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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诗人廖伟棠:欢迎现实把我刺伤成诗

2013-04-24 10:34 来源:南方都市报 阅读

香港诗人廖伟棠:欢迎现实把我刺伤成诗

  有些人的生活,总是跟时代贴得那么紧。13岁之前,廖伟棠都生活在粤西的农村,只有老人、妇女、儿童留守的侨民村,安静原始地运行。他很爱读书,有一天读到松本零士的《银河铁道999》,他发现原来读小说人会读到哭;13岁以后,生活开始加速且动荡,在香港的爸爸置业珠海,于是举家搬迁。廖伟棠和弟弟妹妹,也开始了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申请香港身份的漫长旅途;1997年8月15日,他成了回归后第一批获得香港身份的“港人内地子女”之一。

  如果从此他融入香港社会,做一个中环精英,那将不再有诗人廖伟棠、摄影师廖伟棠、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廖伟棠。但来到现实强大得逼入室内的香港时,他却选择做一个诗人。从那个十四五岁时被鲁迅“唤醒”后,一直写着幻想的、甜美的、形而上的诗歌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关注日常的、扎根本土的、“被现实刺伤成诗”的诗人。三年内,他拿遍台湾、香港文学大奖,一时声名大噪。

  香港的特殊社会现实带来的冲击、挚友们的指点与帮助,让他的诗歌大为精进,他意识到来香港是对的,但又说“香港不是我的家,我不觉得任何地方是我的家”。2001年,他决定“北上”。

  那年头,“北漂”的香港人还没有2005年以后那么大规模、密集化,廖伟棠跟其他在京城里浪荡着的各省青年一样,混着、寻找着什么。看摇滚演出、喝酒、玩,在家里写作、画画,也谈恋爱。生活是拮据的,但“比现在好玩一些”。

  这样过了五年后,北京奥运号角吹响,北京开始变化。他决定回港,“觉得香港有一些东西在发生,我想回来参与”。他创办了一本非营利类摄影杂志,关注底层;他去深圳、广州教工人写作。同时,他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内地的报纸、杂志上,诗歌、摄影,人们开始留意到这个名字。在诗人已经越来越边缘化的如今,这也是一种意外。

  十年过去了,十年前的廖伟棠过关到了香港,生活在他面前铺开;十年后,他在香港东涌买房,成家立业,在内地各城市和香港之间循环往复奔走着。他继续写诗,继续热爱着诗,他对目前的状况满意,因为他觉得,一个写诗的人能活着就挺不容易了,何况还能买相机、装修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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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兴县到香港

  侨民村小孩成长史

  南都:你出生在广东新兴县,在那里生活了多久?

  廖伟棠:十二三岁我才离开新兴,我在村子里长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粤西农村,一切都很朴素,一切热闹的都没有热闹起来。现在广东的农村都城镇化了,可那时候农村真是很农村。我小时候很内向,不太跟人打闹,很爱读书,雨天经常躲在家里看书。我在新兴得到的营养,一是从小就读很多书,另一个是那种冷清和寂寞的感觉,这些对我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令我更沉静。

  南都:村里的生活是怎样的?

  廖伟棠:我小时候,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那个村子属于侨乡,男人差不多都在香港,像我爸爸很早就成了香港人,村子里主要是小孩和女人,不会很热闹。我家更是这样,我跟我妈妈、我奶奶住在一起,是一个比较冷清的家庭,不是一个大家庭。

  南都:你13岁时,全家离开新兴县到了珠海,是什么契机?

  廖伟棠:我爸在珠海买房子了,我们全家就搬到珠海了。

  南都:13岁,已经是中学生了吧?

  廖伟棠:在珠海拱北中学读书。我从小就爱画画,当时就觉得学习不需要太好,反正我可以考美院。但是到高三高考时,才知道,原来我色弱不能考美院,日语专业又考不上。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雕塑,一个是摄影。我很爱摄影,就选择了摄影。学了两年后,在珠海电视台工作了一年多,然后就来到香港了。

  南都:写诗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廖伟棠:是,十四五岁吧。

  南都:你申请香港身份用了15年,在1997年8月15日,你正式成为香港新移民,成为“001号回归诗人”。

  廖伟棠:是的,我申请了15年。香港回归,推出一个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可以申请香港籍的政策,所以我就第一个被批了,我妹是第二个,我弟是第三个。

  南都:香港的生活跟珠海有什么不同?

