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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我想要的是生活的一切

2020-05-06 10:0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4月14日

波伏娃逝世纪念日

Simone de Beauvoir

1908年1月9日 - 1986年4月14日

西蒙娜·德·波伏娃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波伏娃

巴黎的天总是湛蓝湛蓝的,但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巴黎却阴的让人发怵……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德·波伏娃去世了,终年七十八岁。时间倒退6年整,波伏娃曾在萨特的墓志铭上写道:“他的死使我们分开了,而我的死将使我们团聚”。恰巧的是,在萨特离世几乎整六年的那一时刻,她与他永远地合葬在一起。

根据波伏娃的遗愿,她的遗体葬在蒙巴那斯公墓离大门不远的灰色墙根下,紧挨着萨特的墓,两人的墓碑上都没有任何头衔和颂词,朴素的像淡色的蔷薇和傲世的荆棘,与周围那些高大气派、装饰豪华的墓碑形成鲜明的对照。

都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没有婚姻爱情则死无葬身之地。但之于一生未婚的萨特和波伏娃而言,幸运的是,他们不仅拥有了爱情,并都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如果说萨特是为了写作而活着,那么这个伴随了他大半生的女人波伏娃就是为了生活而活着,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想要的是生活的一切。”

01

少女时代

当生活乱了套时,文学就出现了

波伏娃于1908 年1月9 日出生于巴黎比较守旧的富裕家庭。父亲乔治出身官宦之家,是一名律师,母亲弗朗索瓦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他们两人十分热爱诗歌和戏剧,常常是母亲弹奏钢琴,父亲背诵她喜爱的戏剧独白。他们的一些朋友经常造访,他们的客厅变成了剧院的后台。

关于她的幼年时期,波伏娃反复形容当时她“非常非常的幸福”。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3 岁时即开始阅读。她的聪慧和思维的敏捷让家人吃惊,大家鼓励她,为她精心挑选了许多书籍。她很快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父亲乔治让波伏娃树立起对文学的信仰,并向她灌输“世上没有什么比成为作家更好”。7 岁时,西蒙娜便创作了《玛格丽特的不幸》和《笨蛋的一家》。

1913 年,波伏娃被送进了巴黎的一所名为德西尔的寄宿学校。上学让西蒙娜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她觉得自己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她的好奇心包罗万象,她积极地获取所有知识,她发现可以在学习中不断超越自我。8 岁时,西蒙娜开始阅读英语小说片段,对于她来说,阅读永远是最大的冒险,从中可以收获最多的映像和观点,这种收获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乐趣。“我感受到了我童年最大的快乐之一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我发狂似的自言自语。现实已经超越了我最具野心的梦想:在我面前天堂打开了大门,向我展示了我从未见过的绚丽美景。”

14岁时波伏娃的家庭经历了一场悲剧,她那身为银行家的外祖父遭遇司法审判宣布破产,他拥有的一切都灰飞烟灭,所有家庭成员都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波伏娃的母亲失去了家庭的资助,乔治的家庭也失去了丰厚的经济来源。父亲的收入十分微薄,这个家庭陷入了经济危机。

波伏娃的母亲觉得自己应该对家里的经济状况负责,因为她本应该有丰厚的嫁妆和资产。“在她的一生中,她在他面前都觉得自己犯了错误。”家庭气氛十分沉重,动不动就吵架。父亲只给母亲很少的钱来维持家庭开销,但是她不敢找自己的丈夫要钱,任何要求都会招来一通吼叫。西蒙娜后来回忆说:“耳光、抱怨、吵架,不仅是在家人面前,甚至有客来访时也是如此。”

暴风雨中也会有一线蓝天,这就是父亲对文学的崇拜。他认为在创造性的才华面前,权势、金钱、上流社会的成功都不再重要。波伏娃清楚女人也可以在这个领域获得荣耀,而不是像她母亲那样无声无息地度过一生。15 岁的时候有人问她:“你以后想做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成为一名作家。”

