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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米芾这个疯子:执迷与玩世

2018-09-10 09:1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书法家米芾作品

北宋立国,既无大唐开疆的强大军事实力,也谈不上赫赫战功立威,更无泽被四方之德,仅因旧朝拥兵自重,以陈桥兵变而登极。因此,统治者以重文轻武策略来防范武将效法夺权和地方割据。《宋史.纪事本末》载“帝即位,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以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

如此,文官地位得以提升。宋承唐制,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进士及第,即可为官,宋宰相十之八九为进士,其它途径擢升官吏明显偏少,且前途渺茫。文臣执掌权柄,文艺自然繁荣。同时,宋帝王彪悍雄强者寥寥,皆雅好文艺,更有徽宗耽于艺事而忘国之万机。

上行下效,文艺、收藏,一时昌盛。由此,宋代精英文化的主要特征首先是崇文,而非尚武,文士的儒雅、博闻、才学、多思,以及综合的艺能成为时代崇尚的理想人格,坚贞、坦率,以及对声色、敏感、浮艳、机巧的拒绝,成为士大夫具有历史担当的人文气质。

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成为文士的典范。不过,文士间的相互倾轧—党争也越演越烈,尽管欧阳修以《朋党论》来对付夏竦等大官僚的攻击,以此警示,也未能挽救文臣们为迎合帝王专制而分裂成新、旧两党的局面’以巩固皇权之名,党同伐异,排斥另类。

如此政坛与文场,米芾(一〇五一年生)注定是个异类。祖上为官者皆为武职(五世祖为北宋勋臣),父为襥州左武卫将军,仅因母(阎氏)侍宣仁皇后藩邸,出入禁中(《东都事略》)。补为殿侍,非科考优胜者,官场生态成就了他的异类品性。同时,他对文事的浸淫与专注,甚至”不轨“,则为文士们所不齿。无论欧阳修还是苏轼,原道功能是他们一再坚守的的文艺本分。

米芾尽管在艺事方面的成就得到了徽宗认可,但他变态式的专注严重背离了文士们的社会责任与艺文担当,不断挑战精英社会容忍的极限,米芾虽没卷入党争,但新、旧两党都视之为异物。宋周烽《清波杂志》云:”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不入党与。因此,他被一再贬压、异化,导致心灵的扭曲、变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执迷与玩世

米芾的不凡家世,内心自有骄纵和高迈的习性,虽非王孙,但锦衣玉食’富贵之神气溢于言表,可仕途不畅,往往又把他打回现实,醉心艺事却又被误为玩世,内心之纠结,行为之矛盾,贯穿了米芾的一生。

米芾唯以书画名世。对书画的专擅源自家学,追慕高古,穷究物理,是米芾不同于其他文士的主要方面。米父擅于书画,精鉴。据米芾《书史》云:襥州李丞相家多书画,其孙直秘阁李孝广收右军黄麻纸十余帖,辞一云白石枕殊佳……后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乐道“。今印在余家。先君尝官襥,与李柬之少师以棋友善,意以弈胜之,余时未生。」

米芾幼承父学,好书画、精鉴自在情理。米芾《自叙帖》云“余初学先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也说明其自小学唐人书,但随着对魏晋书法的迷醉,觉得”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善于鉴藏的米芾,其激越、好极端的秉性已溢于言表。这样的言语’在宋其他文士中是极为少见的。

当然,米芾的极端和变态行径,自然成为文士们所不解与品评的焦点。北宋,文臣治国,文人的自信和历史担当是前朝所无法比拟的,闲暇之余,重文玩、好收藏蔚然成风。如此,民间收藏与皇家典藏形成了鲜明对比,各种价值评判与由此产生的人生态度也从器物的收藏中显露出来,欧阳修、苏轼、米芾正是三个不同的类型。

欧阳修对变革艺术收藏观念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拒绝了受限于偏狭的、以宫廷趣味为准的书法史。他在刻碑铭文中发现了书法之美,并且认为这种美比其「所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儒家正统更加重要。但这一议题在苏轼、王诜和米芾的讨论中发生了变化……米芾指出:一旦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任何功业都会被遗忘,但艺术却能对抗遗忘,长时间保存。他甚至说艺术品即便有损伤也可以修复——他有点天真地以为时间不会对一件艺术品造成任何损害。(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

