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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夏志华:诗占领语言比用船占领水方向明朗

2012-09-29 21: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时隔十多年了,我还是无法抛开张文兵的《大船》,而从诗著《倾斜》(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中其他的诗入手来谈我对张文兵的诗的理解。对于诗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时间是最正义最为严厉的圭臬,时间不会姑息人的偏爱与友谊,也不会姑息人的浅薄和盲从,更不会姑息从众心理趋动下的人云亦云。大浪淘沙还不会遗失金子,而时间往往会将金子也淘汰掉。记得十多年前我是有《大船》的书写稿的,读被时间收藏在深处的草稿肯定要有更深的感触,但是我翻遍了所有的收藏夹,就是没能找到张文兵十多年前送给我的诗稿。既然十多年了还没法忘却,那我们就重读《大船》——

    ……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一艘大船缓缓而航
    它带着天空和流云的启示出现
    带着全部的悲壮、无尽的往事出现
    它带来了一个大海,一个时间的梦境
    遮盖我的视线和书写,遮盖我的往昔和未来
 
    激荡的大海,宽阔、错动
    一道航线凭空划过
    茫茫的欲望被归拢、提起,被高高地抽象!
    现在我唯一看到的就是这船,这海,这航线
    ……

    读过《大船》的这两小节,整部诗著《倾斜》构建的书写方式和思考脉络突然清晰起来,这个脉络中包含的“方向”“航线”“航程”“追寻”“探究”“生命”“存在”“遭遇”这些极具思考性的意象尤其突出,它们几乎让阅读与诗人当初的书写同步。当读者意识到诗人创造的诗境已经是“阅读者的诗境”后,我们就无法脱离前行中的《大船》给我们提出的文化环境,而只去际会诗的抒情;也不会忽略诗展示的社会特征而拘泥于诗句的优美——《倾斜》中的诗有优美但不是最终目的;有高雅让人逗留但不是诗的最后期待,《倾斜》并不期待我们在优美和高贵的元素上享受平民式的日常抒情,而是期待我们远离传统的审美观念进入他的诗的理性层面,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许是生命存在、社会行为、文化方向等等。如果我们再做纵深理解,目前生命行为表现在文化层次上的生理性享乐,以及人本位主义对文化功能的疏离与去功能化等等诸如此类问题,也是可以从《倾斜》中找得到的。

    当我们读到“激荡的大海、宽阔、错动/一道航线凭空划过”这样的诗句,几乎所有的思维都会被归置到一条航线上来,当然,航线只是这首诗或者整部诗著给我们的一个意向,它就像康德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是不是不断地朝着改善前进”?遇到这一问题,所有的目光就会归拢、聚焦到掌握这条大船的船长身上。而船长这个潜在意象,或许是诗人,或许是大船上一个平凡的船员,或许就是这个茫茫社会中一个在思考的普通生命,或许就是一个表现文化责任的普通公民。人们的周边是“激荡”着“宽阔”“错动”“茫茫的欲望”的大海,每一个生命在激荡的大海上,随时随地都可能听到塞壬女妖致命的歌声。但是《倾斜》告诉我们,诗没有温情的保护意义——诗不是可以塞在耳朵里的蜡,优美的诗句也不可能是一条绳子可以将人绑在船的桅杆上,以免听到塞壬女妖的歌声而投向大海。在苍茫大海上,诗其实仅仅只是诗人的方向。

诗在终结和倾斜境遇下

    《倾斜》这本诗著的背景,正是中国的群体、甚到人类整体面临传统价值处于终结的时期。这个一切处于终结的年代,让所有拥有各种表现手法的人都在思考各自学科所属知识与功能的处境,以及各自学科所涉及到的人的遭遇。比如劳伦斯.卡弘在总结哲学终结时,发现哲学无法关注人类,甚至理不清人与自然这本属简单的关系;丹尼尔.贝尔总结了形意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面对现实总会略显尴尬;约翰.马林斯感到痛楚的是男性的终结,性征展现的特殊精神气质和独特的社会方式被情歌软化;还有令阿瑟. 丹托遗憾的艺术的络结;科斯塔斯.杜齐纳人权的终结;斯科特.拉什断言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让人们沿袭了多个世纪的以上各个方面的知识与传统全面进入终结境遇。据威廉.斯塔诺而言,其实,人们也不再对那些一度发挥过文明作用的东西作什么指望了。张文兵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文化全面崩溃状态下,在人们不再对曾经发挥过文明作用的东西不再指望的境况下,张文兵的诗和他的思考面临着崩溃的文化和东倒西歪的人群践蹋的危险。