这种坚定的信念给了她内心极大的安全感,她将来的职业生涯将完全取决于她的学习和智慧。她的将来已经被描画好,她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分散过自己的精力。家庭的困难改变不了她的人生轨迹。总有一天,她会在经济上独立并获得自己的荣耀。

02

青春岁月:

风景既是目光,只为自己存在

1925 年,法国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也想换个角度来看待生活。塞纳河沿岸的装饰艺术展从协和广场一直延伸到夏悠宫,这是所有新鲜事物的缩影。巴黎年轻的女工人、女雇员、女打字员都在模仿好莱坞电影中人物的行为举止,人们开始用“被解放”“行为放任”“无拘无束”等词来形容女性。

此时的西蒙娜已经17 岁了,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在父亲的鼓励下,西蒙娜开始攻读三个学士学位:文学、哲学和数学。为了完成她的学业,她向自己庄严宣誓:“绝不虚度光阴!”她为自己虔诚的追求制订了规划,从此时间变得神圣。

她不断压缩睡眠时间,梳洗的时间也减到了最少。她出现在餐桌旁时也总是带着她的语法书,嘴里咕噜着希腊语变位。有时会在餐桌旁边放个本子,头也不抬地在上面写满方程式。在家里,大家都为她“落拓不羁”感到惊奇。

她不在意任何人的看法,专心致志地为自己的目标奋斗。她竭尽全力,而且一天比一天用功。她经常去拉丁区的书店里贪婪地看书,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她在奥德翁街七号的“书友之家”和对面人行道上的莎士比亚书店预订书籍,在这里波伏娃读遍了所有的藏书,并初步学会了写作。

父母为她选择的道路哀叹不已,他们努力让她相信她的爱好和想法都会导致她的自我毁灭。讨论、论证都不会得出任何结果,大家各执己见。但在争执中波伏娃并没有输,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那时,她开始怀疑自己所受的基础教育:宗教、女子特征、政治。在和父亲无休止的争论中,她时常起来反抗。她特别反对父亲的婚姻观念。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男人一样,他认为丈夫有权“在婚姻的契约上划上几刀”,但是妻子却必须永远保持贞洁、清白、忠诚。波伏娃知道父亲和其他女人有染,而母亲却忍气吞声。为此波伏娃十分愤怒,她是不允许夫妻的一方欺骗另一方的,她宣称男人和女人其实是相同的人,要求他们相互尊重,绝对平等。

18岁时,她已经觉得自己“性格鲜明、受人排斥、与众不同”。她决定和自己交流,她开始写作,以多重身份来记录自己的生活。“我就是风景和目光;我只通过自己存在,也只为自己而存在。”从那时起,她似乎已经成为一名存在主义者了。

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女孩儿上大学还是新鲜事。而此时的波伏娃已进入索邦大学学习。1926 年 3月,西蒙娜以优良的评语拿到了文学学位证书,这是非常罕见的。她的老师建议她攻读哲学学士学位,于是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学中。她读了柏拉图、叔本华、莱布尼兹和柏格森的著作,哲学加强了她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能力。1927 年 6月的考试中,西蒙娜以优良的成绩获得了普通哲学学位证书。

1928年,对于还不到21岁的波伏娃来说,这是她学业的最后一年,又是转折的一年。结束了哲学学士学位的学习后,她决定准备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证书的考试。在索邦大学的图书馆里,她积极准备着考试,并开始动手创作她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我已经开始察觉到未来正在步步逼近,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文学是必不可少的。我以前在太年轻的时候有理由不去写本毫无希望的书,现在我想同时道出生活的悲惨和美丽 现在我已准备好了迎接一些其他的东西:在等待中,遗憾正在化为乌有。”她在日记本上描述了她融入这个世界所感受的快乐。

03

邂逅萨特 :