由此,米芾的艺术观为什么会比同时代人更为激越的原因也就凸显出来,对藏品的占有、欣赏角度、摹习深度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基本可以窥探其收藏的观点,即不论贵贱,不问出处,强调包容。对魏晋书风的态度更是谨慎,反对唐人对『二王』的神化,他的视野已经从皇家收藏的经典文本扩散到影响书法发展的更为宽泛的民间遗存、从而来调剂勤政之余的心情,而愉悦功能和高度是如何保持一颗不滞于物、不为物役的素心,占有是暂时的。

苏轼虽也认为不可沉迷,以至于玩物丧志,把纵情声色与耽于名贵字画之赏玩一起归纳为低级趣味,尤其是对聚敛宝物的卑劣动机是苏轼所不可接受的,这有违作为士大夫的人格担当,真正的艺术品是不应该论价买卖的,对占有器物的心里一直保持着一种谨慎:米芾则不择手段,对藏品必须严加鉴别真伪,不把精品当成一般的『物件』看待,而是具有超越于『炜炜功业』的恒久价值,对『锦囊玉轴,不惜巧取豪夺。不仅这样,还对书画作品进行深入穷究并达到技术上的再现,这又是欧、苏所不能接受的。

『对面皴石,圆润突起,至坡峰落笔,与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准,乃是一碛,直人水中?,不若世俗所致,直斜落笔。下更无地,又无水势,如飞空中。使妄评之人,以李成无脚’盖未见真耳。』(米芾《画史》)

显然,他已从愉悦的层面转为对器物细枝末节的格物穷理、对治国功业的漠然,而斤斤计较于技艺。这种对藏品的细致描述,在宋人的诗文中是很难找到的。因此’从艺术的角度看,米芾对待书画经典的态度可以看作是,欧、苏、黄等关于艺术收藏及艺术审美层面的进一步深人。

苏轼对仿造之作虽有讥评,但对假托之精品也可接受;黄庭坚也不大提倡临摹刻画古人,主张『游目』强调入神,认为临摹都是以意附会。而米芾必须纠错穷理,技术手段也就在这火眼金睛中不断提升,他也不断仿作,格物致知,锲而不舍,以至于不惜偷梁换柱,“窃取”他人藏品。混渚“视听”,在穷理中获得标榜、自诩的满足。

尤其是“二王”作品的临摹,当入神妙。“先臣芾所藏晋唐真迹,无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释笔临学之。夜必收于小箧,置枕边乃睡。”(《宝真斋法书赞.米元章临右军四》)这种刻意显然为广大士大夫所不齿,也成为自己不断被同僚弹劾的依据。

米芾也正是从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执着中获得了技术的高度,成就了米家书风。“刘郎无物可萦心,沉迷蠹缣与断简。”(《刘泾新收唐絹本兰亭作诗询之》)这正是米芾不同于常人的『怪癖』不过,米芾书画作假,自有其时代背景。整个宋代,士大夫们为实现致君亮舜而“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进行了礼制改革,徽宗时期还设立『议礼局』。

于是,对古器物的辑录和考证成为文士们一时之雅事,金石学应运而生,不断提升的崇古意识,导致发生了规模宏大的复古运动。古器物学知识与民间工艺相结合,一批仿三代的器物,如青铜器、玉器等,应运而生,书画的仿作也达到高潮。因此,北宋时期,出现米芾高仿晋人书等仿古现象,是宋皇室与文臣们为合法统治,进行礼制改革的必然。米芾作假虽有偷梁换柱之嫌,但非买卖牟利,只能证明其崇古、人古境界之高,手段之精湛,而非泛泛之辈。

米芾以仿古诳惑世人,对『物』的过度沉迷,不仅是士人们不齿的缘由,由此衍生的古怪行为,即艺术的生活化所导致的行为副产品也成为了人们的笑柄。在米芾看来,经典器物本身的恒久价值胜过人生之功业,是米芾占有、保护并究其物理的终极目标,凡夫俗子是不可触碰并占有的。

