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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雷平阳:诗歌逼我上绝路,散文负责带我回家

2018-05-07 08:3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雷平阳访谈

  我怕自己的文字配不上伟大时代的一颗颗心灵

  南方都市报记者

雷平阳

  雷平阳,云南昭通人,现居昆明。一级作家,诗人。著有《大江东去帖》《云南记》《基诺山》《击壤歌》《乌蒙山记》《送流水》等二十多部诗集和散文集。曾获人民文学奖、诗刊年度大奖、十月文学奖、中国诗歌学会金奖、鲁迅文学奖和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等众多奖项。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两次获得“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年度诗人提名,这次终于获奖了,心情是怎样的?

  雷平阳:天下的荣誉很多,能以诗歌的方式获奖,对我来说,当是所有荣誉的总和。所以,当我得知自己荣获此奖之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温暖与幸福。我把这奖理解为诗歌之光对我的照耀。写诗二十多年,应该说,我一直呈一种边缘化状态,几乎没有介入任何一场诗歌运动,也没有与谁结成群体,宣言纲领口号之类就更没有向外宣称过。我的写作,类似于隐私,默默的,怕光。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能看见我,并献我一束花,我在高兴之余,又有些后怕。

  南方都市报:后怕?为什么?

  雷平阳:很多写作者对自己都充满自信,我则时刻对自己写出的文字,缺少信心。绝不是矫情,特别是在阅读大师们的作品时,我由不得自己,总对自己文字的意义产生怀疑。当然,这儿不是基于金字塔一般的宏大命题,而是基于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基本的才华和创造力。怕,我怕,怕自己的文字根本就配不上伟大时代的一颗颗心灵。

  南方都市报:这本诗集出版后,你获得了好几个文学类的奖,包括这次获得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年度诗人。这对你之前的创作应该是一个集中的肯定,你会因为这样更坚信自己的写作吗?

  雷平阳:一本诗集出版后,应该说它就有了自己的命运(尽管它带着我血液的哀求和思想的欢愉),我很难让它永远地去延续我的一切。因它而有的,我加倍珍惜,自然也会从它的得失中得到训示。特别是当我所尊敬的人们给它奖赏,我肯定不会怀疑这奖赏有什么毛病。是的,我会更加用劲地去做我想做的工作。

  南方都市报:你在云南之外引起广泛关注应该是在2005年,那首著名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在当时的诗歌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能不能讲讲当时的经过,这种写法来自突发奇想吗?现在你怎么看这首诗?

  雷平阳:那场讨论,我保持了沉默。一是因为我不会电脑,上不了网;二是因为我也想静静地做一个旁观者,真诚地去聆听一下人们的声音。至于为什么人们突然要去讨论它,一切出于意外。海南尖峰岭诗会上,这首诗引起了一定争端,羊城晚报的陈桥生老兄在座,遂将其弄上了花地版,希望有兴趣的人们都来回答“这是诗吗?”这样一个问题,没想波及到网上,于是就引来了更多的人。写这首诗倒不是突发奇想,文体上遵循了古老的《水经注》;文本上则依托于山河的纵横、伟大神奇的云南高原。我至今依然偏爱这首诗,尽管它确定是一份地理资料。只是每读这份资料,我的灵魂都会由衷地颤栗。三十七条支流,每一条,都通向一个世界,我以笨拙藏下了无尽的想象。

  安放大地之心的地方,我始终没有抵达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把云南的山山水水每个地方都快跑遍了,有人形容你是云南的“地理测量员”。能否简单描述一下你的行走经历和心情?这种与山水土地的亲密接触对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雷平阳:我非常渴望做一个云南山川之间的行者,它的陌生、温暖、梦幻、迷失,它的远在天边的自由与孤独,它的扑面而来的不可知,它人类童年期的记忆,它白银时代的神灵和英雄,它的创世古歌和英雄赞美诗,它还预留着体温的土地,它的阿央白和司岗里……可惜我至今听不懂巫师的符咒,也无力解读那魂路图上不朽的乡愁,更把握不了被切割的自成体系的山川之间的生死哲学……所以,我只是云南的一个过客。如果我的文字频频触及了它的时光、地名和浅表的情状,必须承认,我依然是脆弱的,安放大地之心的地方,我始终没有抵达。它对我写作的影响?土地之于物种。

