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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西南联大的情怀是“静坐听雨”

2018-01-19 16:10 来源:凤凰文化 阅读

电影《无问西东》上映几天,已经刷屏朋友圈。里面讲述了四个故事,而20年代和西南联大时代这两个段落,最为饱满有力和充满知识分子气息。

处于20年代的学生吴岭澜,明明更适合文科却迷失在“优秀的人都读实科”的时代氛围里,是校长梅贻琦去点醒他,认为吴岭澜不应该把自己置身于一种麻木的忙碌、踏实中,而忽略了真实。他说,真正的真实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十几年过去,吴岭澜在云南的山洞外给学生上课,对他们说,“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同样在西南联大时期,有一位教授物理的先生,因为云南下雨声音太响而无法讲课,从容地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四个大字,直击人心。在简陋的教室里,打开窗户,听雨看世界,多美好的画面。

战火中的西南联大,堪称世界上条件最差的大学之一。但教授和学生之间惺惺相惜,电影中“静坐听雨”、“警报中读书”、“山洞里吟诗”等场面都是当时联大师生的风貌缩影。片尾“七分钟读懂中国风骨”的彩蛋,正是向闻一多、华罗庚、梁启超、朱自清、钱钟书等大师学者致敬。

以下内容来自《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如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相比于现在性骚扰频发的高校教授,西南联大里的师生情谊愈发令人怀念。毕竟如此相濡以沫、平等相待的师生关系,此前此后都难得一见了。

谈及西南联大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当初联大教授曾昭抡撰《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称:“古今中外一切战争,凡一交战国家,充满失败主义者,大败即不在远。难民比敌人跑得快,谣言比难民跑得更快,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

从最初的殊死抵抗,到漫长的相持阶段,再到最后的战略反攻,有很长的路要走。用曾昭抡的话来说,就是:“环观国际形势,同盟国家必获最后胜利,诚属必然之事。日寇何时得以完全击溃,则尚无把握。”因此,西南联大以及众多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国大学,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坚持“笳吹弦诵”,这本身便是抗战必胜信念的最好体现。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坚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人能够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今天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初却困扰不少读书人—正因为了解中日两国经济及军事实力,不太相信中国能获胜(周作人的北平“苦住”乃至“落水”,根本原因在此)。

破旧的西南联大

破旧的西南联大

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历史贡献,精神感召是第一位的。在大后方是稳定民心,而对于沦陷区民众,则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因此,穿越封锁线,奔赴大后方任教或求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开进了燕京大学,不愿做亡国奴的燕大学生林焘等一行六人,决心投奔自由,从北平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复学。据林焘日后追忆,中间诸多艰险,“一般同学从北平到成都只需要二十来天,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

而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践西南联大之约,1942年5月29日从上海出发,历千辛万苦,经苏、皖、赣、闽、粤、桂、贵、云八省,来到昆明任教,读其《西行日记》,让人感慨万千。1942年11月21日,星期六,浦江清终于到达昆明,那天的日记是:“自五月二十九日离沪,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

了解这些,你才能理解,为何前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撰写序言,会特别表彰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而“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

我曾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各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如何尽到一个国民的责任、为抗战做贡献?这不仅是个人选择,还牵涉大后方诸多大学的办学方向,以及无数师生的教学和日常生活。教育部的基本方针是“战时须作平时看”,课程设置略为调整,以适应战争需要,“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

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明确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争,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国民政府的这一重大决策,得到大学校长及教授们的支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于1941年6月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

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受所谓战时教育的声浪。那时候他们心目中以为有一种短期速成的教育,像“万应灵丹”一样,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绝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

即便是思想激进的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也谈及,当校园里争执如何实行“战时教育”时:“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的不坏。”

基于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学问”的敬重,国民政府一方面调整总体布局,在协助众多沿海教育机关迁往西南的同时,特意搬迁了一些学校到西北(设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另一方面,大量扩充理、工、农、医等院校(科系),以适应战争对国防建设及科技人才的特殊需要。教育部之指令各高校开设若干配合抗战的课程,但坚持不降低教育水准,拒绝将大学改造成应急的培训学校,此举对于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起很大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正因为政府及学界有此共识,抗战中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没有下降,很多专业领域甚至有明显的提升。如西南联大,各院系都有很好的教授及研究成果。这里不准备仔细清理教授们“学术参战”的决心与能力,只想从“心态史”角度,谈论教授们著述时的心情—南渡的悲愤,北归的愿望,艰难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如何渗透到具体的著述中去。

在1946年刊行的《联大八年》中,有费孝通教授的《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其中提及自己的写作:“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对。……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烦时期的工作。”

至于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躲避空袭的间隙,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书的原稿是英文,据说是因为防空洞里既无桌椅,又无灯光,用英文写作,“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画下去”。

作为后来者,我们往往只看见著述,而未能真切体会前辈那“压在纸背的心情”。冯友兰曾提及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

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至于谦谦君子汤用彤的讲课,同样蕴涵着时代的忧愤:“汤先生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内心隐藏着对专制腐败统治的极度不满,但却与感时忧世低徊吟咏的诗人不同,有哲人的气质,寓悲愤于超逸之中。这一点,在讲授魏晋玄学一课中不时流露出来。对于魏晋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对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他却强调阮籍、嵇康,指出他们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人物。”

关于联大师生为何格外关注中古时代的思想及文章,我曾有过如此表述:“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可以这么说,所学专业有别,可那个时代的联大师生,全都是“有情怀的”。

世人谈及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喜欢从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常委)入手。其实,三人中长期在昆明的只有梅贻琦,而梅发挥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阅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合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印象最深的是教授会的权力与决策之果断。三校联合,取北大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清华的教授治校(严格要求)以及南开的应用实干(坚韧不拔),合成一种新的联大校风。