即便自己也得时时清洗,一尘不染,如是,方能把玩珍品。而洁癖就是米芾沉迷于『物』的行为表达。陈鹄《耆旧续闻》载有这样的趣闻:别人拿了他的朝靴,便心生厌恶,不断洗刷。以至于『损不可穿』。

《词林记事》载:『米元章盥手用银方斛泻水于手,已而两手相拍,至干都不用巾拭。这种两手相拍而干的作派,就是不想沾染身外尘埃,保持独立而洁净,这又何尝不是米芾在鱼目混杂的民间收藏大潮中保持独立的思考和清醒的认识呢?这在常人看来却已到变态的地步,甚至闹出更大的笑话。《耆旧续闻》载:“世传米芾有洁癖,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

今天我们去博物馆库房观看古旧字画时,戴上手套已是一种职业习惯,而不再成为笑料。如果洁癖是米芾赏玩器物的沉迷所致,那么,米芾的奇装异服、拜石等怪诞行径正是对器物古雅、意趣痴迷崇拜的又一表现《宋史·列传.文苑六》载:米芾『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又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

又《何氏语林》载:“元祐间,米元章居京师。被服怪异,戴高檐帽,不欲置从者之手,恐为所涴。既坐轿,为顶盖所碍,遂撤去,露帽而坐。”《拊掌录》又载:“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蹑朝靴绀缘。朋从目为卦影。”

米芾的异常行为实则是本真的变现,绝不掩饰而“与世俯仰”,也更非矫情饰行,即便在皇帝老儿处也不收敛。何菹《春渚纪闻》载:宋徽宗召米芾书艮岳大屏,指御案间端砚,令就用之。书成,即捧砚跪请云:‘此砚经臣濡染,不堪复以进。’——宋徽宗无奈,赐之。米芾舞蹈以谢,抱砚而出,余墨沾染袖袍。宋徽宗道:“「颠」名不虚得也。”

米芾特立独行的异端行为,不仅是耽于艺事的理解方式,也是一种玩世的人生态度,他正是以舍身艺事的抱负而有别于同代士人不滞于物的『道统』观,直言了“功名不如翰墨”(岳珂《薛稷夏热帖赞》)他的执着、痴迷、较真的劲,显然严重背离了士大夫精英阶层可以接受、包容的极限,但他最终却从沉迷于魏晋的复古中找到了解构唐人的密码。

要知道,米芾《海岳名言》对古人批评的苛刻程度是历代书论中少有的,尤其是对待唐人,不是“恶札”,就是“俗品”,米芾正由于这种较真的态度,不趋时调,从学唐人到反唐人,最终想超越唐人,云“古人得此等书临学,安得不臻妙境?独守唐人笔札,意格抵弱,岂有此理。”(《武帝帖》)

所以,纵观米书,唐人影子踪迹全无,不像苏、黄、蔡等几家,总能窥探出一丝鲁公的笔意。尽管米芾自诩“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明毛晋辑《海岳志林》),或“无一点右军俗气”(《画禅室随笔》)之类的自夸,从米芾大量信札的面目看,仍是一派‘二王’景象。所以,对于器物的‘古’意,米芾不仅仅是停留在事物表面上,而是从生活的点滴开始,把醉心艺事的把玩生活化了,做到思想和行动的高度统一,而与“二王”的契合中追寻到了自我的真实。米芾不同于寒门子弟,生活在数代为官的家庭中,天然拥有与“二王”心性一致的贵族气息。米芾自小受其父熏陶,并学过“二王”,以至于痴迷“二王”。

据《韵语阳秋》卷十四载:“元章始学罗逊书,其变出于王子敬。”而罗逊正是罗让,罗让书《襄阳学记》最为有名。《襄阳县志·古迹》载:“襄州《新学记碑》:贞元五年卢群撰,罗让书……让书《襄阳学记》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后乃超迈如神耳。”

后得苏轼启迪(元丰五年,三十一岁的米芾在黄州拜见了苏轼)“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他以『集古字」为主要的技术手段,留下不少“二王”赝品。如《鸭头丸》《中秋帖》等,这种高仿是绝无仅有的,这又何尝不是米芾学书的一种异端行为呢?米芾的作假、“集古字”,是从摹习唐人开始的,进而摹习魏晋风流,不仅导致鉴赏观念的颠覆性变异,也最终成就了“宝晋斋”之美名,而所谓的穿戴前朝衣服、拜石之类,与书写的仿古等都是崇古的异端表现,同时也高标了自我的出尘与洁净当然,从心理学讲,米芾行为的怪异也有其隐情。