  南方都市报:评论家认为,你的诗是一种紧贴大地的有根的诗歌。这表现在你的诗几乎都与云南这片特定的地域相关。在你眼里这片土地和旅游者眼中的胜地有什么不同?它给你的写作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雷平阳:尘土与人永远肌肤相亲。土地是不会自己站起来讨好人类的,这不是所谓的傲慢与尊严,它存在于那儿,人就必须谦卑,把自己贴上去,再贴上去,感到了它的温暖,也就证明你的灵魂和肉体还没有死,你就有资格多活一会。

  写云南,其实并不能成为判别我的诗歌是否有根的标准。李白天南地北到处写,他的诗没有根吗?根者,并非自家菜地里的树根才是根。我之所以写云南,乃是因为我不想把我的诗歌中的自己丢开,我想在场,想写自己手边的东西,言可及义、言可及物、言可及心,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我不认为写作是一种朝圣,我也不认为朝圣就毫无生活乐趣可言。如果言必称神性,神性不是摆在某个地方的,它存活、弥散、渗透在生活的日常性之中。而我理解的写作,并非是测量喜马拉雅山的高度,虚拟的度、量、衡,崇高与圣洁,寸土必争的使命感,只会让写作的对象顿时瘫痪,不是任何一种载体都可以雄踞一座珠穆朗玛峰的,不是任何一具木乃伊都配得上金字塔的。而且更让人灰心的是,珠穆朗玛不是人力所为,金字塔乃是异数。

  试探着为自己的生活解密,并从最简单处开始。我知道这对于胸怀伟大使命的诗人来说,它是小儿科。人们言必称文学史、刀笔吏,言必万丈雄心,革新或为汉语添砖加瓦,我知道自己的天资和本分,不敢奢求,也不愿把自己有限的重量,投入另一端坐满了神灵的文学天平。有人说,凡入此道者,都必须面对一场人与神的较量,这么多年,我只是跟几张蓝格信笺赛跑,没有较量。而且觉得,凡入此道者,都知道这种活计的空濛与寂静。

  云南是我的父母居住的地方,昭通的一座山上,还埋着我的几代祖先,所以,云南是我的故乡,它肯定与旅游者眼中的云南天壤之别。至于它带给我写作的不一样的东西,我想,大抵是凝视它的时候,它总让我最先看见了它上面的我的亲人。那些老了,仍然像婴儿一样嗷嗷待哺的亲人。

  尽最大的力量去发现生活之小

  南方都市报:如何理解你所说的,“希望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

  雷平阳:这是我2003年参加《诗刊》青春诗会时写的一句话。意在强调“乡愁”对于我诗歌的重要性。说起来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们都不理解,我的确不喜欢远游,对许多人人视为天堂的地方我一直心怀恐惧,就算生活在昆明这么多年,我都一直渴望返回滇东北老家去。

  在城里住着,许多像我一样来自乡下的人,把父亲母亲接到了城里,因此也忘掉了回故乡之路。我的父母还住在乡下,所以,天不下雨,我会着急,怕庄稼不能下种或禾苗干枯;假化肥假种子的消息见报,我会担心,担心我的父母兄妹也会受骗。记得以前在一个访谈中我曾说过,对许多人来说,粮食和蔬菜,它们来自农贸市场,可对我来说,它们永远只来自一个地方,那就是土地。如果有一天,我也会认为,这些东西产于农贸市场,交上一点钱,就能带回家,那就有些类似于犯罪。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始终为我在遥远的乡下还有一片父母的土地而感到幸福。故乡,对一些人来说,真的是无法指认的,街道和门牌,变了又变,少年的痕迹,无处查找。我的故乡仍然那么具体,仍然可以让我的灵肉一次次地往返,尽管更多的时候,属于它的是秋风与明月,可我知足了。正如佩索阿所言:“我知道,在南海中有一些岛屿,有宏伟的世界主义激情和……但我可以肯定,即便整个世界被我握在手中,我也会把它统统换成一张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

