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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谈中国当代作家在西方

2012-09-28 09:56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石剑峰 阅读

  今年3月,作家毕飞宇凭借《玉米》英文版获得亚洲布克奖,借着获得这一国际文学奖的机会,过去半年,他出席了多场国际文学活动。毕飞宇自己承认,他进入西方市场并不早,至少比莫言、余华晚了十多年,但他也自信在慢慢往上走。尽管中国制造成为西方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中国制造的文学依然还只是点缀,它既不为出版商带来丰厚的利润,也不会有大量读者去阅读讨论,零星的媒体评论也可以让我们兴奋一下。

  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毕飞宇说,西方读者、媒体正在慢慢放下政治偏见,对中国作家的解读从政治、意识形态开始转向文本、小说美学。也就是说,尽管依然存在着过多的政治阐释,但欧美市场毕竟开始把中国当代文学当作文学了。

  石剑峰:中国当代作家在欧美市场上的表现到底如何?

  毕飞宇:当代中国作家在欧美市场的销售,总体上都不太好。面对西方市场,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的机遇最好,同时也最不好,都被我们同时赶上了。为什么说机遇最好?因为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经济在往下走,中国总体在往上走。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关注中国作家,这是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最好的机遇。这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那个时候西方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因素比较重。为什么又说机遇最不好呢?因为经济原因,因为互联网和数字化,整个西方出版业也比较萧条。比如我的《玉米》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尽管宣传力度很大,各大媒体都有比较大的反应,但实际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没有达到我的理想效果。如果换作十年前,市场和影响可能就大不一样,但这实在没办法。当一个市场,百分之八十的小书店都倒闭的时候,书的销量往下走是必然的,这跟作家,跟人、出版商、作品等已经没有必然联系了,尤其是读者的反应没有在你的预期之内。媒体评价与读者反应出现偏差,这是比较遗憾的。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当代作家如今面对西方市场,是最好与最坏并存的时代。

  所以,您最在意的是中国作家在西方市场的实际表现,而不只是那些有些虚的评论和采访。

  毕飞宇:对。一个出版商对作家的信心,最后来自于市场评价,而不是虚的媒体、评论界反应。出版社选择你,你的书不能给他带来利益,甚至做一本亏一本,没有这样的出版商,起码要持平。我的作品在法国市场表现就相对比较好一些,至少没有一本是亏的。

  以法国市场为例,中国作家的书卖多少本才不亏?

  毕飞宇:这跟在中国差不多,三千册差不多就可以持平,到了五千册以上就可以盈利。我的书在法国到底卖了多少本,我也不清楚,他们不会给我具体的数字。虽然我不知道卖多少本,但是有一个硬指标,就是每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你的账上是否会多出钱。哪怕是八块钱都说明你的作品在法国市场上还是在动的,如果没有就说明你的书在他们市场上没了,不再加印了。但这些年至少一直有,不管多少。这说明我的书在法国市场上还是活的。

  而就单纯的市场表现看,在整个西方世界,我还是羡慕莫言和余华。至少从市场上看,他们代表了中国文学,其他任何人跟他俩都有距离,我只能属于后面一个阵营,相对慢慢往上走,慢慢在好,但要追上他俩,还有很长时间。莫言在欧洲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口碑,而余华在美国市场比较成功。莫言和余华在西方的表现,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他们进入欧洲市场比我早十年,他们的作品最早在198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市场上。余华在欧美市场的表现很有趣,他在1990年代就开始在欧洲被介绍,但真正在市场上有很好的表现在我看来是因为《兄弟》,因为《兄弟》,他的其他作品都被带起来了。

  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谈起中国文学在世界,会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情况是很好,跟以前比确实很好;反过来说它很糟糕,就是卖得最好又能怎么样,你跟欧美作家相比,你的差距就在那。我们谈好和坏都是放在一个范畴里来谈的。面对西方市场,我们作家最好的状态就是:永远不要理它。当你面对的这个世界太大的时候,你感到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影响它的时候,真的不要着急刻意去营造什么东西。一个作家你能在国际文坛上发展到何等地步,完全不是仅仅通过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因素太多了。

  在您看来,欧美那些出版商,到底看重中国作家什么,利润还是影响力?

  毕飞宇:我跟我的新代理第一次见面是在法兰克福。当时,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他,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畅销作家,在中国我都不是一个可以给出版社带来巨大利润的作家,把我签下来你从我这儿得不到什么。他说,他非常清楚这一点。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不要替我操心我从哪儿挣钱,你好好写你的小说就行了。挣钱真的很重要,但是在某些点上看,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这是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所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代理人制度非常重要,有了代理人之后你就能成为一个纯粹的作家了,所有的事情都不用烦,完全就是一个商业关系,他把百分之十五拿走,但全心全意地为你服务。我们的关系就是一个银行卡号。

  在今年获得亚洲布克奖后,您在西方参加了一系列文学活动,包括10月您要去法国为新书的法文版做巡回宣传,在您跟西方媒体的交往中,您觉得,他们希望通过您获得什么?

  毕飞宇:我对这次在法国的巡回宣传是有期待的,我愿意把这次工作看成是一个跟西方媒体的对话,然后跟以往的经验做对比。因为我以往面对西方媒体的时候,我坚信我面对的问题跟余华面对的问题几乎是相似的。这次去法国我不知道他们会问什么,但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一定有不一样。时代变了,他们一定渴望听到我对当今中国的看法。过去的二十年,特别是这几年的中国,已经是换了个时代了。在某种意义上看,前面的十七八年可以看作是1989年某种惯性延续,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这跟我今年去领亚洲布克奖的经历有关。获奖之后,BBC记者现场采访我,记者居然对我说,他非常喜欢《玉米》的语言,当然他指的是英文版的。但我依然非常感慨。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时代,第一次有西方媒体跟我讨论小说美学,真真实实地讨论我的小说,我终于意识到他们是把我当作一个好作家来看待了,而不是一个作为政治传声筒或者把我想象成反抗体制的作家来看待了。我记得有一年在欧洲就发过脾气,他们问我的所有问题都是政治,我就跟他们讲,小说家当然关注政治,但我是一个小说家,在我看来生活自身的问题,艺术本身的问题,起码跟政治是等值的,不能永远把我们看成是一个政治之下的写作者。我想,慢慢的,其他作家也会发现媒体开始关心他们真正的写作了。在以前,西方媒体实在太喜欢跟我们谈中国政治了。   但这也有两面性,毕竟借助政治可以让作家更出名,谈文本和小说美学,普通读者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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