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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文凭,却是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

2018-07-09 08:4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他没有文凭,却是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师,一百年来骨头最硬的人

 

陈寅恪

  

  说起大师二字,不禁让人想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总是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

  关于这个尖锐的问题,又不禁叫人想到另外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可要一个人付诸实践,很难。大到一所学校,一个国家的教育,更难。

  而曾有一位大师,一生都守着这八个字不放,将其做到了极致。这位先生,便是陈寅恪。

  他,或许就是答案。

  ——书单君

  

  - 1 -

  1949年1月,岭南大学的校报突然登出一则新闻:“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

  消息一出,国民党教育部长就坐不住了,多次跑到岭大劝说校长陈序经:“大陆局势动荡,不宜久留,你劝劝陈先生,去香港暂避。”

  彼时,国民党颓势难挽,展开“抢救学人”行动,陈序经当然知道对方是何打算。

  待到9月,解放军即将入城,教育部长又带上财政部长,二人对陈序经摊牌:“如果陈寅恪去香港,我给他十万港币和新洋房!”陈序经一听,拍桌子道:“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

  为让陈寅恪安心任教,岭大给他开出的工资比一般教授高三倍。而已到台湾的傅斯年,多次致电给陈寅恪:“你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派飞机去接你。”

  陈寅恪何许人也?竟值得双方如此大费周章?

  李敖狂吧,早年也只当过历史学家姚从吾的助手。而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才是教授,我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小助教。”著名作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狂儒刘文典向来瞧不起他,而一提到陈寅恪,毕恭毕敬:“联大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算一个,我刘文典顶多算半个。”

  胡适也曾在日记中写到:“陈寅恪治学,乃当今最博学、最有识见的人。”向来脾气火爆的学者傅斯年更是直言:“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谁能想到,这样被尊崇的人物,却连张像样的文凭都没有。

  - 2 -

  1890年,陈寅恪生于湖南陈氏一族。说起这个家族,那可不简单。其祖父陈宝箴因抵抗太平军有功,深受曾国藩赏识,做到过湖南巡抚,后来成为维新运动的骨干。父亲陈三立,更是“维新四公子”之一,诗赋造诣甚高,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身处那个时代,父子二人都有救国之心。

  不料变法失败,陈宝箴被慈禧革职,回乡不久后便病逝。陈三立也因革职不用,从此远离政坛。陈寅恪年幼时,父亲为他打下极为深厚的旧学功底,却不要他科举做官。在他13岁时,便送他出洋留学。后来更在国外求学长达16年之久。

  自1909年秋算起,陈寅恪先后去了包括哈佛在内的4所大学。在柏林大学,掌握了藏、蒙、西夏、突厥等多种文字,在哈佛时,又学了梵文、巴利文、希腊文。多年后,曾有一位教授问他妻子:“外传先生会三十多种文字?”陈妻笑道:“哪有那么多,也才十七种而已。”

  为何要学这么多种语言呢?目的只有一个,做学问。会的语言愈多,愈能直接阅读典籍原文,这样做出来的学问,才够深够透。

  在陈寅恪看来,做学问是第一位的,所以求学十余年间,一个学位都没要。文凭在他看来,无异于废纸一张。别人出国留学,都是顶着博士头衔回国,他却对此不以为然:“若考博士,两三年被一个课题束缚住,就没有别的时间学知识了。能学到知识,学位不学位的,并不要紧。”

  偏偏就是这个不把文凭放眼里的人,成了清华国学院的导师。

  - 3 -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意在整理国故,培养栋梁之才。为此,校方打算聘请四位大师来讲课。

  当时,清华已请到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大家。本想请泰斗章太炎来,对方却瞧不上。梁启超便对校长说:“那就请陈寅恪先生吧。”校长问:“陈先生是哪国博士?”梁启超说哪国也不是。又问:“写过什么著作?”梁启超说:“什么也没写过,但他能教给学生的,比我所有著作加起来还有价值。”