    人们对一些发挥过文明作用的东西不再指望什么时,诗人并没有和人群一起后撤和崩溃,当然,一部分诗人看到成群结队的观念崩溃时表现出迷茫,而另一些少数的诗人却用哲学的锚链稳住了独特的思考与书写——张文兵显然属于后者。虽然在受到冲击时他也有过你大船遇到风暴一样的摇摆,但很快他从坍塌废墟中站立起来,重新辨识并确认了诗的功能与责任。这一时期大约是在1994年前后,直至纪交替的那几年,他写下了《西风》《倾斜》《虚构的一年》《书》等具有清醒文化方向的诗作。

    从诗著《倾斜》中,我们较清晰地看到的人的行为和社会行为,虽然人的行为因社会而动,因文化的激荡而起伏,但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因应社会变革出于被动,人的行为致使改写“人的概念”迫在眉睫。如果不重新概定“人”这一概念,人们似乎就不知道人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责,不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人对宇宙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不应该行使什么样的行为——这一切都处于悬疑之中。诗人对这一悬疑当然最为敏感。反应在张文兵的诗中就是寻找与验证。

    “轮机浸透了时间,开始了它的缓慢的觉醒
    轮机,散漫的力量,固执的呈现
    我一生的语言从此开始
    轮机,结构矛盾,梦幻的核心
    我一生的追寻从此开始”

    当诗遭遇人的存在取向的变化,而人急切想知道存在的本质,但又无法确定存在的真正意义,或者人急切想掌握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但其自身的行为又破坏了存在的本质,诗只能面对似是而非的概念而设置的悬疑和陷阱。在这个世纪性的悬疑面前,大部分诗人也许只能寻找自我的情绪与惆怅,而终日忙于忧郁,其忧郁浸润让诗开满了丁香与鸢尾。此时的张文兵是清醒的,他发现“天空无边,大海无边,大船缓慢而行,时间长河中,这一天已经重临:大海升起它的准则”。“准则”这样属于论述、属于哲学的词汇出现在诗中,除了显示诗人与他的诗的清醒外,内在含义上它显然不是一个意象,因为它抽象得与属于艺术的诗相悖,它单一得一般的诗不能容忍。但是它扎扎实实地出现在张文兵的诗中,表现了诗人所寻找与关注的问题。形象的抒情的诗有了直示事物、揭示社会现象本质的气质。这样的理解之下,我们一涉及总结就必然说出:张文兵的诗与当今大部分诗有着迥异的品质——它可能歌唱过鸢尾与丁香,但诗中的鸢尾与丁香作为意象,基本上都是从思考中破茧而出,成为诗中的表达人类命运与文化命运的符号。

    “大海升起它的准则”这样类乎于抽象的诗句在张文兵的《倾斜》中十分丰富,甚至说比比皆是!这样的诗句,一经触动诗的灵魂,诗中任何一个意象,就像大船一样——像承载人类前行的大船一样,作为一个诗歌前提,做为思考的文化条件,反射出即将出现的海岸线及其事物的另一个层面。诗这个时候表现的文化冲动,并不渴求一个远航者表现对海岸线的期待,也不期待目的地对漂流者的收留。

    张文兵进入诗后,发现——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司空见惯,细一琢磨又莫名其妙的现象神秘得像上帝的怪念头。现在想来,一些不足为奇但又实在难以辨析的问题是在“终结的境遇”下出现的。用诗思考必然会遇到上帝的许多怪念头。其怪异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或者是诗人对传统的依念,事实上,传统仅仅只是给生命提供一面镜子。张文兵就是处于一个时代表现出特别多的怪念头的特殊文化环境下进行书写的,比如一些老旧的观念与概念,比如人会犯错误但能修改自己犯下的错误——这就是人。在这样的概念下,诗并没有表现持续的善良与轻信,但复杂的是,目前有关“人”的这个概念不能再概定二十一世的人了,可是人目前还在制订法规与对错标准。

    法规、对错标准、科学与谬论这些障碍在社会演变中退居到终结这个概念上来后,另一类概念就水落石出。在这种社会文化状态下,张文兵的诗歌的文化行为,没有援引知识层面上的真理,也没有借助前人的哲学观念来抵制上帝的一系列怪念头。他在虚构某一年时,他说,“一个人太像另一个人,一些人太像另一些人”,这虚构的“这一年,由谁来表达”?因为涉及时间,涉及连历史都害怕的时间,诗人就把目前的一些荒诞的社会行为当作时间的虚构——他相信这只是时间的虚构,这从诗的骨子里泄露出来的寒流,在早晨、在黑夜、在歌舞声中、在庆典前,表示着对一个时代的荒诞行径的调侃。

