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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晚年被痛苦困扰 想跳窗不愿用嘴活着

2012-09-28 14:27 来源:南方都市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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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日是中国现代话剧之父、著名剧作家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北京人艺重排演出曹禺的“四大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作为纪念。在北京、天津、湖北、上海,不同形式的演出、展览纪念活动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曹禺现象”也被重新提起:这位23岁就写出《雷雨》的天才剧作家,在39岁之后到他去世的47年间,再没能写出一部令他和观众满意的作品。对此曹禺的女儿万方对南都记者直言不讳:“我父亲被扭曲和异化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他晚年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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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点 

  “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

  2010年9月7日,万方去看纪念曹禺百年诞辰的首场演出——新排的话剧《日出》,陈好饰演陈白露。

  看剧过程中,万方敏感地注意到:在演员对话停顿的间歇,坐得满满的剧场里非常安静。她不由得想起近20年前,父亲曹禺病重在床,让她替他去剧场看一场《雷雨》。

  那天,看完戏回来,曹禺急切地问她:小方子,观众反应如何?“我说,剧场非常安静,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爸爸就特别欣慰,他躺在床上,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好像说,啊放心了。”

  “父亲晚年很少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万方说。9月24日是曹禺的百年诞辰纪念日,而整个九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纪念演出遍地铺开。演出的纪念剧目包括《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这些都是曹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

  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曹禺在毕业前夕写下了《雷雨》,当时他23岁。

  北京人艺的老编剧梁秉堃是曹禺的学生,他掰着手指给南都记者算了一笔账:“从23岁到33岁,十年间曹禺写了七部戏,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等,差不多有五部是可以传世的。而他39岁(开始),(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47年里,只写了两部半戏:《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现在已经没人提。他后半生的创作远远无法与前半生相比。”

  曹禺生前对此有清楚的认识。1983年春天,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应邀来华,到曹禺家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念给米勒听。信中黄永玉对曹禺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这封信被曹禺小心地裱在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里。那天,他让英若诚将信中的话一字一句地翻译给米勒听。米勒事后回忆道:“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

  万方明白父亲的想法,她记得有一阵子曹禺每天都拿这封信出来,看很多遍。上世纪90年代初,曹禺每天忙于各种社会事务的应酬。万方记得,有天夜里她突然听到睡在隔壁的父亲大声喊她,曹禺说:“小方子,我想从窗子里跳下去!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每天用嘴活着!”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有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

  “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万方说。

  2

  天才

  《雷雨》时期创作的狂飙

  原来的曹禺是怎样的?

  1933年,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写完了酝酿五年的四幕话剧《雷雨》。次年,慧眼识珠的巴金在读到《雷雨》后被深深打动,极力推荐后,1934年7月《文学季刊》第三期全文发表了《雷雨》。

  1935年4月,几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将《雷雨》搬上舞台,当时正在东京的郭沫若看后撰文,大赞《雷雨》是一篇难得的力作。

  8月17日,《雷雨》在天津举行国内首次公演,立即引发轰动,评论家李健吾说“《雷雨》现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并赞其为“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6年,上海有剧团演出了《雷雨》。

  曹聚仁曾写道,《雷雨》的演出,使它与“各阶层小市民发生关联,从老妪到少女,都在替这群不幸的孩子们流泪。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有了他们所扮演的《雷雨》”。茅盾后来也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

  曹禺一夜成名。等到1936年,他的新作《日出》发表时,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

  同年,应校长余上沅的邀请,曹禺受聘为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后担任教务主任。大批学生慕其名而报考该校,此时曹禺26岁。

  《雷雨》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是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郭沫若就曾评价:这个戏表现了资产阶级家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鲁迅则在看过《雷雨》日译剧本后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但当时,曹禺的想法跟他们并不一样。在日本首次演出前,吴天、杜宣等留学生曾写信给曹禺,信中说:“为着太长的缘故,把序幕和尾声不得已删去了”。曹禺当即写了回信,表示欢迎他们演出,并谈了他的想法:“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对演出删去序幕和尾声他表示了惋惜。随后他在《雷雨·序》中进一步解释:“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

  曹禺的这封信发表在《杂文(质文)》月刊1935年第2号上。编者在文章后面还写了一个按语:“就这回在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受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当时围绕《雷雨》的讨论,几乎无一例外是关注其中暴露的“社会问题”,比如婚姻问题、家庭问题。

  当时,左派的理论家对曹禺的评价并不高。比如田汉就曾称其对鲁大海的塑造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辱骂和污蔑”。周扬在1937年写的评论也批评《日出》“没有写出帝国主义来”。

  1937年曹禺的第三部大戏,写农民复仇的《原野》在上海演出时,正逢全面抗战爆发,剧场没有几个观众。而在另一个剧院上演的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却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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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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