  南方都市报:在《亲人》一诗里,你说:“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甚至生活在昆明,你也觉得像一个过客。对家乡偏执的爱和书写,会不会也限制了你的写作视野和思维?使你局限于一个“地方性诗人”的境地?

  雷平阳:一生只写一个地方而成就斐然的作家,不胜枚举。我并不担心视野与思维的问题,更不害怕成为某种观念下的“地方性诗人”。我怕的是自己才情有限,完成不了“针尖上的蜂蜜”那样又锋利又甜蜜的写作梦想。我之所以一再地敦促自己,让自己尽最大的力量去发现生活之小,蚂蚁肚腹中的天空,母亲针尖上的蜂蜜,吃农药自杀的堂姐心头上最后的对爱情的梦想,乃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事物,除了没有子宫和乳房那么大,他们比什么都大,我再不是一个胸怀天下的没有心肝的少年,我知道在构成诗歌的众多材料中,我要什么,什么更有力量,什么更通灵。

  所谓视野问题,并非说一个抱着地球仪写诗的家伙就一定掌握着人类的命运。所谓宽阔,基于体认,不基于面积。至于“地方性诗人”之说,我想,人们是太关注我写的那些地名了,其实,那些地名,完全可以换成任何一个另外的地名的。正如这首《亲人》,我就不止一次听人在读它的时候,把所有地名换成了与他相关的地名。

  南方都市报:有人把你写的村庄和刘亮程的村庄做比较,认为同样写村庄,你的描摹冷静客观,不喧哗,不作派,有着原生态的真实。你怎么看这种评价?

  雷平阳: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村庄,观念上的或真相上的。我的村庄是我生活过的村庄,现在我与它存在着一定的空间上的距离,所以我想让它更逼真,让它最大限度地复原。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它没有白养我一场。再说,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面,真实的村庄太少了,视它们为乌托邦、世外桃源的文字太多了。

  现实的村庄,以我母亲还住着的那个为例。我离家出走二十多年,它真的没什么变化,缺食少穿的人,很多。我童年时的玩伴,现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没体会到衣锦还乡的滋味,相反,有的带着梅毒和淋病回去,有的只换了一身廉价的行头回去,带给家人的是更多的苦难。特别是当教育的现实主义意义(毕业分工)瓦解之后,很多人家已不再举债供儿上学,文盲又开始增多……

  诗歌把我逼上绝路,散文负责带我回家

  南方都市报:至今不会用电脑,像你这样“落伍”的诗人恐怕没有第二个了吧。在诗歌网站多如牛毛的今天,你的诗歌靠什么流传?

  雷平阳:《大家》杂志的韩旭说,他和我是网络时代的隐士。他是隐士,有才有德,我算不上,我顶多是一个不会电脑的诗人。我不会用电脑,也不是学不会,而是觉得一个诗歌越写越短的人,用了电脑,像个小说家似的,不好意思。而且,许多年以来,我始终迷恋动手在纸上书写的感觉,很多时候,与朋友通信,我还用八行笺、毛笔和墨。写信,有地址,有送信的人,缓慢地送达,写与读的仪式感……

  至于诗歌的流传,没纸或说纸笔不便的时代,诗人把诗写在墙上,一样的流传至今。后来出书,一样流传。如果说,现在出书和发表在刊物上,已经是诗歌流传的一种古老方式,我且再继续坚持一会儿。

  南方都市报:如果诗歌必须分门立派,你会把自己纳入什么“派”?