    因掌握的资料有限,我没有条件为张文兵的诗作年谱分析,仅就《大船》写作的年代1986年与《虚构的一年》写作的1997年这富足的十多年——文化与变革也同样富足的十年,如《大船》所示,“激荡的大海,宽阔,错动”,文化观念的变迁当然要比一系列诗诞生的先后秩序要重要得多。但是,诗人相信,“不论是什么年代,人们总是首先或是最后——即在最紧要最关键的时候寄希望于诗。数化时代诗也一度成为最坚强留守者,她一度想创造全新的精神气候来抵制数化对诗构想的最后一片领地的侵入。但是,就像里尔克所说,情况不太妙!杜伊诺哀歌四起,而后俄耳甫斯的美妙歌声沉默下来,但即使是沉默,其中仍有新的发端、暗示和变化现出”(引自《数化•诗•精神气候》)。《倾斜》基于这一文化次规律,并没有对社会的倾斜进行虚构,或者说并没有将倾斜的社会文化诗意化,他看到了一切处于颠覆状态,并用超越诗的更理性的手法,启动了一次航行,这就是《大船》出发——但没有一个确定的码头。

    能把《虚构的一年》当作《大船》码头吗?这一问题又牵涉人类是不是不断地朝着改善前进。无论我们怎样淡化这个属于哲学的疑惑,但它始终存留在张文兵的诗中。我们虽然知道诗人的精神秩序、文化排列、思考轨迹并不一定依循年月日而序,诗人某年某月某日的某首诗作,也许与另一个十年后的某首诗思考的是某一个相同的课题,这样的循环性也并不一定依照社会的文化节点来呈现,但是,诗人张文兵的思维却是循着文化演变、价值观、价值取向的“倾斜”及其倾斜程度而进行书写的。当文化观、价值观倾斜得就像树枝快要折断发出咔咔声时,他用诗《硫磺•内心的损耗》、《大海,阶梯》、《建筑的四个面》记下了一些倾斜中断裂的声音。即使在这种境遇下,这些声音同样在试探着回答人类是不是在不断地朝着改善前进这个问题。

    一度与张文兵谈起过目前社会的文化特点,他对我提出的人的特征如数化人、社会特征如数化主义时代并不完全同意,也许在于一个诗人来讲,一些抽象的概念会破坏诗的表达,但是,就目前的诗的社会责任来讲,如果诗还仅仅表达个体的情绪和哀愁,我想张文兵是绝不会同意的!何况,整个一部《倾斜》所表达的,绝不是独自的愁绪,贯穿整部诗著的都是思考而后的大抒写。诗意的思考与表达,其对象不是诗人自己的命运与某时的情绪,而是整个一个时代,就这一点,我自信我理解了《倾斜》的大宗旨。当然我曾经的担忧——如目前还没一个概念、也没有一个诗群可以对抗社会出现的数化主义与数化人倾向。这样的担忧无论是涉及生命,还是涉及社会文化,当张文兵用诗展示的断裂的声音——或许是文化断裂,或许是价值链的断裂——不再让人惊悸时,我才明白诗和普通社会成员一样,实实在在不愿意再为人类承受丁点文化义务了。有些诗人保持的那种充耳不闻的高贵姿态,其实实非高贵而是显得十分无助与可怜!更确切的理论状况是,包括诗“没有一个概念可以对抗数化主义的出现,也没有一个概念可以揭示数化主义的非人性的本质,加上诗的写作者失去了理论指导,那么,诗在二十一世纪,诗的哀歌也深入不到人的心灵。而诗本身要解决的问题似乎太多,首先是诗的存在问题,因为诗‘能够被冷落’就是疑问的充分理由,这一迹象又让人对诗的本质进而产生怀疑。没有什么问题比数化时代推到大家面前的问题更难以解决,在纷呈的多元文化中,如果丢开对一种艺术形式的信念,我们似乎就无法保持一点点接近它的勇气。在这种状态下,数化杜绝了阅读接近她的理由。有一位诗人说,‘在这个一切修辞都显得多余的年代,在这日渐崩溃的文化缩影里,我感到个人困境和生存焦虑的瓦解以及高贵之旅的突然断裂……’。显然,无论数化时代人们是否需要用诗来表述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还是用诗来拓展生命群落所必需要的精神空间,诗意是不以人的需要而存在的”。(引自《数化•诗•精神气候》)。《倾斜》承载了不以人的需要而存在“诗意”,这,让人对诗的担忧可以部分地释然了!