在她身上找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1929 年大中学校教师资格会考的题目是“自由与偶然”,这个题目完全是为我们将来的存在主义者们量身定做的。波伏娃与为数不多的考生在考场相遇,他们大多来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其中一名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萨特对这个来自索邦大学的女生十分注意。在考试间隙的交谈中,他对波伏娃敏捷的才思与准确的表达能力十分欣赏,他给她起名“海狸”,他说:“海狸总是成群结队出现,而且他们有着极具建设性的思维。”这个绰号跟随了波伏娃一生。

两天笔试结束后,还要准备口试。此时,萨特邀请波伏娃和他一起备考。波伏娃和萨特都经常说起他们生命中的这段插曲。在准备口试的那15 天里,他们只在睡觉时才被分开。他们谈话的内容包含文学、艺术和哲学。他们都有着深沉而狂热的激情,常常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两人都入了迷。萨特鼓励波伏娃无论如何要坚持对文学的爱好,对生活的热情、好奇心以及写作愿望。

公布考试结果的那一天,萨特和波伏娃都来到了考场,结果被告知,他们俩分别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获得了法国大中学哲学教师的资格。此时萨特意味深长地对波伏娃说:“从现在起,我将对您负责。”

于是法国最年轻的取得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的女人坐火车去利木赞度假,而萨特借口写作将去那儿和她会面,他们在那里进行了热烈的交谈。清晨,波伏娃穿过田野去找萨特,直到城堡的钟声响起。他们在田野里讨论了四天之后,波伏娃就意识到“即使谈话进行到世界末日,我可能还是会觉得时间太短了”,于是 20 世纪最独特的爱情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波伏娃后来回忆道:“那个夏季,我好像被闪电所击,一见钟情那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当我在 8月初向他告别时,我早已感觉到他再也无法离开我的一生了。”

然而,幸福并非如此简单。对波伏娃而言,和萨特的相识带来了快乐,也伴随着困扰。萨特并不认同一夫一妻制。他解释说性关系不应该和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紧密相连,一夫一妻制源于教会和教会的婚姻观。他承认他和波伏娃刚刚产生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关系,他们的融洽可能会持续一辈子。但是这并不能代替其他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乐趣。在成为情人之前,他们是作家,分享各自的精力然后创作。萨特说:“我们之间存在着无可取代的爱情,我们各自也会有些偶然发生的爱情。”

波伏娃接受了这个方案,因为这也符合她的信念。她父亲的不忠与母亲的不幸对她影响很深。她拒绝婚姻,认为婚姻必然会伴随着谎言、欺骗和婚外情。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中,个体无法保持真实。因此她决定和萨特之间创造一种新关系,他们对于彼此关系的看法中最独特的就是女人也应该有好几个男人。她的观点非常大胆,她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样独立地过完一生。她经济上不依赖任何人,她对萨特的爱让她的自由有了保障,而且也是对幸福最完美的诠释。

夜幕降临时,这对年轻的情侣背靠背坐在卡鲁塞尔公园的长椅上,做出了世上最坦诚又最伤风化的誓言。他们当时没有料到,15 年后,这个城市会回荡他们的名字,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奇怪的赌局竟然赢了。

萨特一生中说过多次:“波伏娃身上最奇特的是,她有着男人的智慧 和女人的多愁善感 也就是说,我在她身上找到了我想要的一切。”“我们相互帮助,并因此形成了具有巨大力量的一对 当我和西蒙娜共同构筑的这个联邦达到最完美的境界时,就变成了一种夏天般炽热的无法抵挡的幸福。”

对波伏娃来说,萨特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爱人。除了萨特的死,任何情况都不能把萨特从她生命中夺走。在《盛年》中,她向读者解释说:“我一生中从未碰到过有人像我一样幸运,也没有任何人像我这样不屈不挠地追求幸福。自从我碰触到幸福,它就变成了我唯一的事业。如果有人给我荣耀,如果荣耀是幸福的葬礼,哪怕它是辉煌的,我也会拒绝。幸福不仅仅是一种令我激动的东西,它还告诉了我存在的意义和世界的真相。”