  这话不假,陈寅恪到清华讲课,没多久便圈粉无数。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每一节课都要求讲得比上一节精彩,为自己立下规矩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讲过的,我也不讲。”

  每逢上课,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学生不提前做功课,根本听不懂。而只要认真预习,便能听出其中趣味。久而久之,隔壁几所学校听闻大名,有人专程来听他的课,途中经过荒野会有土匪出没,以至于教室角落里摆满了防身用的农具。不止学生,连朱自清、吴宓这样的大咖教授,也会跑去听课,以至于后来大家都称其为“太师父”“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学识之丰,实在令人佩服。一次,金岳霖上门找他,只见一学生问一个问题,陈寅恪拿过问题一看,说:“你去图书馆找这本书,翻到这一页,下面有一个注解,你把它抄下来,根据它再去找其他的材料,就是你的答案。”金岳霖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

  有时候,学生尽找些闻所未闻的历史人物来问,仿佛是想考一考老师。陈寅恪看罢,直接告诉学生找某志某卷某条。顺着线索去找,十有八九都是对的。甚至有一次,学生在旁边诵读《资治通鉴》,陈寅恪突然打断道:“等等,你少读了一个字。”学生不信,翻回去一看,果然是少读了一个字。

  记性好到如此程度,简直匪夷所思。

  - 4 -

  1937年,抗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父亲陈三立忧愤难平,在梦中狂呼要杀日本人。身体每况愈下,他却拒绝服药进食,五天后便弃世而去。

  直到弥留之际,陈三立还在问儿子:“外传马厂之捷确否?”

  父亲的品格骨气,显然深深影响了陈寅恪,并一路伴随他此后的人生。

  早年熬夜看书,他视力便不好。为父治丧期间,视力更是严重下降,最后视网膜也剥落。医生劝他赶紧手术,得知手术后要静养一段时间,他说:“北平将沦陷,我得赶紧走,不能在日本人身边教书。我要留下这条命,为中国著史。”

  就这样,任由右眼瞎掉。

  为继续学术研究,陈寅恪将大量藏书寄往长沙。书上是他数年积攒下来的“眉批”,包括各种思考、见解和引证,乃前半生的心血。不料在运送途中,资料被炮火烧毁。不久后,清华迁校昆明组西南联大,陈寅恪带着仅有的藏书上路,途中又遭遇强盗。如此一来,前半生学术研究的基础,全都丢失。

  即便如此,也丝毫未动摇陈寅恪做学问的决心。在西南联大,他硬是靠着自己的记忆力,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写就《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经典学术著作,为后世研究提供了范式。

  这两本书有多牛?曾有历史学家感慨说:“看到这两部书,无法不对陈寅恪先生又敬又怕。读他的著作,仿佛西天取经的唐僧,等要提笔发表一些见解,又觉得自己像孙猴子,怎么都跳不出陈先生的五指山。”

  为这两本书,陈寅恪几乎以命相博。西南物质条件极差,吃饭都成问题。陈寅恪靠着一只眼睛,凭着豆大的灯光,坐在床前小板凳上一写就到深夜。当时他身体太差,傅斯年不放心,便对住在他楼下的邓广铭说:“要是陈先生拿脚跺一下地板,你得赶紧上去,千万别让他出事。”

  一天,邓广铭听见楼上跺脚,疯了一样跑上楼去,只见陈寅恪躺在床上,呻吟自己身体快不行了。邓广铭不知所措,没想到陈寅恪紧接着说:“但我要坚持,我不能死,我就是死,也要先把这两本书写完。”

  - 5 -

  由于长期用眼过度,陈寅恪左眼的视力也开始下降。1939年,命运终于向其抛来一线曙光。英国牛津大学聘他做汉学教授,并授予皇家学院研究员职称。这在国内乃首屈一指的荣誉。陈寅恪正好可以去伦敦治眼疾。

  可惜欧战突起,陈寅恪只能先等一年。待第二年又从香港借道去伦敦时,太平洋战争又爆发了。香港失守后,陈寅恪与家人进退维谷,只好先在香港教书。日军入侵后,与内地的通讯、票汇全部中断,陈寅恪饿到“粥不饱腹,卧床难起”。