诗遭遇上帝的怪念头

    在某个远古年代,诗也许是上帝的一个怪念头,并让一些诗人用上帝的怪念头来拯救日益平庸、退化的人类。在中国,上帝的怪念头太多了,倾斜的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就是上帝的一个典型的怪念头,国家大剧院、奥林匹克体育场鸟巢、上海的超高金融大楼、杭州湾上如蛇扭曲的跨海大桥,也是上帝的一系列怪念头。为什么中国越来越适宜上帝的怪念头呢!是不是到了二十一世后,上帝睡觉时换了一个姿势,把能够思考的头掉了一个方向,调向了西方,把两只不能思考的脚搁在东方的肚皮上,或者干脆把不能思考的双脚枕在中国的长城和孔庙上,上帝并不思考的脚随便冒出一丝脚气,随便出示一个什么念头,都会让中国人欣喜若狂。东方人的理性因上帝睡姿的改变而消失了吗?中国人的感性因为诗变成长短句而紊乱了吗?在事实面前,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多大距离。

    张文兵在《观察一个人双手抱头的人》中写道,“我在六米之外,观察一个双手抱头的人,他穿着蓝色的衣裳,黑色的皮鞋,他的头低着,他的双手的高度高过他身上其它部位的高度,他双手抱着头//我的烟已将近抽完,我靠在自己的椅子上想/我与他到底有多远的距离,六米吗/(《观察一个人双手抱头的人》)。我想,我们中国人目前与怪念头只剩六米的距离了——这是我确信不疑的。这个距离让人无法目测事物的真相,就像我们从来无法目视上帝的真相一样。因而,我们对价值的面目也无法观察得清楚。更为悲哀的是仅就这么一个距离我们也无法理解诗歌的真相,无法看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面目,我们或许因为一个“六米距离”而无法确定未来。

    与上帝的怪念只剩六米之遥,我们无法接近未来,也使我们失去了诗。其它关注社会行为的文体也发现了这一类盲点,最智慧的哲学也不例外,并首先由哲学引发了讨论。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知识首先是一种“观察”,是对先于观念、先于推理、出现在经验中的现象之把握——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真实性就是如实呈现的观点之后,达梅特的唯实论就实在难以让人来概定两种事物之间的价值关系,何况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陈述以及资本主义的物资陈述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陈述或者它们之们的斗争,一切似乎陷入无根据之中——包括社会中的各个方面,甚至更近一点的数化社会形态。其理论根据在此之中开辟出新的路径的唯实论者认为,关于有争议的类的陈述,其意义与我们所能得到的有利于它们的证据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包含在决定它们的真伪的方式之中,这是由事物的状态决定的,而它的存在不依赖于我们是否掌握有关它们的证据。这就为当前的社会制造了多大兴趣!!真价值不是依据一组判断,也不是依据争论双方的胜利程度,也不是依据双方争论过程中的社会行为组建一套崭新的社会法则,因此,判断失去真实的世界不是因为知识失误,而是因为知识发生了性质变化而后成为城市饲料,而真实世界不再在知识、真理中进行理性上的呈现,而是在感官世界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人终结,进而出现非传统人、非人——数化人,就势在必然。这是人类第一次失去根据后的结局,“人类失据”以致任何判断包括哲学、包括诗等等一切艺术,一时半会无法理解人自己的行为,面对失据后的人类行为,现实也显得慌乱。这就是诗失去文化责任、这就是中国无法找到诗的责任、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上帝的怪念头的原因。

    张文兵的诗面对人类的失据表现得十分平静,虽然他的诗是诗而不是理论表述,他的诗也不是哲学的图解,但是他的诗著<倾斜>表现的平静却有理性和智慧的光芒.,他的大量的诗作表现了对众多非诗歌所属的问题的思考。他的诗带着光泽在错误花园穿行。在错误花园,错误确实比花朵还要美丽,诗人漫步在大地上,他的诗告诉他小草被人工化了,一直不太张扬而目前不太被看好的中国文化也像小草一样被人工化了。人们用最现代最西方的剪刀,将花朵培植、修剪得像错误一样完美……

