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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介甫:上世纪20年代的沈从文

2018-10-15 09:07 来源:界面新闻 阅读

【专访】美汉学家金介甫:上世纪20年代的沈从文 自怜自艾又一腔怒火


“有些问题,我很希望问他,当时却没问,现在已经没办法问了。”70岁的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说。9月底,金介甫来到中国上海,采访开始之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迎新宾馆里,他将再版的《沈从文传》装了整整一箱,这是他准备寄送给朋友的。

30年前,这本传记的中文版首次出版,在此之后,金介甫的研究方向也由沈从文转向了中国新历史小说、法制小说和侦探小说。他说自己对沈从文的研究是多年前的事了,所以有些细节记不精确了,要以他书中的内容为准——然而,他还清晰地记得和沈从文及其夫人张兆和第一次吃饭的情形。那是在北京友谊宾馆,“饭店的装潢是苏联式的,还放着邓丽君的卡带,一顿饭算下来不怎么贵,需要用外汇券付。”

 

金介甫在中国

金介甫在中国

1977年,金介甫以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民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又由论文修订改编成了《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一书。在来到中国采访沈从文之前,他以为不会有与沈从文交谈的机会,“那时美国有谣言,说沈从文已经死了。后来我写信给知情人确认,才知道他还活着,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所工作。”金介甫说。在来到中国之前,他已经将在各地搜集到的沈从文作品——包括在哈佛图书馆看到的《文学杂志》《大公报》刊载的沈从文小说,还有从香港购得的30年代沈从文小说选——分别标记了出处和篇名,制作成了一整套索引卡片。后来,他将这套卡片的复印件带到了中国,留在了沈从文的家中。

上世纪80年代,金介甫获得中美学术交流会的奖学金来到中国,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金介甫说,当时外国人来中国需要有陪同,陪同者也跟随他去了浙江、湘西等地),见到了沈从文。那时沈从文和张兆和刚搬入新家,住房条件大大改善,对待金介甫的访谈,沈从文的精神状态也显得放松,“沈从文一点儿也不像个老头,反而像小孩子一样,常常说笑。他说笑话时,半捂着嘴,凑到你耳朵跟前。这好像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习惯。”然而,文学是访谈中不能触碰的主题,“那时丁玲对他进行了批评,文学是他最敏感的地方。”金介甫曾问过沈从文,他对丁玲的早期作品有什么影响,他只是笑而不答。

如此一来,金介甫只能绕开沈从文的“忌讳”,从湘西的地方史聊起。“我们常常在纸张上写人名地名,这些人名地名谁都不知道,只有我们俩对湘西的小军阀有兴趣。”当时张兆和也在一边,为他翻译沈从文的西南官话。渐渐地,金介甫觉得沈从文的态度有所缓和。“沈从文是个非常健谈的人,记性也很好,记得文艺界许多同事的姓名。”二人的访谈进行了十余次,每次都长达三四个小时,他们还一同游览了天坛、香山和长城。在北京,金介甫见到了沈从文周围的人,比如黄永玉,他记得黄永玉很有“嬉皮士风格”,还骑着摩托带他上长城。

对沈从文的访谈为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沈从文传》一书的注释多次将访谈内容援引为研究的资料来源,比如在1980年6月的一次谈话里,沈从文证实了郁达夫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里所写的、郁收到沈的求助信前来看望沈的事情。在同年的一次对话里,沈从文也向金介甫证实了自己英文不好,英文字母都背不出来,丁西林和陈源都教过他英语,冯友兰也在他的落榜试卷上打过分。

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金介甫强调道,这本传记的英文版标题是“The Odessey of Shen Congwen”(沈从文的奥德赛),这意味着:重述沈从文从湘西小城到北京、上海的旅程,是解读沈从文创作生涯的重点。“乡下人”是沈从文的自我认同,他态度鲜明地将自己“乡下人”的身份与都会世界区分开来。在载于1930年《现代文学》创刊号的《生命的沫·题记》一文中,沈从文写道:“我的世界完全不是文学的世界;我太与那些愚暗、粗野、新犁过的土地同冰冷的枪接近、熟习,我所懂的太与都会离远了。……把我的世界,介绍给都会中人,使一些日里吃肉晚上睡觉的人生出惊讶,从那惊讶里,我正如得到许多不相称的侮辱。”

令人好奇的是,当沈从文1922年从凤凰来到北京,他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冲击?这样的冲击又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在上世纪20年代,沈从文写过大量作品,但在晚年与金介甫的访谈中,他却说“那都是原资料,不是作品”,并承认有些是为了挣“一千字五角钱”的稿费而作。可在金介甫看来,这些早期不算作品的素材,读起来也仍有魅力。沈从文说自己创作真正成熟是在1929年,那么,是什么使得他在进城7年之后走入了成熟期?结合对金介甫的采访与《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一书,我们或许可以梳理和描绘出20年代沈从文生命与创作过程中的种种坎坷经历与隐秘心理。


生活:挨饿受穷,前途渺茫

金介甫在为沈从文的青年时代做传记时,以“满腔怒火的北京青年”、“虽到上海怒气未消”为题目,点明了“乡下人”沈从文在北京和上海的不平遭遇。来到北京的沈从文曾有一段穷困不堪、前途渺茫的经历,从没念过新学,五次三番考大学都名落孙山, 在印刷厂、图书馆做过各种杂活,还考虑再去当警察。为了拓展生路,他给一切认识的人写信找工作,但是这些人大都未加理睬。“我将这些信件称为try my luck letter,”金介甫在采访中说。

