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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余华、苏童被归为“先锋作家”

2018-06-04 09:13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作者:陈娟 阅读

  他与余华、苏童被归为“先锋作家”,写下民国男女爱与痛

  叶兆言很喜欢肖全给自己拍的一张照片:在一堵光秃秃的墙前,他穿着白色背心,眉头紧锁。那是1991年8月的一天,他带着肖全去食堂吃饭,午后阳光正好,便在院子里留影。他记得院子里有一棵泡桐,一到冬天就会挡住阳光,他总要在某个日子,拿起菜刀,嚓嚓嚓地砍树。

叶兆言

  1991年8月摄于南京。叶兆言很喜欢肖全给他拍的这张照片,当时他常常伏案写作,所以总是一副疲惫的样子。

  当时叶兆言刚买了一台电脑——此前他用的是四通打字机,每天拼命打字写作,“有时做梦也在写,所以总是一副疲惫的样子”。直到现在,他仍时刻保持一种写作的状态,即便是接受采访,身边的电脑也是开着的。他自嘲是“一个热爱写作的老家伙”——每天像工人做工一样考勤打卡,天色刚亮就坐到书房里,打开电脑,写作或者冥想,一待就是六七个小时,“一直到写不下去才停”。

  这一写作习惯是祖辈留下来的。每当忆及祖父叶圣陶,他的脑海里都会出现一个画面:80岁的祖父伏在案头,有时写信有时读书,一坐就是8个小时,天天如此。30多年过去,祖父的背影一直定格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让我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作为一个作家,你是要工作的。你的姿态就应该是一个人坐在那儿,给别人一个背影。”叶兆言说。就在这日日伏案写作的背影中,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最新推出的小说便是《刻骨铭心》。

  民国儿女们的爱与痛

  《刻骨铭心》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这座城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城中的青年男女绍彭、丽君、希俨、秀兰等,在动乱中命运悲欢交织,有人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有人从富贵跌落,在凄惨中结束生命。

  “我的脑子里总是有很多东西,虚构的、非虚构的;历史的、现实的。有一天看到‘刻骨铭心’四个字,好像找到了一根绳子,把头脑中零散的东西串起来。”叶兆言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个故事早就有了,只是一直没有写。

  叶兆言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关于南京的书写,他早已轻车熟路。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他一直游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时写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有时写大历史的巨变沧桑。这次写《刻骨铭心》,他也将一些南京史实穿插在虚构的故事中间。

  主人公绍彭一出场,便在秦淮河边的桃叶渡,拿着大蒲扇给国学大师章太炎扇风,后者正给一众年轻人讲典故。随后高云岭45号、雨花台、乌龙潭等南京真实地名一一出现,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魏特琳也现身其中一章……“感觉不时被点到穴位。”同样生活在南京的作家鲁敏说,她觉得这是一部“最南京”的小说。

  但在叶兆言本人看来,这些真实的历史只是“一种技术活”,“就像空的房间挂上一幅画,只是点缀。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让他们走进去,看下去。小说不以历史、掌故取胜,最重要还是它所要表达的内容,它是否能打动人”。

  写《刻骨铭心》时,他常常会想到张爱玲的《金锁记》。那是一个压抑的故事:年轻的曹七巧嫁给大户人家的残疾儿子,欲爱而不能爱。在财欲和情欲的压迫下,她变得扭曲、乖戾。丈夫死后,她为控制女儿,让她养成很多坏习惯,包括抽大烟。后来,女儿遇到心仪的男人,悄悄戒掉大烟,而当男人来求婚时,她说女儿“抽完大烟就下来”。

  “为什么一个做母亲的人,要处心积虑地毁掉女儿的幸福?”叶兆言自问,顷刻间又给出答案:“这就是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她看到了人性中那种无奈的痛。这种痛很揪心,让人忍不住要叹息,忍不住要呐喊。”以此为参照,他写民国时代南京儿女们的爱与痛。

  小说后半段,丽君的第二任丈夫冯焕庭,曾是一手遮天的军阀。日军屠城,军队抵挡不过,他不得不躲在自家阁楼上。一日,眼看自己和前妻所生的女儿锦绣即将被日军侵害,他选择站出来,最终被日军杀害。之后,丽君和锦绣没了靠山,人生也一点点滑落——一个在穷困和疾病中死去,一个嫁给年长自己许多的剧作家。

  写完后,叶兆言拿给女儿看,女儿边看边哭,“后来我告诉她,写这一段时我也是哭的”。

  “文学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痛,而痛中间始终有善。事实上,有了善才能更确切地感受到痛。痛的底子,加上善,才会更刻骨铭心。”叶兆言说。

  俗与不俗,是写作的重要标准

  每每提及叶兆言,难以回避的是他的家世。

  祖父是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也是作家,曾任文学期刊《雨花》主编。但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都不曾有意识地培养他成为作家。父亲被打为右派后,一度对文学充满了恐惧,于是从小就教育他:长大后干什么都可以,但是只有一条,不要写小说。

  “后来之所以成为作家,与我少时的阅读有关。”叶兆言说。

  祖父曾留给父亲一个高大的书橱,把一面墙堵得严严实实。这面由书砌成的墙,成了叶兆言童年时代最先面对的世界。为了教他识字,父亲做了很多卡片,上面写上端端正正的方块字。父亲忙于工作时,他就拿着卡片,踮起脚站在书橱前,对着书脊找自己认识的字。9岁那年,因为“文革”,家中的书籍都被没收,“看着父亲借了一辆手推车,将家中的藏书送往指定地点,一趟又一趟”。

  3年后,收缴藏书的房间要腾出来给一对年轻人做婚房,那些书有幸被归还。叶兆言又开始了天天与书相伴的日子,“无聊于是读书,孤独然后看小说”。譬如爱伦堡的《解冻》、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等,都是那一时期读的,“影响最大的一套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厚厚六大本,它们断断续续地提到一大堆当代作家,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可以效仿的对象”。

  因为父亲的教导,叶兆言从小就没想过当作家。他喜欢玩半导体无线电,后来还迷上照相机。1974年初夏,叶兆言到北京照顾叶圣陶,为爷爷当了一年“秘书”,和他聊天,陪他和朋友见面,在他身边乱看书。“爷爷说《战争与和平》好,我就读《战争与和平》。他说巴尔扎克好,我就读巴尔扎克。这样的阅读,有一个好处,让我武装到了嘴皮子,可以到处卖弄。”

  有一次,他看到爷爷的案头上堆着一摞厚厚的小说手稿《李自成》——当时很多作者将作品送过来,指望叶圣陶在语文上把把关,他拿起就读,“一口气读完后,爷爷问我感觉怎么样,我也说不出好坏,只知道故事挺好看”。8年后,由姚雪垠所著的《李自成》(第二部)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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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04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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