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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为何鄙夷郁达夫:从泛泛之交到撕破脸皮,骂起来毫不手软

2019-08-15 09: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在民国时代的大师中,梁实秋算小字辈,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年龄小,就忌惮前辈们,笔战鲁迅、暗讽老舍,应对起来无不游刃有余。

梁实秋

梁实秋

如果说,与这些前辈的“切磋”算是文学领域内的分歧,那么对郁达夫则是从心底发出的价值观蔑视。

梁实秋比郁达夫小7岁,但他很少像讨厌郁达夫一样讨厌一个人。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叫《清华八年》,其中提到一个细节: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这是梁实秋和郁达夫的第一次接触。后来,郁达夫到北京联系了梁实秋,委托其代办两件事情:访圆明园遗址,逛北京的四等窑子。

洁身自好的梁实秋只承诺了第一件事情,以“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为由拒绝了郁达夫第二件。梁实秋后来说,最后是郁达夫找到他哥哥的车夫,陪他去了一次,表示“甚为满意”。

梁实秋对“纵酒”、“狎妓”这种放纵颓废的生活作风十分排斥。有一次,胡适请大家喝花酒,梁实秋请示了妻子后应邀前往。在陪酒女郎面前,大家都游刃自如,唯独梁实秋如坐针毡。

梁实秋和郁达夫在生活作风方面的迥异,引发了两人在文章中的笔战。这一次,是梁实秋先动的手。1926年初,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叫《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其中提到:

“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人称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

如果单以文本而论,梁实秋是对当时青年男女抒情小说过于注重情绪表达的批判,但是,读过郁达夫的《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就能体会到,这句话未尝不是把郁达夫树成了批判的靶子。

后来的文章中,梁实秋也多次在文章中批评郁达夫,话里话外透着鄙夷,最精彩的是两人在文章中撕破脸皮的对骂。

1928年,梁实秋在《文人有行》一文中,批判文人“纵酒”“狎妓”“不事边幅”“色情狂”“被迫害狂”等生活行为和心理特征,这几个要点简直就是《沉沦》中的“我”,直指郁达夫。

郁达夫在《语丝》中刊文《文人手淫》给予回击:

“文人的批评中国文学,须依据美国的一块白璧德的招牌。……文人所认为中国最大的文学,是内容虽则不必问它而名字却很体面的《道德经》。

文人要做官,要提倡国家主义,要挽回颓风,要服从权势,要束缚青年,所以最要紧的是拥护道德,而不道德的中心似乎是在女性。文人绝对不应该接近女人,而自己一个人回到屋里,尽可以以想像来试试手淫。”

这其中就涉及到梁实秋和郁达夫关于白璧德和卢梭的论争。语言之恶毒,态度之决绝,算是两人为数不多的正面交锋。

5年后,梁实秋干脆在《悼朱湘先生》中直接点名批评郁达夫:

“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

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此真无赖之至。”

梁实秋很看不惯郁达夫整体花天酒地却又在文章里卖惨的行为。林语堂曾致信郁达夫委托其翻译《京华烟云》,并赋上了五千美元的支票。最终,生活狼狈的郁达夫仅翻译了一小部分就没了下文,林语堂也没再追究支票的事情。而梁实秋的这段文字,简直就是活生生地将郁达夫“剥皮示众”,丝毫不留情面。

梁实秋写过不少悼念文章,其中有朋友如徐志摩、朱湘,有曾经的论敌老舍,甚至有终其一生而不和解的鲁迅,但是对郁达夫,他从没专门写过文章,偶尔提到,也是充满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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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15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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