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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和唐筼:只是因为那是你,我愿生死相随

2018-04-25 08:4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在尚无情感经历之时,曾有人问过陈寅恪先生的爱情观,先生这样答: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照此说法,他和唐筼只能算第四等爱情,但这第四等爱情,他们用一生来书写,写得力透纸背,大气磅礴,胜却人间无数。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在门前散步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在门前散步

  缘份来得刚刚好

  陈寅恪先生,字鹤寿,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祖籍福建上杭。他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唐筼,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其祖父唐景崧曾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是位爱国将领。 唐筼自小读书,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

  比起徐志摩等人,陈寅恪的爱情故事似乎乏八卦可陈。在读书界流传的各种有关国学大师的段子中,与浪漫沾点边的也就是陈寅恪关于“娶老婆”的一些言论了:“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和事业上,而一心只求得娇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虽如此,但当爱情来临之时,书呆子也不是全然无动于衷的,他也会像所有陷入爱情的人一样而满心欢喜。

  1926年,陈寅恪从国外游学归来到清华任教时,已经36岁大龄了,尚未成家,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其父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

  一次闲谈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儿说:“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孙女,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南注生便是唐景嵩的别号,他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每次读来,都热血沸腾,对唐景嵩也仰慕已久。陈寅恪当即决定冒昧登门拜访这位女教师——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体育教师的唐景嵩的孙女唐筼。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唐筼,从小饱读诗书,能诗会画,能唱会跳,是当时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见,情投意合,相见恨晚。1928年,他们缔结了偕老之约。此时,陈寅恪三十八岁,唐筼三十岁。

  国难当头,家难随之

  陈寅恪与唐筼的婚后生活,更多的是苦难和磨难。唐筼在大女儿出生时,原先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此后几十年,病体支离的她,以孱弱的肩撑起家的重担。陈寅恪是典型的学者,他全部生命燃于学问,生活中他却笨拙不堪。唐筼婚前不识柴米,但作为一个书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学着下厨、养花、种菜、带孩子,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

  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陈寅恪一家也同所有难民一样开始了一段艰难岁月。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向陈寅恪伸出了橄榄枝,聘请他去做汉学教授。是年夏,陈寅恪来到香港和妻女会合,准备迁往英国。不巧的是,逢二战全面爆发,他也只能滞留在香港“孤岛”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本人以“日币四十万元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岂能俯首,只好带全家仓促逃离香港,先后辗转任教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

  相濡以沫,生死相随

  战争环境中的颠沛流离,物质生活困顿,劳作辛苦,陈寅恪眼疾日益恶化。到1945年时,他因视网膜脱落导致双目失明。壮年目盲,陈寅恪顿时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筼拖着病体温柔体贴地安抚丈夫身心的创痛,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并承揽家中书信的回复。

  为给体弱的陈寅恪增加营养,唐筼买来一只怀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后,她学着挤奶。挤满一碗羊奶,她已头昏目眩。漫天硝烟的流离乱世,他们数度搬家,但只要稍得喘息,她就会把家布置得温馨安适,柏树为篱,植两株能结子的葡萄藤,篱下栽一畦瓜果,点两行扁豆,搭一架简易牵牛花架。

  据其女儿的回忆,唐筼除了“照顾失明的父亲生活起居外,还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随时记录父亲要写的书信、诗作等”。在香港时完成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就是两人共同誊写的,前半部分为唐筼誊写,后半部分为陈寅恪所写。1951年在广州岭南大学时,陈寅恪的助手以身体欠佳为由不辞而别,为了不影响正常授课,唐筼担当起助教的工作,找文献,查资料,记笔录,诵读,直到1952年黄萱来到才暂时告一段落。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1958年至1965年,陈寅恪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关于著述事宜的十通函件,都是唐筼的笔记。”

  他视她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不轻易赞许人的陈寅恪,也不禁为她写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的诗句。在人生的重大抉择关头,唐筼同样是倾力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广州。

  1962年7月,陈寅恪洗漱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右腿股骨,自此长卧于床榻。在那段风雨漂摇、贫病交加的岁月,唐筼亲历亲为,甘为丈夫遮风避雨。她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稍可喘息的空间,而自己的心脏病也日趋严重。

  面对着爱妻,陈寅恪认为她可能将先于自己而去,故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xī,意四十)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陈寅恪死后,唐筼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流下一滴泪。她没有让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

  纵览二人一生,其实并无过多浪漫可言,但却做到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相濡以沫、生死相随。如果这就是第四等爱情,我想不到还有哪种配得上第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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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25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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