而在制度建设方面,清华贡献最大。西南联大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与梅贻琦长期主持常委会工作以及教授会制度的确立不无关系。西南联大的教授会,比起清华时期来,权限有所缩减,基本上属于咨询机构;但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时刻,教授会挺身而出,支持学生争取民主运动,作用非同小可。世人之所以喜欢从三位校长说起,除了这样“讲故事”线索简单,效果很好,我怀疑还有“官本位”的潜在影响。查阅大量档案公文、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散文小说等,逐渐展开五彩缤纷的历史场景,你会发现,战争中西南联大之所以波澜不惊、弦歌不辍,教授起关键性作用。

所谓“教授治校”,乃基于对学术共同体的信任。西南联大教授大都是留学生(尤其是理工科方面),有基本相同的学术理念,故能真诚合作。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1946),其“联大教授”部分有一类似“小引”的插页,称:

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一所大学的教授,留学生占86%(留美学生占55%),这种学术背景的高度同质,在那个特定时代,使得教授们容易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减少不必要的内部纷争。而环境的艰难,使得文、理科教授混合居住,彼此之间很容易沟通。

比起教授之合作无间,更重要的是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联大西迁昆明后,1938年春曾在蒙自设文法学院,负责筹备的郑天挺教授日后回忆:“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帮运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

我曾引用冯友兰1948年撰写的《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那个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关键在于:“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

把这段话略为引申—放长视野,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的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这种师生亲密无间,除了中国书院传统,某种程度上也是战时经济困难以及生活空间缩小造成的。著名史学家、当年联大历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力因素”;“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

而著名数理逻辑学家、当年联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忆文章中称:“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别的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

事隔多年,追忆逝水年华,难免夹杂个人感情色彩。可对照当初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联大师生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联大八年》中,“联大教授”的“小引”称:“这里收集到的关于教授报道的文字在我们是没有什么标准的。这中间差不多是每位同学描写他熟识的先生”,至于那些只开列教授履历,或者炫耀其官衔的,“我们也就只有从略”了。

除了《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闻一多先生事略》,接下来就是总共33页篇幅的《教授介绍》。作者采用“剪影”手法,虽只聊聊数语,却相当传神。这里引述若干则,以见当年学生眼中的著名教授:

哲学心理系主任汤用彤:“汤先生岁数并不太高,头发却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担之下,汤先生远在1942年就卖去了皮氅,家里经常吃稀饭过活。然而对同学仍然教诲不倦,而且面色毫无忧容。讲起书来毫不使人乏味。”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书有条不紊,同学认为雷先生写黑板都是有计划的。雷先生的脑筋是超级冷静的,只有在这次东北问题中是仅有例外,讲得来老泪横流。雷先生常为《中央日报》写点星期论文,以弥补日常费用。”

历史系教授刘崇鋐:“刘先生热忱爱国,昆明有什么关于政局的讲演,是他常去听的。前次知识青年从军,刘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营。可是后来在欢迎从军同学返昆席上,刘先生致词,当他说到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去。”

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喜欢写时评,且从事民主运动:“他很能和同学接近,同学举办的各种活动,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请,这一点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贯彻始终’的跟同学一道吃,玩,闹。……曾先生不修边幅,有时一只脚穿袜,另外一只却没有。衣服的扭(纽)扣老是不齐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脚上。有一次,曾师母俞大絪先生到昆明来了,曾先生同曾师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

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想来是大家所熟知的了。远在三十三年冬,张先生就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主席个人独裁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张先生对同学非常亲近和蔼,你可以一直坐在张先生家里谈上三四个钟头。张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好朋友,远在‘一二·九’时候,他曾经以《晋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为题而使《独立评论》封闭。”

物理学教授王竹溪:“据我粗粗的观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虚心而又兴趣宽广的一位,譬如三十三年姜立夫先生开高等几何一课时,王先生几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细心谛听;而且还勇于发问,颇有西洋人的作风。此外王先生对中国文字很有兴趣,为了中国辞书的部首太多翻阅不便,王先生正在编订一部部首非常简单的字典。去年时见他在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上旁听,大概就是为的这个罢。”

教务长、社会系主任潘光旦:“潘先生是社会学家同时是优生学家,常在优生学班上谈起自己站在国民的立场也算尽了一己之责,因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在欢送毕业同学会上常劝大家努力解决婚姻问题……潘先生自己承认有演讲瘾,的确潘先生的口才是少有的,演讲起来,如黄河长江滔滔不绝,而所讲的又是层次清楚有条不紊。”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根据冯先生最近几年的行动,有很多人以为冯先生由‘风流’而转变为‘现实’,由‘为无为’而转变到‘有有为’了。假若太虚是‘政治和尚’,那么冯先生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家’了。”

算学系主任杨武之:“为人忠厚老诚,对同学异常和善。上课的时候,颇爱讲一点共产党教人放火的大道理。”

社会系教授费孝通:“跟同学关系很合得来,打球开会常跟同学们在一道。……费先生写的论文有散文小说的笔调,看起来毫不使人厌倦。”

因为是小品文字,对于这102位教授的介绍,不太涉及各自的专门学问,关注点有三:一是演讲口才,二是对待同学的态度,三为介入社会的热情。

尤其是谈及中文系教授,更是格外看重讲课效果。罗庸:“他尊崇儒家,口才很好”;闻一多:“他的课最叫座,没有一门课不挤拥”;唐兰:“唐先生的课以前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罗常培:“一口流利北平话,听起来稍使人感觉有点‘油滑’”。

这种三言两语的“评点”,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能当“学术鉴定”看待;但从行文风格可以看出,作者未取“高山仰止”的视角,甚至还略带调侃。如此相濡以沫、平等相待的师生关系,此前此后都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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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1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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