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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称梁实秋为“滑竿教授”

2012-09-28 11:45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颜坤琰 阅读

  林斤澜和他的老师们 

  作家林斤澜的文学梦肇始于重庆求学时代,他在自述中说:“1941年秋,18岁的我到重庆,进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师从梁实秋、史东山、郑君里、焦菊隐、张骏祥,我也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1941年9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重庆远郊的璧山成立,开设了“电化教育专修科”,相当于今天的电影戏剧专业,著名电影教育家戴公亮任主任。1942年元旦,在北碚北温泉公园后山松林坡成立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随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电化教育专修科”从璧山迁往北碚,成为独立的“国立电化教育专科学校”。林斤澜曾对来访者说:“我读的是电影戏剧,那时候是全国第一家有电影戏剧专业的学校,是最粗糙的,当时也有人注意到了。现在的电影大学,是分导演、编剧、摄影、表演的,但那时候是笼统的,合一的,编导都合一的。”

  1943年,林斤澜考入国立电化教育专科学校时,校址设在北碚郊外的北温泉公园。公园地处缙云山麓、嘉陵江温塘峡畔的一片缓坡上,园内有多处名胜古迹,不仅多姿多彩,景色秀丽,且温汤如玉液琼浆,经常沐浴可以疗疾美容,因此,成了人文荟萃之地。政界高官和社会名流,如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黄炎培、郭沫若、田汉、冰心、阳翰笙、夏衍、赵清阁等,都曾在此休憩、疗养或游玩。林斤澜对北温泉印象深刻,他后来记述道:“林下温泉分流如溪,合洪成瀑,晴日白雾似烟,雨天若喷。”房舍楼阁,掩映在松林之中,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是读书育人的好处所。

  学校白手起家,因陋就简,战争年代能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已属不易。学生大都是从沦陷区流亡来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都怀揣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为抗战学习,为艺术献身。汇聚在这里的教师,都是中国文艺界的翘楚,如梁实秋、焦菊隐、史东山、郑君里、张骏祥、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盛家伦等。

  林斤澜把梁实秋称为“滑竿教授”。那时,梁除了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课外,还兼授坐落在北碚嘉陵江对岸黄桷树的复旦大学的课程。他的寓所就在北碚西郊碚青路(北碚至青木关)旁的“雅舍”。北碚到北温泉有十多里路,坐小轿车他还不够格,坐船要过几个险滩,令人生畏,于是就只有坐滑竿前往。当时,重庆有一种简易的轿子,叫“滑竿”,在两条竹竿间绑一把竹躺椅,上面无遮无盖,由两个力夫抬着前行。梁实秋每天便是乘坐滑竿来上课的,教师中别无二人,于是,林斤澜们便戏称他为“滑竿教授”。寒冬时节,江边山脚时有飞絮般的南国飘雪,朔风凛冽,手僵脚冻,梁实秋为御寒穿戴忒厚实,皮袍、绒帽、脖子上还要围三圈长围巾,形态臃肿,圆滚滚地躺在滑竿上,滑竿一步一颤悠,别具情趣。

  梁实秋下滑竿直奔教室,脸上常漾着微笑。他不看学生,从长袍里掏出一张长纸条,略略扫一眼就开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提到人名书名,便写板书,讲到法国写法文,讲到英国写英文,讲到德国写德文……流亡学生外语水平差,他全然不顾,也不与学生对话交流。下课铃一响,便马上揣纸条,戴帽子,围三圈围巾,立刻上滑竿走人。

  梁实秋有些矜持、清高,从不与别的老师招呼应酬,不管是进步的或不进步的。他上课时教室里经常满座,但鸦雀无声;他讲授的内容充实丰富,知识面广,条理清晰,叙述流畅又生动,颇受学生欢迎。

  史东山在中国电影界算是元老级的导演了,他没有进过正规学校,据说是电报局的报务员出身。当年,在摄影棚里要想学点东西,不论是摄影、灯光、布景、化妆、洗印,都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还要徒弟自己靠乖巧“偷师学艺”,这大概就是史东山的成才经历。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史东山讲的是电影导演课,可他总是讲不出什么名堂来,也没有多少额外的发挥,但他在课堂上的神态、状貌却令人印象深刻。上第一堂课时是初秋,窗外阳光明媚,一边是嘉陵江的波光浪影,一边是缙云山的阵阵松涛。史东山便叫学生们把椅子、凳子搬到院子里坐,他自己则横跨在一张长凳上,时而“骑马”,时而侧身斜坐。说话慢腾腾的,好像在字斟句酌。内容大致是说自己曾到过一所学校,那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教室,山坡上,小板凳,自由讨论……他叙述的这些意象,只有小部分同学能够联想到是“解放区”学校的情景。说这话的时候,是1943年的秋天,白色恐怖正笼罩着山城,史东山却毫无顾忌。他上的第一堂课与电影完全不挨边,更没有牵涉导演专业。当时,史东山才四十出头,蓄着小胡,腰背稍驼,一副资深导演的派头。史东山始终没有给林斤澜们系统地讲授过导演学,他只是零碎地讲了些电影案例,常说到的有斗牛的《碧血狂沙》,英格丽·褒曼的《卡萨布兰卡》等。史东山不仅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授课,他还兼任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编导;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一墙之隔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可能还成了电影戏剧专业学生的见习基地。闲暇时,史东山常与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辑、青年作家蒋星煜促膝谈心,游山玩水。

  提到郑君里,林斤澜说,他是三四十年代引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最初几个人之一,这个表演体系后来风行全国,占据了中国的话剧舞台和银幕。郑君里也不是一个适合教书的人,当时他正好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于是,在课堂上他就大段大段的照搬照抄。郑君里有时穿一身双排扣的黑皮上衣,黑皮马裤。上课时,他要求讲台干净,讲桌上要摆放鲜花……

  焦菊隐讲授“名著选读”。他不住校,每月来北温泉一趟,把课时集中在两三天之内讲授。他瘦高个,背微驼,戴一副大眼镜,衣衫单薄,质地多为布麻,色调老旧,呈现出“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书生模样。焦菊隐留学欧洲,毕业于巴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办过戏校,也曾阔绰过。不过,当时在重庆却穷居陋室,有些寒酸。林斤澜的同学去过他的住所,除了简单的寝具,别无长物;有时甚至以“锅魁”充饥。林斤澜直到晚年都还记得焦菊隐“名著选读”的教法:他手执外文名著一本,挑选一段朗读起来,然后分析、讲解、赞赏,赞赏每占主位。讲到精彩之处,他情绪会陡然激动,有时甚至脸红筋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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