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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非非女诗人秘事

2013-01-05 10:2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翟永明 阅读

  女书诗社是以“非非女诗人”小安和刘涛、杨萍、陈小繁为核心的一个女性写作圈。在此周围聚集了一些更为年轻的女性诗人。“非非家属”(小安语)和“非非女诗人”,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写作圈,除小安和刘涛之外,还有杨黎的第一任女友李娟,吉木狼格的前妻杨萍;几乎集中了八十年代成都和西昌最活跃的女诗人。在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非非女诗人勃发了自己潜在的浪漫气质和被培养出来的奉献精神。她们“青春的柔美中,隐含着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坚毅气度”(注1)。正是这样一种“我把青春献给你”的世世代代的少女情结,使得小安、刘涛,还有别的那些永远隐身在她们著名男人背后的非非家属们,渡过了八十年代光荣、卓然、悲壮、孤绝、神圣的“非非”岁月。顺便说一句,这些大词是从刚刚看到的“后非非”诗人、策动者陈亚平描述“非非秘事”的一篇文章中,剽窃而来的;一如该文标题。特注明出处。

  我一直认为:小安是“非非”中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文本意义上),虽然她并不是非非最重要的成员。小安长期在精神病院工作,现实生活之累,被她用诗歌的美妙激情来平衡。而她的诗歌,也有助于她对现实生活孤独和枯燥的短暂逃逸。相比起用“非非理论”武装起来的非非男诗人,小安的诗仿佛天生就带有非非色彩。在处理最日常的生活常景中,她完成了非非理论所期望的最理想的状态:凸现富有语感的语言本身、用口语和削弱了意义的表达,来传达平淡的诗意。

  刘涛也是“非非”的重要的诗人之一,但是,在我看来,她进入非非之后的诗歌,并不太非非。相反的是,在离开诗坛日久,重新开始写作之后,她的诗才非非起来。刘涛新写的诗,好象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而且,也更接近了非非理论所倡导的那种“从语言开始”进行写作。我以为,正是脱离了非非理论指导下的写作,以及正视自已的语言和来自女性感悟的写作,使得她的诗,实际上补充了非非理论所缺失的文本。与小安一样,她们二人的诗,不亚于非非行列中的男性诗人。

  陈小繁的诗,与其说是非非,还不如说是非非非;或者说后非非。非非理论并没有在文本上,给她太多的影响,她的诗一直都带有她个人非常明显的独特色彩,有些风格甚至与非非的理论指导相去甚远。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我多年来对她作品的了解,但是,这并不影响她一直是非非的坚定成员之一。

  何小竹曾在《我与非非》的文章中,有过一段关于小安被诗坛忽视的剖析。他说:“小安作为杨黎的妻子,事实上,使作为诗人的小安也长期生活在杨黎的‘阴影’之中,从而遭受了 ‘非非’内部和外部有意无意的忽略和回避。这算不算误会中的误会的误会呢?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主要的还是在于批评界的愚蠢和无知。在八十年代,一个 ‘先锋’阵营中的女性诗人,如果她的诗中没有能够用弗络伊德学说进行解说的‘潜意识’流露,没有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的那种死亡意识和自恋、恋父情结,是不会被重视的。一个超越了性别存在而‘从语言开始’进行写作的诗人,小安的诗歌没有受到应有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在这段话中,我同意他的一部分,对另一部份却不敢苟同,这里所说的“批评界的无知与愚蠢”,不知包不包括“非非”内部的批评家?因为“非非”是八十年代众多诗歌流派中,最具理论架构和组织操作规范的一个集体。用何小竹的话说就是“集体整合” :“如果说非非是一个成功的‘品牌’,这个品牌能够被广泛而有效的传播,非非的理论主张和包括名称、刊物设计、‘编后五人谈’等包装手段构成了其中的先决条件,这就象“CI战略”,“非非”的‘品牌理念’和‘视觉识别’系统无疑都是一流的‘创意’。(注2)我们可以从《非非》刊物中大量的批评话语中,读到一众非非男诗人的批评话语。但是,对于他们之中的优秀女诗人的评说和整合,又在哪里?

  其二,一些男性批评家将小安被八十年代诗坛忽视的原因,归结为因为小安的诗歌不在“女性诗歌”的写作行列中,没有象“普拉斯”那样写作。“作为‘非非’诗歌流派里唯一有成就的女诗人,其诗歌恰恰归避了这些关于女性性别意识的概念”,(注2)我更不能同意。我一直在想,将“普拉斯的诗歌”“自白派”,等同于“女性诗歌”,将“女性诗歌”等同于一个流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诗歌批评中最大的误读。普拉斯—自白派—女性诗歌—性反抗,这个流行了二十多年的简单模式,是批评界对女性诗歌最偷懒最简便的一个解读方法。因为很多批评家并未真正去了解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写作要领,而是望文生义地去肢解女性诗歌。要知道,“自白派”的首领人物是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普拉斯只是“自白派”其中一员。而八十年代中期,普拉斯的写作影响了许多中国诗人,包括男诗人。其中柏桦和多多都曾表示深受其影响。“死亡意识”和恋父情结,这只是普拉斯诗歌中的一部份元素。普拉斯诗歌中的表达方式,情感强度和抒情节奏,这才是他们受其影响的缘由。而女性诗歌,是指诗作从女性视角出发、关注女性自身独特体验的作品。女性诗歌中的差异,只是表达形式和风格上的不同。所以,小安和其他非非女诗人的写作,虽未强调、但也从未回避过女性意识和女性性别主题,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在诗中有充足表现,而不是试图“超越性别”。“女书诗社”的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倾向。就象杨萍说的一样:“作为女诗人,小安和刘涛也许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某种主义和观念写作”。她们的写作响应的是自已的心声,同时也是作为女性的心声。诚然,她们是非非成员,且从中得到某种归属感。除此之外,她们是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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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05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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