高蹈就获得了以生命体验为基座的可靠支撑。而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中企图当一个历史主义者和有机型的知识分子显然难度更大。包括雷平阳的这首长诗《春风祷》在内,我都不得不重复我几年前所说的一句话:中国的诗歌美学很难和社会学和伦理学剥离开来。这是悖论,更是必然。但是诗人也必须时刻提请自己——诗歌对公共性话题的介入和发声必须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诗歌本体意义上的。换言之,应该是个人前提下的公共性。

  这首长诗的片段化的叙事性和戏剧化手段也值得注意。而在频繁的时空转换以及历史和现实相交接的缝隙和孔洞里,我不断与诗人留下的空白、喘息、哭泣、失声、沉默、死寂和寒噤相遇。让我们看看诗歌中出现的那些弱小卑微之物的命运这一切就知晓了——昆虫、小蚂蚁、身份不明的蛹、梦境中的马。诗人似乎是在茫茫无际陡峭凛冽的千座冰原上彳亍行走。呓语者、挖药者、祈祷者、流亡者、彷徨者、信使、土司一起构成了长诗《春风祷》中复合体的诗人形象。但是他们都已经对于重建一种空间和秩序无能为力。咀嚼草根的诗人,胃中必然有难以消化的暗疾。

  在当下,诗歌的写作旨趣已经与几十年前的民国乃至古代有了天壤之别。当诗人从篡改得面目全非的现实世界中艰难地抬起头来,他所看到的山水、亲族、星光、波浪、柳丝和鹭鸶都只能是一种遥远的古典旧梦——“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可以 / 狂热信仰太阳和山水,信仰父亲和母亲…… / 老之将至,在水边,筑一条长廊 / 扶着栏杆,细数江上的波浪、星光和柳丝 / 鹭鸶飞来三两只,搅乱了方寸,但不惊慌 / 从头再数,江上的波浪、星光和柳丝”。

  痴人说梦,天方夜谭!而梦想将尽,诗人又情何以堪?

  简介:霍俊明,现工作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中国诗歌通史》、《一个人的和声》、《京郊的花格外衣》、《隔窗取火》等。主编《百年新诗大典》、《诗坛的引渡者》等。曾获“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星星》诗刊年度诗歌评论家、《诗选刊》最佳诗评家、第四届“后天”双年艺术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扬子江诗刊”年度诗论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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