米家世代官宦,自然养就高贵个性,但在文人治国,强调进士“出身”的文人圈活得郁闷、无奈。《宋史》载:米芾“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洽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这都是些小官职和闲差。庄绰《鸡肋篇》载:其母“出入禁内,以劳补其子为殿侍。”

杨诚斋《诗话》载:“盖元章母尝乳哺宫内”显然,米芾以皇族的奶妈入仕是事实杨诚斋《诗话》还载一趣事,云:“润州大火,唯留李卫公塔、米元章庵。米题云:‘神护卫公塔,天留米老庵。’有轻薄子于塔、庵二字上添注‘爷’‘娘’二字。元章见之大骂。轻薄子又于塔、庵下添‘飒’‘糟’二字,改成‘神护卫公爷塔飒,天留米老娘庵糟’”对于米芾的出身,宋人笔记也多诟病,云:“吕居仁戏呼米芾为米老娘”(《稗贩》)

可见,米芾向以为傲的出身,却为士林所不齿。米芾二十一岁出仕始,一直未有要职,虽有致君尧舜之念想,只能在一而再的士林嘲笑间无奈而失意地纠结着——特别是元丰八年,据岳珂《宝真斋法书赞》载,米母过世,米芾一夜头白,“武林失恃,遂发白齿落,颓然一老翁。”

“失恃”当为母亲去世,仕途更为暗淡之意。元符三年(一一〇〇)米芾已老,叹曰:“今老矣,困于资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润色帝业。”一一〇六年,米因书画出众得以迁书画两院博士,第二年擢七品礼部员外郎。未任前仍遭弹劾,“倾邪险怪,诡诈不情,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怪诞之事,天下传以为笑,人皆目之以颠。士人观望则效之也,今芾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吴曾(《能改斋漫录记事》)于是,米被逐出,几个月后死于淮阳军上。

可见,米芾不得志的内心是苦闷的,“不得润饰帝业”成为终生之憾。从其行为方式来看,米芾对字画的专注,显然也是一种仕途不得意的行为转向、内心倔强的反常,“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宋史.列传》)

越不得志,也就越专注于艺事,恶性循环,行为的放纵,对“物”的沉迷,也就不再顾及皇上、同僚及世人的感受了:而从米芾的书画来看,显然也有着游戏笔墨的层面,纵横感跃然纸上。

黄庭坚云:“米黻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藉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山谷题跋》)应该说,米芾

行为的异常,既有痴迷古代器物的执着感,也有官场失意的精神消极,两者互为激发,导致了所谓“米癫”,甚至行为自残。越是这样,越是有悖士林精英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理想,而米芾越是挑战精英阶层的容忍度,受到的打击也就更厉害。

因此,米芾内心是矛盾的,真率与饰行、骄纵与自卑的双重品性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甚至出现思维的跳跃性,往往匪夷所思一如对张旭的态度,一方面讥笑为“张颠俗子”,另一方面则大加赞赏,云:“人爱老张书已颠,我知醉素心通天。笔峰卷起三峡水,墨色染遍万壑泉。兴来飒飒吼风雨,落纸往往翻云烟,怒蛟狂虺忽惊走,人间一日醉梦觉。使人壮观不知已,齐笔为山倘无苦。由来精绝自凝神,满手墨电争回旋。物外万态涵无边,脱身直恐凌飞仙。洗墨成池何足数?不在公孙浑脱舞。”(《智衲草书》)

当然这也有他对待魏晋书法前后深入程度的因素所致这种跳跃性心理特征,也导致诗文也常有怪诞之意,逻辑性不强,甚至难以理解。庄绰云:“其作文亦狂怪。尝作诗云:‘饭白云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实,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庄绰《鸡肋编》卷上)。

