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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竹:翟永明与成都先锋诗歌运动

2012-09-28 09:5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何小竹 阅读

    成都先锋诗歌运动始于1984年和1985年之交。标志性事件是赵野、胡冬、廖西等川大学生联合重庆的高校学生发起的“第三代人”诗歌运动。这一运动因两地学生在某些观念上的分歧而流产,但留下了“第三代人”(或后来通用的“第三代”)这一诗歌命名,并为之后涵盖全国的“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确立了一种精神基调,即:反传统,反价值,反文化。这“三反”的精神基调昭示着“第三代”与“朦胧诗”及其之前的诗歌在审美趣味及语言方式上的彻底决裂。

    但是,由万夏、赵野、杨黎创办的《第三代人》杂志并没能够按照他们预想的样子面世,首先是刊名被修改成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里面的栏目设置囊括了北岛一代诗人的诗歌,“第三代人”只在其中占据了一个并不十分醒目的位置。正如杂志的英文刊名一样,这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诗歌同盟”。在这个同盟中,既有后来的“莽汉主义”旗手李亚伟,早期“莽汉”创始人胡冬、万夏,“非非主义”主将杨黎,“非非”理论和批评家周伦佑、蓝马(王世刚),“他们”诗派主将韩东和于坚;同时也有“朦胧诗”(或“今天”)派的北岛、芒克、杨炼,“五君子”诗歌团体的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柏桦、张枣;“整体主义”的石光华、宋炜、万夏;以及后来成为诗歌烈士的海子(他的一首诗歌的标题“亚洲铜”被用作杂志的一个栏目,栏目下主要编发的是“史诗派”诗人的作品)。

    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先锋诗歌运动产生的第一个诗歌流派是“莽汉主义”。有自己的油印诗刊,有诗歌宣言,有实验作品。发起人为胡冬、万夏、李亚伟。但胡冬、万夏在发起之后即退出(胡冬写起了“九行诗”,万夏加入了“整体”),李亚伟将其支撑着,并联合起马松、胡玉、二毛、梁乐、蔡利华等人,将“莽汉”的旗帜带进了1986年的“大展”。“莽汉”之后,打出流派旗帜的是“非非主义”和“整体主义”。“非非主义”发起人为周伦佑、杨黎、蓝马、尚仲敏(尚之前为重庆《大学生诗报》主编),成员有敬晓东、吉木狼格、小安、刘涛、梁晓明、余刚、海男及笔者等,除杨黎、小安、尚仲敏、刘涛、敬晓东之外,其余人等均不在成都生活。“非非”有自办的铅印刊物,有诗歌宣言和“非非主义”诗歌理论(蓝马的“前文化导言”,周伦佑的“变构”),“非非主义”诗歌批评方法(周伦佑、蓝马的《非非主义小词典》)及实验诗歌。“整体主义”发起人为石光华、宋氏兄弟(宋渠、宋炜)、万夏,成员有刘太亨、张渝、潘家柱、席永君、杨远宏等。“整体”有自己的诗歌主张,诗歌实验,自办有铅印刊物《汉诗》。“五君子”没有宣言,没有自办的刊物,不是一个诗歌流派,只是一个诗歌团体,这一团体的诗歌作品主要在万夏、石光华主编的《汉诗》上发表。《汉诗》还发表那些置身流派和团体之外的成都先锋诗人的作品,如廖亦武、孙文波、肖开愚、杨然等人的作品,以及北京的先锋诗人如海子、西川等人的作品。

    成都先锋诗歌运动从1984年夏天开始,到1989年秋天结束。这个时间段我并不生活在成都,只偶尔到成都出差、开会,这样便认识了其中的部分诗人,建立了友谊,并与之保持着或多或少的通信联系。我到成都的落脚点有三个:蓝马、刘涛夫妇在盐市口转轮街的家(蓝马于1987年从西昌迁居成都);杨黎、小安夫妇在新二村的家;尚仲敏在成都水电校的单身宿舍。1988年,我在蓝马家认识了胡冬,然后胡冬热情地带我去翟永明在社科院的家,认识了翟永明,随行的有蓝马和刘涛。

    我之前已读过翟永明的《女人》和《静安庄》,见到她之后,觉得她的外形和神态都与我阅读其诗歌时对诗人的想象完全吻合,即:神秘、美丽、羞涩,以及淡淡的一点忧伤。她穿着一套有点波西米亚风格的裙装,漆黑的披肩长发,漆黑的眼眸,浓浓的眉毛和丰满的嘴唇。说话声音不大,说完一句话便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墙上挂了一件彝族的百褶裙,墙下的木柜上也摆放着几个彝族的漆器(木碗、木酒壶、木酒杯和木汤勺)。翟永明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跟在画上一样。而事实上,这个时候,她正与画家何多苓生活在一起。她的这种神态(漆黑的长发和漆黑的眼眸)就出现在何多苓的以“小翟”命名的系列油画中。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偶像何多苓,长长的卷发,忧郁的眼神,瘦削而高挑的身材。他出来晃了一下,跟我们打了个招呼,就避进了自己的画室。

    那次见面中,翟永明告诉我,她读过我在《非非》创刊号上发表的那一组以《鬼城》命名的诗(其中有《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很喜欢。这一表示让我受宠若惊,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其实,这组诗与她的《女人》和《静安庄》有气质上的相投(神秘主义,技巧上受“超现实主义”影响)。也可能就是这种“相投”,导致了我与翟姐的友谊从那时开始,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她虽然对我后来发生变化的那些诗歌并不表示十分的赞扬,但却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在诗歌创作上,翟永明有其独立的见解和个性。但她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包容的批评家,对不同风格的诗歌都能予以接纳。也是因为这一性情和气度,使得她在整个成都(乃至全国)的先锋诗歌运动中,与其它流派的诗人均能友好相处,即使偶有批评,也充满了善意。我觉得这不仅仅与其女人身份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其对诗歌的认识有关。她信奉好诗应该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我与她有着相同的认识。

    从1992年我定居成都之后,我们的交往便开始密切起来。我开始亲切地称呼她“小翟”。这其间,我总能及时地通过打印稿或电子邮件读到她最新的诗歌作品,并注意到她在诗歌创作上发生的一系列自觉的变化。这变化首先是她走出了“静安庄”的主观神秘之境,开始将目光投向敞亮的现实世界。所谓“敞亮”,既是语言上的去“意象”化,也是主题及题材上的“介入现实”。用小翟自己的话说,就是“更趋向于在语言和表达上以少胜多”。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一首由六个段落组成的长诗,现实背景为九十年代的成都,直接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变迁的观感,其中有迷惑,有批判,但也有暧昧的认同。从前一些喜爱她的读者有点不适应这种“直白”的诗风了,他们更喜欢那个居于内心世界,以神秘的语词构筑诗性空间的永远穿着一身黑裙的女诗人。但我却觉得,这是小翟由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向“当代诗歌”书写者的脱变。她打开了自己,释放出她更多面的语言天赋。到了2000年之后,她的诗更进入一种自由之境,没有刻意的风格限制,没有为了强化既有身份和符号而固守的题材取向。而是什么都可以写,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翟永明还是个女诗人吗?这个疑问,联想到以前外界赋予她的“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这一标签,好像很理所当然。但在我看来,却是一种偏见和谬论。难道女诗人就只能躲在性别里写作?这一谬论不仅不适用于一个当代的女诗人,就算放在鱼玄机、薛涛以及李清照这些古代的女诗人身上,也是不适用的。她们都写作了大量超越性别的经典佳作。诗人就是诗人,在以诗歌介入现实,抵达事物的本质方面,实在没有什么男女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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