  雷平阳:家有闺女,嫁入豪门,怕她受气,嫁至寒家,又怕她受苦。最好的办法是不嫁,把她的青春全误掉。

  南方都市报:写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还是一个散文好手,在诗歌和散文之间你更偏爱谁?

  雷平阳:说话,有时候是一种耻辱。而人也难免会有鼠性,走到无人的墙角,庞大的身躯突然缩小,然后找一个黑暗的洞,过起自己幽闭的生活。在类似的日子里,我喜欢记录点什么,它们要么带着医生的使命,要么激荡着狮子的灵魂。暗中或地下的自由,隐秘,与人和世界无关涉,更多的属于个体灵肉的炼金术。当然,在许多时候,诗歌也是我跟自然和神鬼交流的渠道,我因为有了这一渠道而知道了敬畏,它跟香客的烛火和祷语没什么不同,与云南山水间那些祭拜万物之神的人们所奉献的牺牲,更是相等的。也许很多东西,是常识和通识,犹如感恩,可我们知道,现在懂得常识与通识的人越来越少了,工商文明孕育了太多的野蛮生番,我们就必须说,不停地说,苦苦地坚持向他们赠送礼品。的确有些虚妄和悲怆。

  在诗歌和散文之间,我不存在偏爱。诗歌经常会把我逼上绝路,而散文则负责把我带回家。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描述一下你日常的写作生活状态?

  雷平阳:更多的时候,我得为生计奔波。上班,写专栏。作为儿子、父亲和丈夫,以及作为弟弟和哥哥,甚至作为我那些乡下亲戚唯一信赖的人,我找不到任何一个避开的理由和办法,只能全力以赴地去解决诸多可以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体面可言,这个群体绝大多数是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靠苦力而活着。活就活吧,可事实上,活,对他们来说,简直难如登天,辞退、领不到工钱、斗殴、赌博、回家的车票、醉酒、迷路……事情真的很多。也正是从他们身上,我看见了劳动的卑贱和耻辱,而不是高贵与伟大。他们那发狠的劳作,几乎是在与自己的生命抬杠,可他们真的没体会到劳作所带来高贵与伟大。他们一再地向人民币敬礼、献媚,但人民币到了他们那儿,总接近零,有时比零还少……

  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血液集体中,使我的作品多了许多生活实录。也可以这么说,我通过他们的苦难,历炼着自己的文字和心灵,而他们,也通过我的文字,向尽可能多的人们讲述着自己的命运。这不是刻意或带着某种使命的写作,它就是我的生活本身。像任何一个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人一样,我也希望这种生活尽快结束,代之以阳光、幸福和美。显而易见,这是我的奢望。

  南方都市报:你的诗歌常常是坚硬的,如石头一样笨拙。你总是皱着眉头写作吗?这种坚硬的质地来自何处?

  雷平阳:春节前我又回了老家,带着妻子和儿子。三岁半的儿子一脚踏上昭通,偏着头问我:“这就是老家吗?荒郊野外的,一棵花草树木也没有。”这样的话语出自孩子之口,只能说明故乡的确如他说的那样。老实说,面对那片土地的时候,每一次我都会双眼潮湿。它是云南最贫困的地方,十一个县有十个是国家特困县,乌蒙山裸露着石头和红土,金沙江的两岸到处是绝壁,那些悬挂在山峰之上的村庄,一间间土坯房,低矮、阴暗、潮湿,仿佛是最贫瘠的泥土,自己钻出了地面……如果我的歌唱能给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浴土而生的亲人一丝温暖,喉灭肺破,我也愿意。一样的道理,如果我看见了坚韧的生存、听见了一座高原的喘息、并因极限上的苦难而体认到了生命的神性,我的诗歌还是柔软的,你说我配得上做一个诗人吗?