诗远离忧郁而呈现文化责任

    相对于当今文化和社会行为,张文兵的诗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因而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无论他的诗是针对现代奇怪的观念形态,还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建筑如中央电台新楼,亦或是针对上帝的怪念头,他表达了另类的启示。“斜下来,革命的概念,爱情和幸福的水车/斜下来,室内的写作,写革命、爱情和幸福的纸张/斜下来,萝卜、白菜、金色的车轮/斜下来,这些脆弱的薄如明镜的事物/斜下来——”。充足的企盼下也有充足的勇气,接受“它们斜下来”或者“它们剧裂地斜下来。而事实上,目前的事物失去了垂直性——包括大楼、或者是炫耀人类观念的标志性建筑。“它们斜下来/万物在倾斜/此时,一个平静空白的日子,一块微微抬高的平板/与它们是多么地吻合!啊,多么地吻合!”这首诗事实而外几乎没有泄露诗人的任何主观态度,但是,一个诗人在运用诗来表达集群的忧虑时,我们相们,这种忧虑是理性的,这种忧虑不会来自一个简单的建筑,而是来自社会观念的倾斜。诗评家王家新说,从生活到艺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一方面,“诗是经验”,但另一方面,经验和记忆却不会自动地变为诗。社会行为可能就是文化经验转化为诗的直接动因。乔治•欧康奈尔说,在写作即将展开的初期,某种力量驱使我积攒零星的麦秆和绒毛,吞食石子——这是我知道的全部。人们永远不会发现一只鸟的思维有多么清晰,如果它思考,未来便在筑巢,盛着将被孵化的蛋。如果我们同意乔治•欧康奈尔未来将被孵化,我想,现代社会如花的错误就会孵化出《倾斜》《西风》《剧场》《一块石头》《夜花园》这些诗章。“当月亮悲凉地缺下去,把自己减少到黑暗/我头顶上的花园,被一个明媚的胴体突然打开/一朵玫瑰说出了另一朵玫瑰/一朵花说出了万花的季节/一个花园/它把我一生努力倾斜,并修饰/以便更好地被一块石头碰见”(《夜花园》)。黑夜是持续的,花朵只要经历了冬季也是持续的,但是,如果没有严酷的冬季对错误——就像黑夜减少月亮一样地进行验证,一座花园就会永远地抛弃人类。花朵是美丽的,花园是美丽的,但是花园对人类的抛弃是否美丽呢?!“进入花园,就是打开一本雪一样的书/阅读是颤抖的、迷茫的/阅读是一生中的一次重病、一次闪电/我将一直翻下去,把一朵玫瑰反复深藏/我要静静地掀开这个庞大暗夜/精确地运用月亮背面的形容词/在花瓣的瓣尖小心地把死亡的白蜡歌唱”(《夜花园》)。因此,我们从张文兵的《夜花园》中可以看出,诗在忍受人对文化的背离时,人对自己的抛弃全部放置到了诗人的内心和责任感上。
    只可惜别是,到了一定的重负,坚强的诗也会像脆弱的花瓣一样不堪重负。

    王家新说,“好诗既定义界限,又超越界限,时刻提醒我们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内心的真实和谎言;我们共享的生命之朴素或神秘的质地,它充满了矛盾,无论我们来自何方,说什么样的语言。”(王家新《在“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的致辞》)。张文兵在充满矛盾的现实世界,他用诗为人类启动一艘大船,显然是在界定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如果我们动用简单的联想,船与方向与航线如果有直属关系,人类存在这个最朴素、基本的方式,显然就在张文兵的诗中被孵化。

    这里要谈校正一种认识,即大多数人把张文兵的诗看成是一般的抒情诗,他用生命“把死亡的白蜡歌唱”的外在特征的确也显示出诗的抒情性,当我们看到他的所有的诗都在界定此类或是彼类基本的东西时,他用生命的歌唱对称死亡,或者他的视点进入生命的高视点,因而就可以断定,抒情只是借用诗的表现形式,而内在本质是在诗意地探索人类的存在方向。

    庞朴先生在《中国文化十一讲》中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几大原生文明之一,它是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自发地形成的,很少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必然会有某些鲜明的个性。在论“万物的源头”时,庞朴先生直接用郭店楚简中的《太一生水》来谈中国人的宇宙发生论:“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庞朴先生强调,如此复杂的造物运动,坚定了中国人思维的独特性。其实,中华民族从最质朴的万物的源头获得的观念,并不像庞朴先生所说的那样很少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国文化就出现大角度倾斜,就出现天翻地覆的境况。直接从万物的源头获据文化形态和观念的中国,现在上帝的怪念比比皆是,这是任何一个诗人都无法勿略的。当北岛悲怆的英雄悲歌因唤不醒人们的文化记忆,而终结了诗歌的责任后,很少有诗人再次表现出民族的文化气节而不懈地歌唱了。这也使得张文兵的诗成为文化故园的守望者。一个怕冷的南方人,在“这样的高山,我必须要登上/这样的天空,我必须要减掉/这样的北方,我必须去眺望”(《眺望》)。