  就算如此,在贫病饥饿中,陈寅恪躺在床上校对完了多达12册的《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在连天炮火和日军骚扰中,他连着两次校读《新唐书》,重读《北史》,只待将来回到大陆时能再著述成书。

  鉴于他在学术界的威望,日伪一方劝降的人接踵而至。一个学生前来劝说,陈寅恪直接让他滚出去。不久,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又带一所日伪大学的校长登门威逼,陈寅恪知道硬扛不过,便卧床装死,陈璧君只好悻悻而去。

  又过了没几天,做了汉奸的北大前秘书长钱稻孙以两千元高薪利诱他北上,为日伪做奴化教育。陈寅恪听了,反问对方:“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紧接着那半年,陈寅恪与妻子贫病交加,断水断粮,经常把红薯连皮带根煮来吃,连鸭蛋都当作珍馐美味。忽一日,有人敲门,送来一袋面粉。来人是谁并不认识,陈寅恪一听口音,便知对方是日本人。双方把面粉推来推去推了半天,对方最后扔下面粉跑了。陈寅恪便对家人说:“我不吃,你们也别吃,可以送给街上吃不饱的人。我绝不吃日本人送的粮食。”

  如此骨气,也预示了他后半生的不幸。

  听闻陈寅恪的处境,西南联大的教授多方奔走。终于,经地下组织营救,陈寅恪和家人顺利回到了内地,随后去往成都任教。12月12日,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陈寅恪像往常一样起来洗漱,准备去上课。走到镜子前,突然眼前一片昏暗,他赶忙将女儿叫来,让她通知学生,今日暂停上课。

  随后,在夫人陪同下,陈寅恪前去就诊,才得知自己左眼的视网膜也已脱落。待这时,英国医生也好,美国医生也罢,全都无计可施。

  从此,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 6 -

  在1948年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计划中,陈寅恪一早就成了重点关注对象。但他留守大陆,与岭大开出的条件并无关系。从一开始,他就反感蒋介石,早早看出蒋意图控制学界。这是陈寅恪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早在1927年,一代名儒王国维投湖自尽。追悼会上,教授、学者们都是三鞠躬。陈寅恪吊唁时,一进灵堂,“咚”地一声磕在地上,行起大礼,惊煞旁人。何以如此隆重?在为王国维撰写纪念碑文时,陈寅恪给出了答案: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八个字是陈寅恪向王国维表达的最崇高的敬意,也是陈寅恪一生做学问的标尺。做学问若脱离这八个字,他是瞧不上的。去台湾,在蒋介石政府的控制下研究学术,他当然不乐意。

  所以,1953年,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邀请他去做中古所的所长时,他立马就拒绝了。当时,郭沫若出任上古所所长时说:“研究中国史,应用马列之方法。”一切学马列,这在建国初期是学界不争的话题。哪怕是和陈寅恪有同样威望的学者教授们,无一不开始研究马列思想。

  陈寅恪见状,立马表示:“我不去。”

  不久,他的学生汪笺听闻此事,向研究所主动请缨,说自己一定能说服恩师北上。来到岭大,汪笺以一种近乎教育的态度要求陈寅恪“照顾大局”。不待他说完,陈寅恪勃然大怒:“你给我出去,我没你这样的学生!”

  汪笺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找师母去劝。经与妻子商量,陈寅恪写下一封《对中科院的答复》。在信中,他提出两个条件,否则绝不北上:其一,允许不学马列,不学政治;其二,令毛、刘二公给我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石破天惊。学界之中,还没有第二个人敢如此直白地提出这样的要求。陈寅恪敢,而且理由无可辩驳。在信中,他说:

  “思想自由、独立精神是必争的,且以死相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我决不反对当今政权,宣统三年,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不能先存马列,再去研究学术。我不要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请来的人,我带的学生,都必须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若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即便以前是,现在也不是……”