  以本能感知世界和生活,是一个艺术家的天性。这种感知天真、自然、准确,带着可贵的个体生命的特殊气质。令我费解的是,在诗人和艺术家群体中,这种天性丧失得太多了,满世界都是观念、概念和空想,就好像人们都得道升天了。我想,我诗中的坚硬,乃是石头和泥土的坚硬,亦是土地之上,人心的坚硬。

  对的,我常紧皱眉头。因为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我就是老的。

  谁也说不清下一张页面上,你会写下什么

  南方都市报:一方面是商业氛围浓重、世俗娱乐盛行,另一方面则是大小诗人成千上万,诗歌活动纷纷忙忙,你怎么看诗歌在这个时代的处境和希望?

  雷平阳:前些年,人们言必称诗歌边缘化,我始终没看见边缘在哪里,而且觉得,那样一种寂静与孤独才是正常的。相反,“全民写诗”,倒让我脊骨发冷。这两年,的确有不少的诗歌事件在发生,之所以说是“诗歌事件”,因为它们有偶然性和特殊性。我也看见了《新周刊》的大标题《中国,我的诗歌丢了》,说丢就丢了吗?这也不是谁说了就算数的。

  没有记错的话,关于诗歌,谢有顺和李少君都曾说过,这几年中国文学的最大成就是在诗歌上,可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小说的时代,但文学的尊严却常常被诗歌所捍卫。借他们之口,其实也说出了诗歌在这个时代的处境。至于希望,因为是希望,所以希望总是有的。我对此从来都不悲观,正如人们说诗歌丢了的时候,我儿子从幼儿园回来,第一件事情,对着我的耳朵读:“小蚯蚓给大地搔痒痒!”接着又读:“床前明月光……”,怎么会丢呢,幼儿园的老师正忙着普及呢。

  南方都市报:两年前,有人要你为自己的写作定位,你说不想“对刚刚开始的事情下结论。”现在你是不是可以为自己定位了?

  雷平阳:我非常想是一列火车,有预设的轨道,有准确的出站和到站时间,有具体的始发站、过路站和终点站,可天生我就没有火车的命。“反转和无常才是生的真谛”,这话,好像是东山魁夷说的,人命如此,写作也如此,特别是诗歌,谁也说不清下一张页面上,你会写下什么。许多东西,如天外飞仙、神来之笔,两年得一句,两眼泪双流。不过,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基本的方向肯定会有的。我想我会努力回到自己的身体中,继续坚守在自己的生活现场,以朴素、干净的汉语,谱写属于自己眼睛、嘴巴、鼻子、耳朵、手、心脏和皮肤的诗歌,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贴着大地”,或者干脆长在地里面。

  南方都市报: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雷平阳:黄发有先生主编了一套名为“边缘中国”的丛书,嘱我也写一本,名为《天下攸乐》。为此,我已在西双版纳的几座小山上跑了近半年,这些天,也刚从版纳回来。还要下去,初拟再在那儿走一个月。七月三十日前要交稿,任务艰巨。

  南方都市报:这是本什么书?

  雷平阳:几座小山的小传吧。上面住着不同的民族,他们都把茶树当成自己的始祖。现在大红大紫的普洱茶,就是他们的传家宝和祭祀品。

  授奖辞

  雷平阳的诗歌是记忆的伤怀和大地的赞歌。他的写作旨趣,既有天空般的广袤,又像尘土一样卑微。他站在故乡经验的针尖上,怀想世界天真的童年,也领会个人生命的灿烂与悲情。他以诚恳的地方性视角,有力地抗拒了世界主义的喧嚣,正如他的目光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间移动,同样能够发现令人惊骇的人生面貌。他的语言粗砺、密实,细节庄重、锋利而富有痛感。出版于二○○六年度的《雷平阳诗选》,一以贯之地记录日常生活中凸起的部分,关怀细小事物对灵魂的微妙影响,并以赤子之心的温润,描绘了大地质朴的容颜以及他对生命正直的理解。雷平阳的写作,已经成为新一代诗人走向成熟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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