04

《第二性》:女人是后天变成的

在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契约中有一条原则十分重要,那就是他们永远不欺骗对方,尤其是不能隐瞒对方任何事情。他们分享一切:工作、计划、经历。他们将如实告知对方他们的偶然爱情。这种透明的原则使这对男女可以尽可能准确地知道对于另一个性别来说生活和爱情分别意味着什么。这是两位作家馈赠对方最好的礼物,他们共同创作的作品中,彼此的经历和各自肉体的感受都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

与萨特以及其他情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使波伏娃了解了男女两性对于婚姻和爱情的态度。“爱情这个词对于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来说根本就不是同一种含义,很多导致恋人分手的重大误会都源于此 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不过是一种消遣,但是对于女人来说,爱情就是生活本身。”

“和某个人维持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不管怎样都是一种巨大的恩惠,它有着无穷的价值。”但是她也承认在爱情生活中实行的透明原则存在危险 “:我经常观察到某种形式的忠诚,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虚伪;他坦承对她的不忠实是一种补偿,而实际上这是对对方一次双重强暴。”

波伏娃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早在学生时代她就已经投身女权运动,主张妇女有权选择生育的时间或是拒绝生育。那时她就认为流产不应该是违法行为,身体是自己的,在自己身体里的一切又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25 年后,她用自己墓志铭般的名言“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变成的”动摇了社会的根基。

1949 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国出版,波伏娃在书中以存在主义的思维提出了这个著名的观点,这句话的进一步解释是: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硬安在她们头上的,是用来限制她们自由的。这一观点犹如炸弹,震动了整个社会。

波伏娃为她的书的封面选了一句话:“女人,这个陌生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巴黎竞赛报》用整整七页来介绍这篇论著:“一个女人号召女人们追求自由。她可能是男人的历史中出现的第一个女哲学家,是她从人类伟大的冒险活动中分离出她的性别哲学。”《巴黎竞赛报》认为,波伏娃向她的读者们提出了所有当代女性为之焦虑的有代表性的问题:生活上的自由、流产、卖淫、结婚和离婚、无痛分娩等等。

这本书被尊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被认为是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基石。《第二性》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两种极端的反应:梵蒂冈直接把它列为禁书,而女性主义者却把它奉为《圣经》。波伏娃俨然成了所有想要改变女性命运的女人的化身,一个女权斗士,一代文化偶像。

1953 年《第二性》被译成英语,在英语国家售出了 200万册,并被译成 18 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她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女权主义作家,她的作品一直都很受欢迎,并且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掀起了科学界妇女研究的高潮。

《第二性》未面世时,波伏娃不论从生活上还是文学上都被认为是萨特的附庸。而《第二性》的出版和轰动,使她地位陡升,终于从萨特的背后走向了前台,影响力与日俱增,甚至超过了萨特。1954 年,波伏娃的另一部小说《达官贵人》出版,并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被击败的候选人是萨特和尼赞。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大学成立了专门研究妇女问题的专业和院系,并把《第二性》用作基础教材,它对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就像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共产党人思想上的参照物一样,如今全世界的女权主义者都把《第二性》当作经典来引证。”

05

无法复制的爱情,爱是智慧

波伏娃与萨特是 20 世纪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一对,他们的关系尽人皆知。很多人想以他们为榜样,决定让自己的爱情生活超越一切规则的束缚。但是大多数试图模仿他们的男男女女并不清楚他们的思想行为方式,他们是独特的、无法复制的一对。

他们有各自的住所,从来没有一起生活过。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义务,也没有任何约束。他们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各自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他们对对方任何的感情和行为都不做评价,他们共享这绝对的自由。

