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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卡:略谈70后诗人的长诗写作

2012-11-21 09:3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赵卡 阅读

  长诗作为一种晚期风格的可能与不可能
  ——略谈70后诗人的长诗写作

  赵卡

  赵卡


  这些年来70后诗人的丰厚文本生产的确令人瞩目,它是中国当代诗歌史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成就之一,而且,不止是诗歌的成就:庞杂,描述了日常的自我,回忆录式的具有自传性质,充满激情但暴露弱点,拥有压倒性的说服力,诗人的使命感得到了配称落地。在此,我再老生常谈一下,我说的70后诗人应该是在1970年至1976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包括我自己。这个界限似乎划得有点蛮不讲理,我承认它的有点蹊跷的困难程度。但在谈到长诗的时候,我认为一旦涉及到70后诗人,似乎困难的程度就陡然增大了,长期以来隐藏的问题终于浮出了水面:70后诗人有长诗吗?

  70后诗人的历史出场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轻浮与策略性的,对身体感官的公然专注是前几代诗人所不及的,那么,70后诗人极有可能会被视为当代诗歌史中耍流氓的一个群体。历史感在70后诗人的精神谱系里面似乎并不存在,既定的生活则提前充斥了物质的属性,人们往往看到的70后诗人呈现出来的是具备技术和感官的双重美学文本。值得注意的是,此类集成艳俗和波普风格的平面化的诗写其中的一条支流走向了身体意象的漩涡,当色情和庸俗生活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每一首诗完全可以被视作器物美学的滥觞。身体作为器物学里的一种特殊的材料,未曾始料的却是读者的狂热追捧和诗歌史的无情拒斥,这是中国当代诗学景观中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奇迹。当人们诟病70后诗人的身体性也即器物美学文本缺乏灵魂时,恰恰说明了70后诗人的诗写最具人性。(窃以为,对灵魂的严肃性的苛求必将获得恶意的诋毁。)现实如此吊诡,连70后诗人似乎也不曾觉察。在此插一句,正是“下半身”诗人沈浩波推动了集技术和感官的身体美学文本的流行崇拜:精神性第一次让位于肉体感,诗歌的广义消费主义时代来到了。和前几代诗人褒扬人性向善的积极一面相比,70后诗人的无所顾忌的赤裸性,恰是犀利洞察人性深渊中黑暗部分的精准起点。另一条支流则步入了反物质消费主义,比如孙磊、蒋浩、阿翔、广子等,他们的诗写因更深入精神性而更像在重新发现了60年代的部分学院派诗人,就像加缪在1958年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的谦卑表白,“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我便什么也不是。”重于担当和诘问,技术上是洁癖的,善于满足某个方面的读者的某种习惯;他们的诗缺乏娱乐基因,为诗歌辩护,却像极了奢侈品,他们在追求一种艾略特说过的那种“诗歌在尚未被理解之时就会传达自身意味。”阿翔突然有一天这样说,“一个诗人在写作生涯中没有自己的长诗,会好像缺少了什么,这样说,并不是借用长诗来证明自己的综合实力,实际上是不需要证明的。”阿翔其实一直没有说出口的是,抛弃了身体美学崇拜后的诗人,必然走向另一种文本崇拜:象征诗人综合实力的长诗,也就是说,只有长诗才能真正承担诗人的角色身份和自我表达的不二功能。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长诗的小径交叉处,消费主义和反消费主义的诗人们竟意外合流了。

    在我看来,长诗似乎不应仅仅以它的体积和长度来度量,但必要的体积和长度的确是衡量长诗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必讳言,我们对长诗的理解可能正是某种坦诚的曲解。问题就在这个当口及时出来了,晚来的生活和迟到的历史向70后诗人提出了最严峻的问题——若以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甚至里尔克和艾略特为标杆——长诗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们的诗写不会再发生那种未经审视的关乎我们生死的事情了,诗歌只是一种别无选择的生活,但却脱离了崇高步入了粗俗。我说长诗是一种崇高风格,这使得我对我这篇仓促的随笔文章缺少信心。海伦·文德勒论及华莱士·史蒂文斯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崇高的生活是否可能。”史蒂文斯的回答在给理查德·艾伯哈特的信里,他说,“诗歌不是一种文学活动;它是生死攸关之事。”海伦·文德勒认为,“诗歌向史蒂文斯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能不带反讽地好好书写他的生活,他是否能在其中找到崇高,找到一点属人的宏美。”我能从史蒂文斯的话中听出来的意思是,任何涉及生死攸关之事难道不是晚期的召唤?70后诗人的出生注定了是一个缺乏崇高生活可能的事件,而且,还恰恰属于大话叙事的时代,谁敢说,这一代人没有大话崇拜的情结?毛泽东的晚期政治叙事应该是70后诗人的精神启蒙,70后诗人对世界的第一印象便是共产主义式的大话崇拜,导致了我们这一代人缺乏机智和反讽,相反却获得了刻骨铭心的自我贬抑。这一代人的青春期到来之后迅即烟消云散了,野蛮的消费主义充斥了我们的生活,一种几乎致命的悖论不请自来:是因袭一种强加于我们的诗写传统,还是遵循权变的解构革命?口语流只是一个短暂的插科打诨式的误会,70后诗人的心智混乱无一不在他们的书写文本中露出马脚。难怪阿翔心有不甘却又揶揄不止,“死抱着60年代的大腿不放”。

  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还应该包括50年代出生的)有一种广袤的诗写格局,他们出手的长诗是像《〇档案》、《鹰的话语》和《饥饿之年》这样体量的巨无霸。长诗必然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崇高叙事的事物,对70后诗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到达晚期才得以唤醒诗人激情的问题。缺乏对长诗写作发自心底的敬畏是浅薄的,长诗的大而恢宏绝非观念、技术和结构的问题,而是书写中的不断怀疑和自我辩论的结果。对了,叶芝对现代诗下的定义就是“诗是和自我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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