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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中国是我的第二个祖国

2019-10-23 09:0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我顶大的心愿,
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能够给一位中国作家。”

马悦然,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海外汉学家

马悦然,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海外汉学家。

他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诗经》《论语》《史记》《尚书》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也曾翻译过《西游记》《水浒传》《辛弃疾词》等中国古典著作,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者。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的夙愿终于实现。

2019年10月17日,马悦然先生在家中离世。《名人面对面》节目组曾在2006年与他面对面,聊了聊他和中国的不解之缘。

名人面对面

回顾 | 马悦然

“我和莫言是老朋友”

六十多年前,一个瑞典小伙因为读了林语堂先生英文版的《生活的艺术》,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好像一个远游的人被一条大河所吸引,不由得想沿河上去看个究竟。或许连这个年轻人自己都没有想到,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条大河,他花了自己一生的时间在这条大河上寻觅、阅读、翻译和思索。他曾经只身前往四川学习当地方言;他也曾经将《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以及北岛、莫言等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出版;最终他当选瑞典文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终身评审。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马悦然。

2006年前后,正处于耄耋之年的他,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尝试——写微型小说。

“我也开始写微型小说了,最短的是208个字吧,最长的不到800个字。我和莫言是老朋友,莫言写的小说就是七八百页,很厚很厚,有天我就说,莫言你的小说写得太多了,你把它删掉一半,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了。有一次,我在《上海文学》第一期,看到他写的莫言小说九段,两个半页,一个小说就是七八百个字,写得非常好。”

近几十年来,马悦然一直游走于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之间,翻译工作占了他生活的很大比重。从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文学到《水浒传》等明清小说、从沈从文、闻一多到苏童、余华等中国当代作家,他无不精通。一名外国汉学家的独特视角成为了透视中国文学界的另一只眼。“85年是非常丰富的一年,出了很多值得看的东西,从85年到现在的20年,我觉得收获很多,有很多新出来的作家,像苏童、余华、韩少功,还有像阿城、冯骥才好像就做别的事了。”

“我不喜欢中国文学这个名字”

与中文文学深厚的渊源,加之作为诺贝尔文学奖惟一精通中文的评审,马悦然自然得到了华人世界的更多关注,他被认为是中国人能否染指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同时他也恪守着自己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

“我不喜欢中国文学这个名字。我喜欢说‘中文文学’,中文文学就是用中文写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大陆、在香港、在台湾、在南亚、在美国、在欧洲,只要用中文写的就是中文文学,中文文学是很有希望的。”

通过好友李锐,马悦然认识了一位颇具特色的山西作家曹乃谦。曹乃谦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本职工作是大同市的一名普通警察,这位号称只用农民语言写作的作家在中国鲜有人知,而在马悦然眼中,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马悦然那几年最为关注的一部作品。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是一个要饭调的一个句子,山西要饭的乞丐,他们唱的是要饭调,但是他们唱的那些内容就是情歌了,跟要饭没有关系。所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就是情歌里的一句话,他写的是那个山村里的74年,文革闹得很厉害的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苦,一个劳动力到年底分红的时候,一个人最多能得到90到100块钱。”

出于对这首情歌和同名小说的情有独钟,马悦然决定亲自前往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温家窑,似乎这样才能让他更切身地体会这部小说所带给他的强烈感受。

马悦然一行住在窑洞里,当地人对他的到来却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没有一个人问他中文是哪学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好友李锐把马悦然介绍给一个97岁的老太太,老太太看他两眼,就说:“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马悦然认为,老太太的意思是说,人都是一样的人,无论是从北欧来的,还是从中国来的,或者从吕梁山来的,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但它们的叫声却不一样,马悦然觉得“鸟也是有方言的”,例如在斯德哥尔摩郊外住着nightingale(夜莺),唱的调子就跟夏天在南方住的不同。如果有一种夜莺,它们既会南方的方言,又会北方的方言,那它或许就是夜莺里的翻译家。而马悦然注定就会成为这样一只自由翱翔的“夜莺”。早年间他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来由于对中国禅宗的喜爱,这只“夜莺”闯入了中文世界,最初他来到了乐山、峨嵋,在那里他自由地飞舞和鸣,即使在多年后,他对这段美好的回忆也历历在目。

“我去年带十个亲戚到峨嵋、成都、西安、北京,玩得非常好。在峨嵋呆了一个星期,每天下雨,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告诉他们,要是天气好的话,你们从这就可以看得见西藏的雪山,可以看见成都的平原了。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他们还是很高兴。”

“中国是我的第二个祖国”

从2006年往前再推四年,节目组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对马悦然做过一次专访。他定居在那里,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或许你无法想象,在他学习中文之初,竟然有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的。

“我开始读《道德经》的译文,不过我很怀疑英译文、法译文,它们能不能把《道德经》的真正精神原本给译出来。我读了以后,就给高本汉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去看他,他说可以,我问他,哪一个译本是最好的,他说它们都不行,必须读原文,有一个是他自己做的,但是没有发表,他就把稿子给我读,过了一个星期我还给他,他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学中文呢?我说我很愿意学,他说,你八月底来,我就教你。”

跟随高本汉学习汉语不久,马悦然幸运地获得了前往中国四川学习的机会,到达四川后,他的足迹先后踏遍了重庆、成都、乐山和峨嵋。这段经历成为他汉学研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最让马悦然难忘的是,在此期间,他遇到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

在成都,马悦然爱上了陈行可教授家的二女儿陈宁祖 。正当马悦然坠入爱河的时候,他却被成都当局告知,他必须在两周之内离开。经过十几天的颠沛周折,马悦然终于坐汽车从成都到重庆,又坐轮船从重庆到武汉,再坐火车从武汉到广州,等到箱子和人都过了罗湖桥来到九龙的时候,他满心惆怅地问自己:“可是我的心在哪儿呢?”。

“知道我必须要离开成都的时候,我心里比较难过,因为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小姑娘了,莫得办法,还是得离开,到了香港,我就给她父亲打了一个电报,问他我能不能跟他女儿结婚,她父亲回了我的电报,说可以。”

1950年9月24日,马悦然与成都姑娘陈宁祖在香港结婚,从此他们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直至1996年宁祖在瑞典辞世。多年后,马悦然将他对妻子的回忆和思念以及汉语研究中的点点滴滴整理结集,出版了《另一种乡愁》一书。

“我认为中国是我的第二个祖国了,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属于东方文化的。”

来源:凤凰卫视中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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