  廖伟棠:1996年时,(在珠海)我有两三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算不错的了。实习时我在新闻部,嫌累,就调到技术部。平时没事做,我就天天看书、看电视。甚至带着碟在办公室里看,没人管。当时要来香港,我都蛮舍不得的,我还跟领导说,那个位子先给我留着,说不定我一个月后就回。我们刚搬来香港的时候还是租的房子,一家人挤着,但珠海的房子就很大,三房两厅。我弟他太小了,还没能适应,他感到不适应的是房子一下子变小了,孩子当然就心里难受,大人当然也难受。我比较快融入了香港。其实广东跟香港很密切。第一,我们在广东可以看到香港电视台;另外,我爸经常会回家,他会从香港带很多杂志和书给我看,我对香港的公众话题一点都不陌生;三来,我们的家乡话除了口音外,跟香港话差不多,没有语言的问题。

  我看到我弟弟,觉得他蛮可怜的,就想帮他,比如说他要入学考试,考英语,当时在珠海他才读一年级,根本不懂英语,我和我爸只好辅导他,他那么小的小男孩,背英语背到哭了。大家压力都比在内地大很多。

  南都:那怎么办?

  廖伟棠:作为哥哥我当然不能这样。我拿在珠海电视台的一万元积蓄,带着弟弟妹妹到处去玩,买玩具给他们,请他们吃饭,一个月就把钱花光了。我们全家来香港的第一顿饭是我请客。后来,感觉我爸老了,觉得我要承担家庭压力了。把钱花光后,我去找工作,一开始当然考虑电视台的工作,无线收了我当摄影师,但太累了,我就没去。我又去找了一个摄影师的工作,在一个婚纱影楼当摄影师,干了一天,第二天我连辞职电话都没打,就没去了。我做的那一天拍了一个案子,不断地跟人互动,逗人家笑,挺恶心的,我受不了,一来我太懒了,怕累,二来无意义。

  后来,我就干书店了,来香港第一件事情就是逛书店,看到一家书店聘店员,我就去应聘,那时候香港经济比较好,书店店员的工资竟然比电视台摄影师还要高一点,可能有7000-9000块钱(港元)。我刚进去的话有七八千块钱,做了没多久就升我做店长,在书店也做得挺高兴的。

  南都:是哪一家书店?

  廖伟棠:洪叶书店,现在没有了,当时是香港比较著名的一家二楼文学书店。我去应聘时,已经在内地出过一本诗集了,我就带着那本诗集去应聘。老板问我,喜欢看书吗?我说,我不但喜欢看书,我还写书。我把书拿出来给她看,她看了很欢喜,就聘用我了。

  南都:当时整体大环境如何,工作好找吗?

  廖伟棠:当时还可以,1997到1998年上半年,经济都还是很好,一直到1998年中金融风暴才开始动荡起来。香港很奇怪,即使你一个月内在所有能发表诗歌的刊物都发表一首诗,你的收入也不会比在麦当劳打一个星期工多。比如说去做传媒记者,收入还可能不如一个书店售货员高。香港重体力劳动的工资是很高的,因为没人肯干,所以很多年轻人为了赚快钱就会去做这个。当时我认识一个送书的搬运工,还供他女朋友去澳大利亚留学,很牛。摄影师杜可风来到香港后当搬运工存了一笔钱,然后去北京电影学院读书。诗人黄灿然也是先在香港工厂打工,存了一笔钱后去暨南大学读新闻的。

  南都:钱够用吗?

  廖伟棠:那时候我和我爸爸两万块的收入,扣除租房子七千外,够我们一家五口花了。我弟我妹是不需要交学费的,不用花什么钱。当然,我妹妹出来工作后也有很大改善,我妹妹当中学老师,几万港元的收入,都有帮助。我不喜欢奢侈的生活,只要赚到我买书的钱、旅游的钱,就足够了。为什么我总是不工作但也过得好好的?就是不要跟别人攀比啊,或者说把钱花在一些很无谓的东西上。作为写作者,在任何时候,你只要写,有一个电脑,有一支笔你就可以生存得下去。比如,1998年我在香港第一次辞职了,那是我在书店工作了一年后的事情。当时,我打算靠写作为生,在《明报》和《信报》每隔一个礼拜写一篇书评,一个月纯粹的稿费只有4000多块钱,还要拿钱给家里。这样子过了半年,有一些朋友拉我开书店。

  1998年底,我们开了一家书店,叫东岸书店,我是店长,什么都是我打理,但我干了一年就离开了,一来是书店经营得比较困难,二来我当时盘算着去北京。我从来没做过一份超过两年的工作(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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