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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与经验:新诗的阅读期待

2012-09-29 20:3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东东 阅读

 在某种程度上,新诗缺乏的恰恰是天真的读者。天真是读者的美德,这意味着他愿意付出时间、耐心和精力;尤其是对于较有素养的读者,他还必须付出一定的自我,或自我的一部分,为了让另一个不同的自我浮现。这个不同的自我可能引起他的不悦,这就到了经验的层面。有时,这个较有素养的读者会觉得自己做出了牺牲,但这是天真的阅读有时必须付出的代价。——虽然他也可能显示了准确的判断力,和读者的优雅。据说,无论有多么好的音乐会,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只愿意出席一个晚上而不肯重复出席,原因是太浪费时间了。阅读是天真的。这样说不是诋毁而是赞美。

    话说回来,天真也绝不会是空白,因为接受者并非简单的容器。而当天真的读者一旦成为作者,就能够自觉到一些不再天真的心理状态,他开始衡量、甄拔和批判,就好像他面对的是一些不再天真的读者。于是他开始召唤“亡灵读者”。无论怎么看,亡灵读者都应该是作者和现实中的读者的居间调停人。如果作者不能认识到当代读者是当然的读者,就并没有从认知的迷误中走出来;而如果读者不清楚这一点(他甚至不是一个天然的读者),又何谈成为值得尊重的天真的读者?虽然或有的损失一如既往是双向的,但无法补偿作者和读者都应该有的骄傲。

    天真的读者将兴趣转向了其他方面。这是因为,天真的读者要求一种“确信感”,他仿佛觉得新诗并不能满足他的这种需要。或者说,要满足它作品自身需要呈现天真状态,因为天真就是确信。正因为此,生命活动本身,抑或宗教机构、政治团体等等都呼唤和刺激这种天真状态的产生;而根据人类最新的理智成果,凡一种确信必植根于一种语文的成就、语言的结构、修辞的权威,一言以蔽之,也就是诗的韵律。它们最后都要成为“法度谨严”的“典律”。天真的读者寻求某种类宗教的替代品,在阅读过程中体验着自己的死与生,因为宗教正是启发有关生与死的艺术的艺术。

    由此,天真的读者恰恰是不天真的,因为他明明知道确信的困难;而如果他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话,那就是他的胆怯;他毫不费力地附和了博学者的方法,回到既存的形式也就是各种古典的语文。而这一定是那种语文中最伟大的组成部分,或者,至少也得声名显赫。别有用心的读者会选择唐诗,——其实他更可以选择先秦诸子以及更早的典籍,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他要求新诗提供类似的确信感,而忘了唐诗处理的与“确信”有关的问题,并非由唐诗一揽子解决,它甚至只是接受、触及和发展了这些问题,形之于语文的成就、语言的结构、修辞的权威,一言以蔽之,也就是诗的韵律。后者对于天真的读者更有实在的吸引力。因为同样的理由,伯特兰·罗素正确地指出,尼采对伊壁鸠鲁的爱慕如果不解释成是对卢克莱修的景仰,似乎就有些不合道理。而古典文学的另一位伟大读者,弗洛伊德则将神话、古希腊戏剧和莎士比亚的素体诗看成了对个体境遇的深刻隐喻。

    确信感、相信、信仰是幸福的飞翔状态,它拒绝概念的爬行,而必须形之于诗舞蹈着的韵律。这也就牵涉到诗歌的本质,甚而诗与散文的区别。这么大的论题非本文所能承担。但在一定程度上,将诗歌看作是由其外在或表面形式作用的结果,不仅不迂腐反而为开明之论。譬如在老派一点的读者看来,“以文入诗”恰好是当代诗歌的特征和魅力来源之一。——“由文入诗”的确是一些作者对新诗进路的一种想像,超越此阶段,似乎就可以用自然的语言、和着自然的韵律写诗,在目前,作者只在写个别诗时才发现自己自然的语气,而感到一种受了麻痹的兴奋。

    这也足够说明,语言的陌生化还需要一定阶段要走,如果非要给它设置一个“天然的”目标的话。另一方面,如果一位作者一开始就想要做到“天真”,即使他有天才可供成年以后慢慢扩展,以修炼获得一种“修辞的天真”,此时也难免总要流露一些蹩脚怪异出来,不客气地说,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二十年经常看到的。——通常,“文”和“诗”比起来,“文”属于“争议”的领域,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天真的读者会感到惶恐不安。似乎他们碰到的只是强加的韵律,蛮横无礼地要求着他们付出确信感;对新诗语言形式的观察加强了这一印象。

    与这种形式上的不确定相应,则是新诗在精神性格上出现的歧义现象。在这里,读者和作者都别想逃避责任。新诗的确是产生于文化的“断裂”之后,但若就此视之为一种衰落,则是十足的糊涂态度,因为这会关切到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判断。还有,新诗¹新诗自身,它似乎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天真的读者会抱怨新诗中理想的消失,——他本来要借此满足自己的确信感和韵律感,其实恰恰是忽视了理想的多重可能。席勒说:“自然和理想,都是哀伤的客体对象,前者被描述为已经失去的,后者被描述为尚未达到的;但当他们被当作实在的东西呈现在眼前时,他们都成为愉悦的客体对象。于是第一种情况就其严格意义而言,产生了狭义的哀歌,第二种情况就其最广义而言,则产生了广义的牧歌。”席勒已经触及到了现代情感的复杂性,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状态绝非单一,它们同生共长,从而展示了尼采所谓个体“存在的深渊”和“细微过渡的艺术”,以及“与自身情感保持一致”尤其“与爱保持一致”的困难。

    到这里也许可以指出,确信感其实是一直与语言、精神意识的流动联系在一起的,而由它们生发的天真,也是二十世纪很多冲击力极大的哲学思想的性格。其实,这种“怀旧的”性格在随便哪一个当代,都得到现实中的“破碎的”诗的韵律的支持。这就让我们感到诧异,似乎天真的读者还不够天真,要不,他的天真也是“先验的”天真。只有与经验状态联系在一起,它才够格。毕竟,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是一部书而非两部书,而且,事实上,天真与经验一般无二的状态在他不属于这一部书的那些诗里更显得卓异突出。天真的读者对待新诗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和T·S·艾略特对布莱克的态度有些相像,艾略特出于有机文化的理想似乎有理由为布莱克天才的诗的想象力感到惋惜,天真的读者则由于更宽泛的“确信感”而放弃了对于诗的韵律的确信,对流动的句子和词的确信。与艾略特的区别是,他们架空了自己。

200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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