诗拒绝呼吸阿布德拉空气

    阿布德拉空气在弥漫,而且浸润到了现在的汉语言中,因为阿布德拉空气浸润到了语言中,我们现在再来读魏兰的〈阿布德拉人的故事〉,就如同现地读张文兵的〈倾斜〉一样,都会发出抒情的笑声。或许张文兵的〈倾斜〉就是读了魏兰的〈阿布德拉人的故事〉而后的笑声。

    在他发出笑声时,他提出了问题,“谁能从书中撕下一页,把它插在明天的风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因为诗人无法弄明白,即使能够将从今天撕下来的书页插到明天的风中,这页书也阻挡不了阿布德拉空气的漫延。这表达了张文兵对诗的怀疑吗?当然!或者在阿布德拉空气中,拒绝主义式写作的张文兵,也在写作中表现过倾向,经历过多重写作的张文兵,无法回避将西绪福斯石头推上山顶,又让它滚下来砸伤写作者们的脚。这些西绪福斯石头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当然西绪福斯石头表现的美学流向,曾表示愿意为写作者们解决表达的障碍,因为诗人们急于想回避阿布德拉空气的愚弄,因为诗人们作家们急于想让民众不受到阿布德拉空气的愚弄,而尽快地揭示真理。如“后现代主义的美学使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挑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现代主义对世界的总体性表示怀疑,但仍然相信艺术有能力洞察现实和人类境况,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却并不指望去揭示深奥的真理。现代主义致力于表达那不可言喻之物,表达那些现实中难以表达的方面,比如那持续不断的感情和思想的溪流。在这方面,它遵循着一套完善的美学传统,即赋予艺术以日常语言所无法掌握的揭示能力。后现代主义则更加强调那无法表达之物本身”。(英丹•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2006年12月版之第二章 审美)。诗人们成熟起来后从少年或是青年诗社走出来,相信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海德格尔、阿多诺、艾略特、庞德和写作〈阿布德拉人的故事〉的魏兰都置身于阿布德拉空气之外,信从强调事物本身以及表达不可言喻之物的观念与方式,可以让他们不再进入阿布德拉中心。但是事实上他们都忽略了阿布德拉空气捎带来的对称体——理性和感性。对诗人们看得最清楚的康德发布红色预警——这在经常面对台风的张文兵是太熟悉不过的景象——在诗拒绝理性的年代,张文兵的目光从古希腊一直阅读到德意志联邦,从中国的战国一直阅读到程朱,张文兵接受了康德的提问——人类是不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如果要问:人类(整体)是不是不断地在朝着改善前进;那么它这里所涉及的就不是人类的自然史(未来是否会出现什么新的人种)而是道德史了;而且还确乎并非是根据种属概念,而是根据在大地上以社会相结合并划分为各个民族的人类的全体”(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之《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商务印书馆2007年)。这个问题搅乱了历史,更搅乱了一系列西绪福斯石头。在这个乱局中,只有部分诗十分珍视这个问题,在中国有王家新的诗,有南野的诗,有欧阳江河和翟永明的诗,有肖开遇的诗,更近一点的也是处境更糟糕的有张文兵的诗——存留着这个提问并思考着这个提问。可惜更前瞻的解释不是来自诗而是来自少数哲学。当然有的时代更多地需要这一解释,有的时代不需要这一解释,或者有的时代有的社会需要解释的强度较弱或是很迷茫。“乘坐大船远航,我们分享着钱币、爱情和死亡/而大海更加浩淼/多我们内心掠走了更多事物/我们的家园,情人用长长的假睫遮盖久远的欲望/她们空洞的情欲,怀大海一样浩茫”。这是1986年代表性的迷茫,也是二十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淡淡的理性性晨曦。虽是这样的诗露出了晨光,但它还无法跳上地平线照亮人们的内心和社会的良知——因这总体上这一晨曦还是默许了阿布德拉式愚蠢。