  拿到答复,汪笺神情落寞地离开了陈寅恪家。直至多年后,他与恩师的关系也未能缓和半点。对此,陈寅恪的女儿回忆道:“父亲绝不会因为学生学问不够而动怒,他是为他们撇弃了学术独立性而痛心。”

  那一年历史研究委员会的三位所长里,没有陈寅恪的名字。

  他在岭大获得的短暂春天,也即将迎来尾声。

  - 7 -

  在岭大的头几年,陈寅恪过得相当舒心。他的工资最高,受到的优待最多。学校甚至在他的住处周围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因其双眼尚未彻底失明,还能分辨一点强光,修路只为方便他散步。

  包括全国物质最紧张、许多人都吃不饱饭时,陈寅恪还能拿到一定量的牛奶和面包。知道他喜欢戏曲,市长给他送收音机,知道他身体不好,就派去几个护士。

  一些人看他受如此优待,非常不高兴:“凭什么陈寅恪能被照顾得这么好?”校方理由也简单:“你要眼睛看不见,还有他的水平,我也给你派护士!”

  因其失明,学校给他配了助手。无论讲课还是著书,陈寅恪都只用口述。上他的课,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全凭自觉。学生要是不下课外功夫,基本是浪费时间。那时,陈寅恪手边能接触到的资料,都是图书馆里的大路货,人人皆可得之。可只有他,仅凭口述便写出一本精妙绝伦的《论再生缘》。他一个学生后来任教,找来一帮研究生让他们口述论文,结果连5000字都讲不出来。

  1957年,反右开始。从来无心于政治的陈寅恪,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厄运。就像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的:“你不找政治,政治却会找上门来。”

  很快,有人贴出大字报,说陈寅恪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群众,拿着高工资、高稿费,生活待遇优厚,整日养尊处优。一时间,群情激愤。在一次讨论会上,他的学生刘节站起来拍了桌子:“批判陈寅恪就是兴文字狱!”

  然而事态已成定局,在失控中,陈寅恪成了众矢之的。不久后,陈寅恪愤怒地表示:“第一,我不再开课。第二,马上办理退休,搬出学校。”他告诉家人:“说我误人子弟,实在是伤了我的心。”

  助手劝他复课,他心情沉痛道:“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让我教的。”

  回到书房的陈寅恪,并未就此沉沦。在助手帮助下,他依然勤于学问,写下《柳如是别传》。柳如是乃明清易代之际的青楼女子,南明将亡时,知识分子都屈志降清,唯独她还保留着骨气,誓死不降。陈寅恪对一个烟花女子的一生细细考据,不过是为了倡导做人治学的气概风骨。

  拿他自己话说:“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1962年,由于在洗漱时突然摔伤,陈寅恪的右腿股骨颈折断,从此卧床。然而盲眼也好,膑足也罢,都未能动摇他著书的决心。他每天依旧工作十余个小时,最终写成了长达8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

  他并不满足于此,心头尚有余力。战乱时,几经漂泊,为生计所困,为眼疾所折磨,他早想写一本《中国通史》,始终未能如愿。《柳如是别传》之后,他曾打算集中心力,再写一部更宏大的著作。

  可就在这时,他迎来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 8 -

  1966年,时代浩劫来袭。很快,陈寅恪的助手被赶走,三个护士也不知去向。鉴于陈寅恪的研究和过往历史,红卫兵将其判为“不学无术的学术反动权威”,陈寅恪只能苦笑:“既然不学无术,怎么又是学术权威?”

  没多久,便有人上门抄家,勒逼财物,焚烧书籍。见陈寅恪无法下地走动,红卫兵就将一张张大字报贴到屋内的墙壁上、书柜上、床头上,甚至陈寅恪盖的棉被上。作恶想象力之丰富,真令人拍案叫绝:他们见陈寅恪眼盲足膑,就抢走他拿来听戏的收音机,在他床头吊一个高音喇叭,天天通过喇叭批判。久而久之,陈寅恪听得浑身发抖,乃至尿湿裤子……

  1968年初的一天,有人来通知陈寅恪的家人:“明天把他抬到广场去,我们要批斗他!”当时陈寅恪卧床6年,去了必死无疑。学生刘节听说后,自愿代老师出场。站上批斗台,皮鞭狠狠地抽在身上,红卫兵问他作何感想,刘节高声叫道:“能代陈先生挨批斗,我荣幸的很!”