他们在餐馆吃饭,在咖啡馆写作。有时只有他们俩,有时和朋友们在一起。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对男人来说并不稀奇,可是对于女人来说却是惊世骇俗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过萨特对自由的实践,却有很多人猛烈抨击波伏娃,因为人们还难以接受一个女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爱情、学业、文学和自由。50 年来,坚不可摧的友谊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一起做决定,“思想几乎也是共同发展的”。萨特全部的哲学作品都是和波伏娃一起起草的,里面包含的是他们共同的哲学观点。他们有共同的思想体系,每份手稿都是经过对方严格审查的。他们这样合作了30 年。他们成功地把两个人的生活变成了双重生活,而不是简单地合二为一。“我们俩就是一个人。”波伏娃说。1977 年萨特也解释说:“存在一种深入的关系,它不时成功地塑造一个个体——一个我们,这个我们不是两个你,而是真真切切的一个我们,我的一生中和西蒙娜 · 德 · 波伏娃共同形成了这个我们。”他们的这种关系持续了51年,直到萨特病逝。波伏娃去世后,她和萨特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这是偶然,也是机遇:两位同样天赋出众的作家相遇了,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只适合他们自己的默契关系,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心的断续”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的“偶然爱情”。他们创造并体验了爱的艺术,他们让我们如痴如醉,因为在所有与众不同的人物所能给予我们的馈赠中,他们给了我们最稀有又是最普通的东西:爱情。他们在公众面前相爱多年,在我们眼里他们是既真实又虚幻的。他们的爱情贯穿他们的小说情节,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他们在这样的爱情中创造了新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能够在 50 年的时间里日复一日地让生活保持新鲜,这的确是一种罕见的成功。这对恋人,给这半个世纪留下了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哲学。

这世界最美好的东西,无外乎两种,第一是爱,第二是自由。那么,一个人,可以既拥有爱又拥有自由吗?或许波伏娃,她就做到了。她不仅拥有爱与自由,她还幸运的拥有别人羡慕的文学成就和举世名声。

哪怕在她四十多岁荷尔蒙减少、更年期来临之时,依然有小她多年的少年郎向她扑来。男人可以将性、爱、婚分得清清楚楚,可女人正如西蒙所言:当女人倒下来的时候,注定是要受奴役的。可波伏娃也做到了这点,她也可以把性、爱、婚分得清清楚楚。

波伏娃的选择是她对自己思想体系的践行。所有人为自己负责,隐藏的另一层含义便是,任何人无须为对方负责,互不亏欠,互不承担;而直面作为生存主体的孤独,意味着,任何和他人的关系相对于个人的主体性都可以是短暂的、临时的、次要的。这个,才是波伏娃从自己的理论出发,接受的那份契约的真实内涵。所以,没有婚姻,消灭独占的欲望,战胜嫉妒,彼此都可以去爱任何人,只要愿意。

只是,像许多传奇女性一样,波伏娃一生没有孩子。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一直备受人们关注。他们曾就一些敏感问题回答过记者的提问。谈到不生孩子的选择,波伏娃说:“对我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对养育小孩这件事本身感到厌恶。当我还很年轻,并憧憬着与表兄杰克缔结一个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时,我也许想要有小孩。但我与萨特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础上,因此我从无生小孩的欲望。我并没有特别的欲望去复制一个萨特。”

当波伏娃的崇拜者对她说:“您拒绝孩子,婚姻,这太浪漫了。”她沉默不语,转身望向车窗外。于传奇的女人来说,风华绝代,这个词形容最为贴切。因为自己太出色,就算有后辈也难以超越且显得平庸。或者说,她已经够风华够幸运,以至于花光了后代的所有运气。

她和萨特的结合是爱情形式伟大的临床实验,有人说成功了,有人说失败了。说不清楚。这种说不清楚是源于我们无法超越来自人性自身的局限,这种局限或许不见得是道德的、自觉的,但确实存在。

诚如作家蒋勋所言“爱情的问题真的很复杂,如果要下一个结论,我想,真正的爱是智慧。”

文 | 颜红,赵格羽,唐玉清等

文章来源@如学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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