    是什么让诗遗失了智慧与责任,而让诗解决问题落后于哲学呢!是不是诗有着与人类一样的宿命?难道哲学可以摆脱人类的宿命,而诗就不能?还是来看看康德的问题“人类是不是不断地朝着改善前进”及其他寻找到的三种解决办法(并不是康德的)。康德说,“预测所包括的情形有三种。人类在其道德的天职上,或者是朝着更坏倒退,或者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或者是永远停顿在被创造的世界中自己道德价值的目前阶段(永远环绕着同一点旋转也和这是同一回事)。第一种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的恐怖主义;第二种为幸福主义(如果从广阔的前景来观察进步的鹄的,也可以称之为千年福主义);但是第三种则可以称之为阿布德拉主义;既然道德上的真正停顿乃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场在不断变化着的上升和同样经常而深刻的堕落(仿佛是一场永恒的摇摆),就不过等于主体好像始终停顿和滞留在同一个位置上而已” (德•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之《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商务印书馆2007年)。问题还是留给了不愿意一直“停顿和滞留在同一位置上”的诗与诗人们,直到此时,我们似乎找到了《大船》启航的原因。但是“……这意味着在一个不断建构又不断瓦解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中,任何稳定的形象都是暂时的”(英丹•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2006年12月版之第二章 审美)这一并列型问题出现。这个问题既不是大船的风帆,也不是大船的舵。人类前行失去了动力和方向时,我们、并邀请诗人们听一听康德对有关阿布德拉的解释。关于阿布德拉主义的人类预先决定自己历史的假说,认为“忙忙碌碌的愚蠢乃是我们这个物种的特性;我们匆促地走上善的道路,却又并不坚持走下去,而是为了不至于束缚一个惟一的目的,哪怕就为了仅仅来一次改变,也要把前进的计划颠倒过来;建设就是为了要能破坏,于是我们就把西绪福斯的石头滚上山去为的是好让它再滚下来这样一桩毫无希望的努力加给了我们自己”(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之《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商务印书馆2007年)。人类自身的努力破坏的自身的期待,其实就是为了没有方向的“改变”,如果努力涉及建设,建设也在表达人的愚蠢。诗是唯一没有被西绪福斯滚上山巅石头吗?诗是唯一被西绪福斯滚上山顶而没有滚下的石头吗?!读读张文兵下面的诗吧!

    “火逼出空气轻轻的吼叫,火使空气站立/在我向火焰移动的路上,流星燃烧,陨石坠地/我还要继续与钢铁,过运的火焰相遇/……”。我从《倾斜》选出《金》《木》《水》《火》《土》中择出《火》中的这些诗句,让大家看看,居于西绪福斯山顶与居于火的峰巅的距离,以及用这一距离测量人的力气,比西绪福斯用石头测量人的愚蠢以及永恒的努力要智慧得多,用智慧测量人的愚蠢比用愚蠢(阿布德拉主义)测量人是不朝着改善前进要容易理解得多。张文兵的诗就是在寻找“人类是不是不断地朝着改善前进”这个问题时,不断滚上山顶的石头,它不断地反复地测试人的努力、建设。

言说态度:很大的事小声说

    很小的事情大声说,这是目前这个社会——集体的与个体的、以及诗以外的其它文体——的共同表现!比如说,现在有电视剧,很小的问题就有一群人可着嗓门对着大家喊着说,很小的一个感情纠结,就有一串人排着队对着镜头哭着说;很苍白并且与真理毫不相关的一点总结,就会有人端着朗诵的姿态豪迈地说;几乎用显微镜才能发现的问题,小说就用几十万字喊出来;哪怕是本不理解《论语》,也有人勇敢地站在百家讲坛上对数亿人大声讲,或者像电力十足的高音喇叭大着嗓门夸夸其谈。

    相比大着嗓门的文体们和教授们,诗和诗人冒着日益冷落的境遇,冒着电视镜头的余光根本扫不到的凄凉,本着尊敬汉语的态度,平静地表达着他们并不渺小的主题与发现——这似乎是甘于沉沦,并不,因为张文兵认为,诗是平静的!“诗歌的平静,使得人能够坐下来,慢慢地从众多庞杂的事物中挑出一件事物进行长时间的冥想。这时的诗歌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但是它的虚无的存在推动着我,它像一个游魂,使我离开了机器轰鸣的工厂”(张文兵诗集《倾斜》自序);“在这个时代,一个诗人可以忽略不计,诗歌和文学可以忽略不计,但发生在他(它)周围的事物,那些远去的事物,它们始终是庞大的”(张文兵诗集《倾斜》自序)。诗意的始终是永恒的,永恒的就没有大小高低长短之分,虽然张文兵归根结底始终倾向于微小,但他的诗并不一味地放纵诗人谦虚,在他的大船占领水的时候,在他的大船占领大海的时候,他的诗平静地占领语言。“谁能从书中撕下一页,把它插到明天的风中?”“就这样,在黑夜,在荒凉的农场,在高岗/一个人阅读着另一个人/堆积如山的书中/必有一本书叙述过所有的书,其余的书叙述所有的人”。这些诗句十分平静,平静得干净,这些诗句因其平静,因其没有情绪的修饰,就水落石出似的显示出语言质朴的本质。但是,诗对这些语言的内在占领,使这些语言显出了她的文化方向,就像大船前进使大海有了航线。