  不久后,陈寅恪又被撵出房子,存款工资均遭冻结。想当初,他不吃日伪的饭,不收日本人的米,甚至战时窘迫,胡适前来送钱,他都坚持拿自己珍藏多年的典籍去换,骨头硬得铮铮作响。而这一次,一身傲骨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口述了一封“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需吃流食,可否申请一些牛奶活命?二、护士走后,妻子疲惫不堪,无力再照顾我,恳求一位老工友来扶我上厕所。如今妻子有病在床,无人可以照料,恐怕死了也没人知道。

  不知他是以何种心情写下这份申请的。

  写完申请,陈寅恪深感妻子会比自己先死,于无限的悲伤中,为活人写下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看先生早年的照片,虽眼盲,但目光始终如炬,站在画幅中,无一张不是腰杆笔挺,一副傲然模样。而这时的他,目光终于暗淡了下去。他不再说任何倔强的话了。亲友前来探访时,他沉默不语,只是双眼不住地流泪……

  1969年10月7日,在秋日萧瑟而稀薄的晨光缓缓照下来时,陈寅恪因心力衰竭,溘然长逝。45天后,妻子也随他而去。

  对于这个世界,陈寅恪未留下只言片语。

  - 9 -

  曾有人说过,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学识、见识、胆识。要说前二者,并不算难办。有天赋、勤奋,或者智性与意趣,总能到达一定的层次。唯独胆识,这涉及一个知识分子治学做人的风骨与气节,非一般人所能及。

  一个文化人,该如何在时间和时代的洪流中抱守真理,如何在权力面前坚持自己的人格理想,在陈寅恪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写下这十个字时,陈寅恪便决心将其视为一生学术事业的标尺与追求。在日后的岁月里,无论遭遇怎样的磨难和苦痛,他都矢志不渝。

  这份坚定,恐怕比三百年来第一人的渊博学识,更为宝贵。

  毋庸赘言,做陈寅恪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一个不谈气节只谈实利、精致利己主义泛滥的时代,要不为风气所动,不为现实所困,做一个寂寞的守志者,更为不易。易中天就写过一篇《劝君莫谈陈寅恪》。为何?只因“最是文人不自由”。

  但我想,前人树起过那样高的精神丰碑,后人能够仰望它,即便达不到,也好过我们凭栏望去,把它当作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

  精神是不怕死的,可怕的是被人遗忘。

  本文参考资料:

  [1]《陈寅恪家族,追寻百年的独立与自由》,南方人物周刊

  [2]《陈寅恪:人生五痛伴终生》,曾国藩读书会

  [3]《陈寅恪背后的陈氏家族,告诉你何为贵族》,新华报业网

  [4]《陈寅恪:历史其实很有趣》,百家号·历史梦醒

  [5]《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陆键东著

  [6]《陈寅恪: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博学的人》,黑龙江新闻网

  [7]《陈寅恪:没有学位的国学大师》

  [8]《陈寅恪先生轶事&陈寅恪之死》

  [9]《陈寅恪的文革岁月》,人民网,林珊珊撰

  [10]《黑暗中散发的光芒,陈寅恪在成都》,浦顿撰

  [11]《刘浦江:正视陈寅恪》,原载《读书》,刘浦江撰

  [12]《劝君莫谈陈寅恪》,易中天撰

  [13]《一桩公案,刘节有没有代替陈寅恪挨批斗》,张求会撰

  [14]《陈寅恪在1958年如何受批判的》,吴定宇

  [15]《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著

  [16]《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著

  [17]《对中科院的答复》,陈寅恪撰

  [17]《大师·陈寅恪》,上海《纪实》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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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0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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