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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人才?

2018-01-25 09:28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何兆武 阅读

随着影片《无问西东》的热播,西南联大缔造的奇迹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求学七年,为什么西南联大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呢?何先生引邹承鲁院士的话回答:“就两个字:自由”。今天给大家分享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学记》,从中,我们可以跟随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近距离感受西南联大的风采……

上 学 记(节选)

何兆武 口述

文靖 执笔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自由散漫的作风

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比如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各个级的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挺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没有什么。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争了起来,那时候正在征调翻译官,有的同学是自愿的,可也有分派。比如哪一年级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强制性的,梅贻琦校长亲自开会做动员。回来后有个同学就骂:“梅贻琦官迷心窍,这回可是大捞了一把,可以升官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打仗需要人,征调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怎么能那么想呢?”于是我们就在宿舍里吵,不过过去就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上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工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挺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然不在这些,有工夫都用来读诗、看小说了。于是决定改行,把梁启超的东西拿来看看,诸如此类,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学分不够也可以补,至多是多读一年。我想搞文科,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文科生要学一门自然科学,学理工的国文是必修。另外英文也是必修,6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那就是选修了。

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挑。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怎么样,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没什么内容,简直浪费时间,还不如我自己借本书呢,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上。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像文、法学院其他专业,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即便历史系的学生也不见得必修。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老些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全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管。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的。

再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在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没有任何学历,连中学都没念过,并且当过兵。后来他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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