    我们无法排斥或是拆离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但是没有诗,语言就是海洋,只有波浪;没有哲学,语言就是沙漠,只有孤烟。只要诗进入语言,就会逐渐闪现时间和比喻,闪现大风中本已或很难脱身的事物,就会闪现大海上的航线,就会闪现沙漠上的方向。方向对于大船,方向对于人类,方向对于生命……,我和诗人一样无法判断与定义,诗人也和我一样无法设置一个结论等候在航线上。考察张文兵的诗——张文兵的诗拒绝理论辨析——如果一定要用批评述语才能向众人转告它的内在世界的话,书写观念是要首先阐明的。

    张文兵的诗不是以感怀为书写基调,不以抒情为惟一表达方式,而以对人类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为基础,因而他的每一首诗表现的事件都是人类事故、生命故事,都是类似于“方向”一样属于人类整体的事件,属于大事。但是,他的诗与当今的其它文体相反,不是用很大的声音说很小的事,而是用很小的声音、很平静的声音说很大的事。或者一定程度上诗的声音是黯哑的,像一块磨砂玻璃改变太阳的射击。克林斯•布鲁克斯说,诗的语言是诡论语言,有着冰冷、机巧和狡黠。在一个充满病态的社会,除无坦诚外,其实任何诡论与狡黠都不会是疾病的对手,而当一个社会把疾病当作时尚,或自化入自然的常态化生活,诗行使机巧的手术刀的手术行为,也无法达到期望的割除与疗效。

    从十九世纪至今,人们或多或少无法辨识疾病,一些艺术大师曾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过人们享受疾病时高贵得吓人的傲慢姿态,因而苏珊•桑塔格说,“浪漫派把疾病当作自己悠哉游哉的生活和逃避资产阶级义务的托辞,为的是只为自己的艺术活着。……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时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尽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度出现了对结核病罗曼蒂克崇拜的某种程度的反击,但是到这个世纪结束,甚至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结核病仍保住了其罗曼蒂克的特征——作为一种优越性的标志,作为一种适宜的弱的标志(它仍是奥尼尔《长夜漫漫路迢迢》中敏感青年艺术家们的疾病。”(美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版P39)。进入二十一世纪,从整体上看,目前将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的程度并不亚于十九世纪的贵族社会。面对如此境况,张文兵的诗有着明确的态度和明确的行动。“一支笔描绘我的身体,写下我的盲肠/一支笔写出我的一生/我的一生都在想着一个想法:割掉盲肠//……解除纠缠,去掉隐喻,割下盲肠/我在黑夜里,反复做着这样的事情,一心想做好一些/这是我在黑暗中唯一的企图,一生中唯一的企图”(张文兵〈倾斜〉之〈企图〉)。显然诗人把“我”——诗的言说者——叠加到一个整体上了,叠加到一个有着明显文化标记的群体符号上了,但我们还是无法离开这首诗,但也无法拘泥于这首,一个民族的疼痛与迫切需要手术的心理,让所有读到这首诗的人都无法离开这首诗创造的诗境。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张文兵肯定有一程度的亲历与体验,但他没有把切肤的经历直接地告诉我们,而是把大家置于一个诗境,虽然这个诗境会让人仁智各见,但诗人通过诗完成他的责任。这正如瓦雷里所说一样,“……诗的境界是完全不规则的,不稳定的,不自主的,脆弱的……一个诗人的职能不是去经历这种诗境,这是私人的事,他的职能是在他人身上创造这种诗境”(法保•瓦雷里《诗与抽象思维:舞蹈与走路》载《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倾斜》就是移置诗境让众人承提文化责任并在一定的艰难境遇下自觉地行使责任。

    “有人写作是为了寻求喝彩,他们的心灵凭空想像或天生具有高贵的品格。我却用我的才华描绘残酷的乐趣!但是,持久、人为的乐趣和人一起开始,也和人一起结束。在上帝神秘的决断中才华不能和残残酷联姻吗?或者,因为残酷,所以就不能有才华?如果你们愿意,只要听我说就能在我的话中看到证据”(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第一支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我从遥远的马尔多罗,把这首马尔多罗之歌,从十九世纪捎来,捎给书写了《倾斜》的诗人张文兵。

2008年10月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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