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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和余华的第一次见面仿佛地下党接头

2018-05-09 09:0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专栏 行走的年代

  记忆中的一些碎片

  文 | 叶兆言

叶兆言

  1

  记不清楚哪一年,应该是八十年代末,在北京,何立伟带着我们一起去见史铁生。为什么会是他率领,为什么我们要去,真有些忘记了。伟哥曾在文章中说过这事,因此也可以算有文字为证。

  反正这是第一次见到铁生,心仪已久,一见如故,好像早就认识。铁生的那个家很小,在胡同里,老屋,一个乱糟糟的小院。隔着时间窗纱,一切都变得十分模糊。那时候的陈希米很年轻,完全还是个小丫头,大家有说有笑,她似乎什么也没参与,说不上话。后来肚子饿了,铁生说下些面条吧,有挂面,然后就有了一大锅热乎乎的汤面。我们吃得很香,吃得稀里哗啦,动静很大,都一个劲地喊好吃,好吃。

  完全忘记当时说过什么,显然是无主题乱说,能记住的,让人念念不忘,是铁生特有的阳光,说不说话,都让人如沐春风。铁生的一生一直被病魔折磨,可是他天生就有佛相,光明磊落,恒常清静,是我一生中见过心智最健康的一位。说他能够自带光环并不为过,与熟悉的朋友追忆铁生,很多人都有差不多的体会。

  我和铁生都是很早就开始用电脑写作的,有一段时间,十分认真地切磋过打印机字体。我们都是使用九针打印机,他的打印机打出的字体不好看,我建议可以尝试一下我的软盘。结果这事好像也不了了之,毕竟我们都不懂计算机技术,使用的机型都很原始,讨论来讨论去,只能在纸上谈兵。他承认我的打印机打出来的字体更好看,确实比他的强。我也给他寄过一份软盘,能不能用,也不知道。九针打印机太古老,很快就淘汰了。

  2

  到了 1996年,我们有一次很好的机会,又在杭州相遇,当时有余华、苏童、格非,还有马原。大家一空下来,都跑到铁生房间聊天。仍然记不清说些什么,天南海北瞎说,东方西方胡诌。与铁生在一起,不会觉得没话说,说啥都不重要。他坐在床上,过一会就换个姿势。突然,铁生的眼睛发亮,说是不是地震了。我们都一怔,经他提醒,似乎也有些感觉,意识到大楼在晃动,感觉越来越明显。

  服务员在走道里惊恐地喊起来。地震消息立刻被证实了,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不是为了发生地震而震惊,地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是感叹最先能感觉到地震的,竟然是高位截瘫的铁生。为什么他会比我们更敏感呢?记得那一年在杭州,除了这场不太大的地震,还有霍里菲尔德与泰森的拳击世纪大战。当时舆论一致认为泰森必胜,解说员使用的词汇,是猜测在第几个回合可以击倒霍里菲尔德。

  我们却希望霍里菲尔德能赢,能够绝处逢生,能够以弱胜强。巅峰时期的泰森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不可一世,结果还真是霍里菲尔德获得了胜利。马原像小孩子一样跳起来欢呼,他的个子大,跳起来动静也大。这是一次非常值得纪念的聚会,我们很高兴地看着铁生领奖,看他荣获大奖,正是因为这个奖,大家才聚集在了一起。铁生坐在轮椅上,红光满面。他行动不方便,出门很不容易,大家都发自内心地为他高兴。

  我们并没有聚在一起过多地谈文学,文学这个东西,有时候完全没什么好唠叨,根本也聊不起来。仔细回想过去,好像从来也没跟铁生认真地聊过什么文学。事实上,不止是与铁生,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作家朋友,一样很少一本正经地谈文学。文学这玩意说不清楚,从来就不是用来夸夸其谈的,向作家表示致敬,莫过于认真地读他的作品。作家之间的交往,更多还是应该通过阅读,通过阅读对方的作品。铁生的文字中,总是会有一种少有的安静,这种安静足以让我们无限地敬重他。

  和铁生联系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很少。在铁生的印象中,我和苏童,还有余华和格非,这几位都是差不多时期冒出来的一茬庄稼,都有着相同的江南生长背景。那时候,恐怕不只是铁生心里这么想,很多读者都会这么认为。我们经常被放在一起议论,记得朱伟曾想在《人民文学》上凑热闹,发个专号,约了我们四个人。他们三位的小说都准时到达,偏偏我的那篇小说在邮路上耽误了,结果没能一起发表。此后不久,朱伟便因为这个那个不再管事,很快又离开了《人民文学》。

  铁生给我写信,结尾常会附加上一句向苏童问好。现在回忆起来,也是一种典型的时代痕迹,一种可有可无的客套。当时很多作家朋友与我通信,都会有这么一笔。还是那句话,也许在铁生看来,你们几位经常形迹可疑地被放在一起谈,虽然不曾梁山结义,差不多也应该是拜过把子的同伙,应该三天两头相聚。那些年我确实经常与苏童在一起,两人都在南京,后来干脆在一个单位,只要有活动,无论在哪,都会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可是这种代为问好,有很多都会被忽视,因为真跟苏童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就把这事给忘了。

  还是那句话,作家之间交往,能够心心相印,通常都是借助作品相识,因为作品认同而结交。当然也有例外,譬如我跟苏童,或许都生活在南京的缘故,不知道怎么就先成了熟人。与马原见面也是莫名其妙,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居然就认识了。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大学生,有点小野心的文学青年,都是恢复高考才上大学。在此之前,我当过四年工人,马原年龄比我大,工作年限也更长。

  跟余华和格非的初次见面,则属于相见恨晚。因为很熟悉他们的作品,人还没见面,好像早就该认识。譬如第一次见余华,仿佛地下党接头。当时约好了在上海火车站相见,我和苏童从南京出发,余华从浙江嘉兴过来。说好了大致时间,那年头也没手机,写信约好时间,对方有没有收到信,不清楚。没高铁,也没动车,弄不清楚具体哪一班,就站在出站口死等。火车站人山人海,大包小包乱哄哄,一浪接一浪的人流涌出来。苏童此前跟余华有过一面之缘,此时也吃不准余华模样,一会说这个像,一会说那个可能就是,于是我们不停地乱喊,反正人家不答应,就肯定不是。我们等余华的样子实在太傻,最后只好灰溜溜放弃,执行第二方案,直接去另一个接头地点,去与台湾过来的两位编辑见面。刚到酒店门口,迎面碰上余华,他正从另一个方向走过来,笑容可掬。

  与格非初次见面是在济南,这次我和苏童没有再傻乎乎地在火车站等他。我们直接被当地人接走了,格非到济南的时间不太好,好像是大清早。结果呢,他在车站广场的草地上先睡了一觉,等到大家正式见面,他给人的感觉,是还没睡醒。

  【以下略,全文刊载于2018年第3期《收获》,今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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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0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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