对于这种情况,曹宝麟讲:“他的文章如《王羲之王略帖跋》,叙事多缠夹不清。这种情况在苏、黄一类文学家中绝对不会发生。”(《中国书法史》)。相反,这种矛盾心理和异端行为,为世俗的羁绊就越少,“戏笔”、癫狂……行为的放纵、思想的跳跃性,成为书画自成面目的催生素。无论是米点山水,还是“刷笔”书写,都是米芾在书画史上自立风标的典范。

因此,宋孙觌《向太后挽词》跋云:“米南宫踬弛不羁之士,喜为崖异卓鸷、惊世骇俗之行,故其书亦类其人,超逸绝尘,不践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畦径之外,真一代之奇迹也。”

可见,米芾精鉴的态度与方式,不仅挑战着器物收藏的习惯套路,行为的真率与『癫狂』也颠覆了士林的社交习俗。其实,米芾的行为正是在这种文化、官场的生态中保持的一种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反映,而追慕魏晋书风不仅成其精神上的愉悦,也是解脱人生矛盾与病痛的途径。

魏晋士人强调率直、任诞、清峻通脱之行为风格,显现出一种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物、内心澄明、超然物外的精神"从米芾的行为方式来看,这正是米芾所追求的。因为他已把功名比作“臭秽”的场所,“好事心灵自不凡,臭秽功名皆一戏。“?(米芾《题苏中令家故物薛稷鹤》)

魏晋名士在本质上就是为个性而活着,尤其以“竹林七贤”为最,以此来颠覆当时权贵以“假道学”来谋取私利的行径。“宁做我”成为生活的时尚,而社会上的声名、排名是不重要的。米芾自小仰慕晋人书风,故而行为标新立异成为一种可能,这也是米芾行为诡诞的一个重要思想依据魏晋名士以个性化的自我表现,解构汉代士人为官、崇文、尚艺的类型化特征。

而北宋为官、为艺的类型化特征是显而易见的,米芾也正是借独特标识的古人形象来颠覆北宋士人的一贯风貌。而宋人进士即为官成了一种固化模式,这种类型化仕进特征是米芾不愿接受的,在他看来也是“俗物”,这种僵化的出仕模式正如唐楷中的“法度”一样刻板,纠缠着米芾的内心,而米芾的个人化行为正说明了这一点,把法度严谨的唐楷比作“恶札”也就见怪不怪了,当然这注定要受到时人的排挤和打压。

因此,米芾的怪诞行为既是宋人尚意,追慕晋人的一种方式,也是翻越唐人的手段,更是其仕进不畅而采取的一种变态行为,以此来反抗仕进的固化模式。由此’米书笔墨中『墨戏』的成分,不仅仅是米芾沉迷于“物”、执着于“物”的“玩物”表现,也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尽管宋人都有“游戏笔墨”的倾向,但没有像米芾这样玩得彻底,玩得纯粹,玩得宽泛,什么玩石、玩戏、玩饰、玩墨……“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米芾《画史》)连人生、功名都是玩。由此,米芾的形象也完成了从“玩物”走向了“玩世”的飞跃。

当然,米芾行为的怪诞,诸如笔墨游戏,功名一戏等,还与佛、道等思想有关,尤其是禅宗理念。宋代文士一般都受禅宗思想影响,如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而宋人尚意书风的形成并突破唐人的主因,正是思想的解放,宋人的“臆造”“得意”“尽意”“一戏”等思维模式正是文士们生活失意而参禅后的异动尽管米芾官不大,但每到一处定游历僧院,向禅师问道。

从他的名号来看,诸如襄阳漫士、鹿门居士、中岳外史、海岳外史、净明庵主、溪堂、无碍居士等,正说明他受佛、道思想的影响较深,还常与仲宣长老“广惠道人、惟深禅师等交游,在杭州写有著名的《方圆庵记》。

另外,还写有《僧舍假山》《十八罗汉赞》等不少禅诗,如“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人欲识去来,去来事如许。天下老和尚,错人轮回路“。(《临化偈语》)

应该说,导致米芾的“癫狂”是多方面的,不过是米芾做得更为彻底、更为任性而已。无论是鉴赏,还是诗、书、画创作,抑或其它如“玩石”等嗜好,都能浸淫其间,旁若无人。是仕途的纠结与人性的扭曲?还是执迷于“物”?还是狂禅式的淫放?可能都有。不过,米书风格的多样性、丰富性,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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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1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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