郁达夫收到了信,前往沈从文的旅馆看望他还带他出去吃饭,同情沈从文的遭遇,但却嘲笑他的打算。郁达夫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中写道,“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他还建议沈从文可以先偷别人的东西,不妨先从亲戚熊希龄入手,因为熊希龄的家产本来也是偷来的。

1924年,沈从文的作品开始见报,那一年他四处投稿,大部分的稿件都被扔进了废纸篓,但情况很快有了好转,在1925年,《晨报副刊》经常刊载沈从文的作品,同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宰平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书评,称赞沈从文的文采,将他的身份误会为“大学生”。为了帮助沈从文改善境况,他后来还将沈从文介绍到了熊希龄办的香山慈幼院的图书馆做图书馆员。

离开香山之后,沈从文又恢复了贫困的生活。他在北京过冬甚至生不起炉子,在书摊上读书“假装出反复挑选模样,赖着不走”,有时候接连一两天饿肚子,还常常感冒流鼻血,就这样也付不起去医院的两毛钱挂号费。在一些文人集会上,沈从文衣衫褴褛不修边幅,被众人侧目而视;不仅如此, 没上过大学也混不上同学会,金介甫说,这使得他的作品发表非常困难。

在金介甫对沈从文的访谈中,沈从文也表示过,“关系”对于作品发表是重要的。他认为,中国文坛真正数得上的流派,都是根据籍贯或其他个人派系结成的,而不是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组合。比如说,沈从文在鲁迅和周作人的《语丝》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完全是因为胡也频把稿子亲自送给了周作人。


创作:一腔怒火,顾影自怜

在沈从文的创作初期,据金介甫分析,沈从文的确把乡下人在大城市的困窘写入了小说。《棉鞋》里的“我”分明是沈从文的化身,他穿着旧布鞋招来了香山图书馆馆长的轻蔑,开头写道,“我一提起我脚下这一双破棉鞋,就自己可怜起自己来……但往时还只是见棉鞋而怜自己,近来为这棉鞋受了些不合理的侮辱,使我可怜自己外,还十分为它伤心!”金介甫将这篇小说评价为“在众多自伤贫贱的作品中最有讽刺意味又富有幽默感”的,又说,“香山的职工看了这篇小说必然也十分反感,因为小说将他们写成了一批势利小人。”

在沈从文另一篇小说《绝食以后》里,一个忧郁的、正在挨饿的小伙子忍受不了城市里的五光十色,城里最普通不过的事物都能对他形成刺激,就连水果摊上的西瓜、酸梅汤的玻璃杯都使得他心烦意乱。小说的中间插入了一封小伙子写给老学者的信,而这封信确是沈从文写给林宰平的真实信件。

这些小说的主角通常是一腔怒火又狼狈不堪的青年人,金介甫将他们与日本“私小说”里的人物进行对比之后认为,他们是一类人——“说话的语气总令人嫌恶,恨他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而社会世道又使他万念俱灰……”金介甫写道,沈从文笔下这些充满自怜色彩的小说人物,通常把自己的可悲境地归咎于社会;他们好像道德家,指责社会的实利主义使自己没有出头之日,而他们的孤独凄凉,并不像是欧洲浪漫派小说的那种人世的悲哀,而是像日本专写自我的小说家一样,把时代思潮当做自己的敌人,“由于高度压迫处于无权无勇地位,他们的感受思考能力愈加敏锐。”

金介甫特别将青年徘徊于城市的大街作为解读沈从文小说的重要意象,乡下青年在城里非常孤独,找不到职业,交不到朋友,唯一的社会活动空间是大街,然而大街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女人花枝招展,对他来说又是一种折磨——“只能看,不能碰”,“社会”本身只是由比他富裕的青年人及青年人的女友还有绅士组成的。对于社会的这种精神病态,金介甫说,来自沈从文对城市环境的完全陌生和对故乡的乡愁。

正如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所评论的那样,沈从文的早期写作素材在于将个人经验戏剧化,然而,这样充满自怜色彩的人物形象却在“一腔怒火与顾影自怜中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比如,沈从文在小说《用A字记下来的事》中,用轻蔑的笔调写了香山的一次生日大庆,结尾显得过于激愤——小说主角最终想要报复社会对他的长期压迫,他抓住口袋里的铅笔,想把它变成手枪;他憎恨香山的那些绅士,要把他们一个个全部打死。迁居到上海以后,他的小说也以更长的篇幅书写自我,写自己如何贫穷、失眠、多病,且没有异性陪伴。在金介甫看来,这些作品都写得“散漫无章”、“毫无技巧”。

反复地极致地书写自我,似乎让沈从文的创作进入了死胡同,帮助过他的林宰平曾让他与自我怜悯的情绪一刀两断,他如此劝告说:“找条谋生之路并不难,难的是生计不成问题之后,怎样对待你的生命。”据金介甫说,沈从文虽然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说书写这些是他的权利,但也通过林宰平的意见,看到了文艺创作不仅仅是门职业,也是一项毕生的任务。进入30年代,沈从文不再书写贫穷青年的故事,转向了新的文学领域,金介甫如此写道,这很可能充分施展了他的创作才能。

 

《他从凤凰来 沈从文传》

[美]金介甫 著 符家钦 译

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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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5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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