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南方来信 南方美术 南方文学 南方人物 南方评论 南方图库

南方文学

杨厚均:当代文学如何实现理想的审美表达

2012-09-28 16:11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杨厚均 阅读

  理想是人的天性,对理想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也因此,在文学艺术史上,从来不乏表现理想美的伟大作品。但是,人的这种天性并不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能获得发展机会,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乃至获得充分的艺术审美表达。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的时候,对旧有机制的解构是更为现实更为迫切的任务,理想往往成为一种奢望,至多也不过是解构的一种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想与关于理想的艺术被放逐乃是一种必然。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便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生存的。

  但我们不可能生活在无穷无尽的解构之中,尽管解构中也隐含着建构的成分,解构的任务大体完成以后,建构就需要从背景走上前台,在解决了“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等问题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更深层次的愉悦与幸福的问题。

  我们应该做什么,这就是一个理想的问题。

  中国文学在经历了伤痕、反思、先锋叛逆、新写实、身体写作等等诸多在本质上具有解构性的文学实践之后,在理想性、“正极性”表达上能够有何作为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阻碍这种表达的方面很多,在我看来,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具备将理想转化为美的能力?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审美是文学的本质属性,在审美的意义上表现理想,才是真正的关于理想的文学。

  新时期文学是在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的反思中起航的,当时一个热门的话题是对“高大全”人物形象的批判。“理想化” 与“概念化”、“公式化”、“非审美性”等成为同义词,而“真实性”、“人性”、“性格的复杂性”则和“文学性”、“审美性”成为相关联的范畴,在此种表述里,暗含着这样的思维逻辑:理想化往往阻碍着文学的审美性。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向审美性内转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正是文学中理想被放逐的过程。

  不可否认,将理想转化为美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审美遇到的困难或许更大。越是熟悉的东西,越容易产生审美愉悦,这是我们所共知的审美心理。将一种新的理想的东西转化为美的确需要有更强的审美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想与审美的对立。稍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理想与文学中的审美表达其实并不构成必然的矛盾,人类童年时期创作出来的伟大的神话就是理想与美的表达高度统一的文学。即便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在表现理想方面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周立波的乡村题材小说既表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不断确立,同时又给读者以独特的审美愉悦。因此,在今天,树立将理想转化为美的信心、总结文学史特别是与我们在时间上最为接近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学将理想转化为美的有效经验、提高我们将理想转化为美的审美能力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我看来,将理想转化为美,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表现真的理想的问题。什么是真的理想?就是我们发自内心需要的从内心深处努力追寻的并自信能够实现的美好的远大的目标。真的理想本身就是美,除此之外,人们对她的自信与热烈的追寻也给人无限的美的享受,具有无比的感染力量。人类童年时期的神话,美就美在人类始终相信那些今天看起来都遥不可及的目标本身是可以实现的,无论是女娲补天,还是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神话的叙述者始终保持着因相信其目标的可及性而产生的巨大激情。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些表现新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的优秀作品,其成功的基本前提就是作者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在作品中这种理想因为作者的坚信而内化为人物的血肉。在柳青、周立波等人的表现合作化的乡村小说中,我们感受到的正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前景的自信。相对而言,赵树理似乎更多地关注乡村现实处境,关注合作化过程的复杂性,但对合作化前景的自信却同样是内在而强烈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在《三里湾》中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的想象充满了激情,由此而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纯净的如诗如画的美丽场景:“山上、黄沙沟里,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着,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村里村外也都是树林,树林的低处露出好多新房顶。地里的庄稼都整齐化了——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黄了的麦子,另一半又分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区、一个是蔬菜区;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机正在锄草……”而这一时期概念化、公式化描写以及 “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出现,则恰恰是因为真的理想的缺席,作者的所谓“理想”并不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动,而是一种外在的给予,这种理想则只能是“伪理想”,是空想,是被接受的意识形态。

  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从审美的角度来观照这一关系,我们也许能获得一些新的启发。美的产生,源于对自我的确认,而人从根本上来说,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由此人最迫切需要在现实世界层面上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和力量。另一方面,美的产生还与审美者对对象的熟知相关,越是熟知的对象,越能让人感到安全、产生愉悦。相比于理想,我们对现实更多一份亲近。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一般来说,文学艺术在表现现实生活时,更容易让人产生美感。新时期文学向审美性内转与摆脱假大空、表现真实生活的一致性,便是这样的逻辑结果。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现实也并不是单一的现实,它本身存在于一个复杂的时间维度之中,现实与历史与未来理想常常水乳交融;而另一方面,真的理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她内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甚至她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只有在现实中产生理想,只有在现实中发现理想的生存景象,只有在表现现实的过程中表达理想的追寻,这样才能做到理想的表达与美的表达的统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表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优秀作品,事实上也恰恰是那些对现实生活表现细腻的作品。柳青、周立波、赵树理等正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现实生活体验的作家,他们的理想表现从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现实生活领域。柳青不是深入到皇甫屯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笔下的理想人物梁生宝就不会如此有血有肉。周立波举家南迁,回到家乡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这使得他的社会主义理想表现不致蹈空,原汁原味的地方方言、风俗习惯、独特的自然风光、生活劳动场景与他要表现的集体主义理想水乳交融,这不是一个写作技巧的问题,根本的是还在于他具备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理解理想的能力。在这样的意义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成为我们如何把理想与现实生活有机联系起来进而创造出一种关于理想的美的境界的有效资源。

0

热点资讯

© CopyRight 2012-2023, zgnfy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蜀ICP备06009411号-2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常年法律顾问:何霞

本网站是公益性网站,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媒体、公司、企业或个人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站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 移动端
  • App下载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