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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傅斯年:末世之际的中国情怀(2)

2017-12-26 09:39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王晴佳 阅读

陈寅恪能逃脱香港,得以返回内地,他的老友兼上司傅斯年帮了忙。1941年3月19日,陈在香港时托人转信给傅,希望傅能速汇款,由陈乐素转给他。其中有“近来贫病交迫,居港五日用,返乡无旅费,需待接济”等字句。信后来附在吴晗给傅斯年的信中,吴也请求傅斯年出力接济,“为国家保全一学者,为后学保全一导师”。不过吴晗发信的时候,已经是4月24日了。

傅斯年得到信后,看来马上采取了行动。到了5月初,陈寅恪一家就得以坐船离开香港。等他在1941年6月18日到达桂林的第二天,陈马上就致信傅斯年,表述其感激之情,用了“何可言谕,九死一生”等话,并向傅描述了他在香港的处境。比如他说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他有两个月没有脱鞋睡觉。陈那时已有三个女儿,为了躲避“日兵索‘花姑娘’,迁居四次”。至于生活上,的确如前信所谈的那样,十分艰苦,“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食数月之久”。偶然有一个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傅斯年到底给陈多少帮助,信中没有说明,只说在4月底得“意外之助”。不过因为信是写给傅斯年的,这意外之助一定与傅有关。

可是,自陈寅恪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以后,他和傅斯年两人的关系,却产生进一步的隔阂,问题还是出在陈寅恪不愿到史语所上班。从傅斯年那一方面来讲,他那时帮助陈寅恪,不但是因为陈是他在1920年代留学德国时就已经交往的好友,更主要的是陈寅恪是他创办和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核心成员,因此他救出陈寅恪,自然希望陈马上到当时史语所的所在地四川李庄报到,履行其研究员的职责。

但是,陈寅恪逃出香港以后,有点筋疲力尽,不想马上长途旅行到李庄,这也可谅解。其中有好几层原因。首先是他自己目力已经所剩无几,妻子身体也不好,还有三个幼小的女儿。要想在战时由广西入四川,并非易事。其次是在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附近的一些大学、研究机关都纷纷想拉住他,让他到那些学校任教,如广西大学、武汉大学等。毕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大师级人物中,陈寅恪可以说是硕果仅存(另一导师赵元任那时已在美国),那些学校有这些动作,也理所当然。另外,陈寅恪的妻子唐篑是广西人,他们一家留在广西,一定是为了求得一些亲友的照顾。

可是中央研究院在陈寅恪回到内地以后,已经发了研究员的聘书给陈。陈寅恪在1942年的8月1日致信给傅斯年,解释他不能马上到李庄就职,因为旅途十分劳累,不便舟车劳顿,长途跋涉,因此就任广西大学讲座教授之职了。傅斯年得知以后,十分不快。他在8月6日(应该是刚收到陈的信)写信给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叶企孙,认为陈在两处以上兼任,不合中央研究院规定,必须让陈将聘书退还。傅在信中还附了中央研究院的有关规定,引证有据。”

陈寅恪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傅的不快,因此在8月11日致函给傅,说已经将中央研究院的聘书退还总干事处。信中还提及前面有三封信给傅,看来陈也知道不马上到李庄,有些不妥。傅在收信以后,8月14日写回信给陈,解释中央研究院的规定,敦促陈到李庄就任。其中有比较强烈的语气:“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但是,陈始终未去李庄。

傅斯年自然更加不乐意,认为陈的举止,是受了他妻子唐筼的影响。他在8月21日致函叶企孙,有一段有趣的话,不但对陈的决定表示不满,也涉及陈在史语所的表现,不妨一读:

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自决 。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 因此辈常受他指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保存一读书种子耳。

由此可见,傅对陈在史语所的研究工作,并不满意。当时的史语所,有点类似现在的博士后研究点,新聘的助理,都由年长的研究员指导。而陈寅恪虽有大名声,但对所内工作,并不参与,因此傅有怨言。

傅的类似意见,也在他给当时一名叫真如的信中谈及。真如给傅写信,要求傅能允许他聘请陈来校(武汉大学?)主持文史研究所。傅回信中表示了这样的意见,他说陈寅恪是否愿意,“一切看他夫人身体”,因为“寅恪伦常甚笃”。但更主要的是,

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 寅恪决不肯“主持”也。

这与傅斯年给叶企孙的信中所表示的态度,十分一致。

傅斯年对陈寅恪的不满,可以用“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来赞扬,但也可看出他作为一位学术领导人,不免有些“学霸气”。其实,傅斯年的“学霸气”,在早年就有所表露,使得他在中山大学与老同学顾颉刚闹得不愉快,最后分手了之。

但是,傅斯年对陈寅恪,向来是十分照顾的。当时傅斯年在史语所有一规定,所内人员不得在所外兼职。但他为了聘请赵元任和陈寅恪这两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到所内工作,只能对他们有所例外,允许他们仍在清华上课。其实,傅斯年对陈寅恪的怨言,也是事出有因。如上所述,这两位名闻遐迩的导师,对史语所没有什么具体的贡献。赵元任长期在美国,而陈寅恪虽然在国内,但他“虽是历史组负责人,却一直是挂名的,并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看来,由于时事的变化,傅斯年已经不再想一直给陈寅恪这一“特别待遇”了。

陈寅恪对被中央研究院解聘之事,也不会感到愉快。他在事后(1943年)写给史语所同仁的诗中,有这么几句: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
读书渐已成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其中第一和第三句,主要是谈他从港归来所目睹的时事变化,但第二和第四句,则似乎隐含了他对傅斯年的不满和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解释。他认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同时又解释他自己有家庭牵累,无法像傅斯年所要求的那样行事。该诗的意思,应该比较明白。

陈寅恪的确对傅斯年采取了躲避政策。从1942年直至1949年史语所撤至台北的这段时间内,他没有到史语所工作过,而是在离开桂林以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中有一段时间出国到英国治病,途经美国回国。1948年他到了广州岭南大学。陈寅恪的这一做法,表现出他已经感觉到在史语所工作,不再能享受他所崇尚的“学术独立”了。

由上所见的陈寅恪、傅斯年两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陈寅恪最后没有随史语所迁至台湾,以及以后他为什么不愿到北京的历史研究所工作。陆键东说得对,在当时陈寅恪的朋友中,能够劝说和有力量安排陈寅恪到台湾的,只有傅斯年。当然,除了傅斯年之外,可能还有胡适,否则陈寅恪就不会在1948年随同胡适登机离开北京到南方了。不过,胡适对陈寅恪的影响力,可能也仅此而已了。事实上,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影响力,也并没有大多少,因为陈到了广州以后,虽然傅曾多次催促他到台湾,但他始终没有动身。

其实在1940年代,陈、傅之间的关系,至少从陈寅恪那边来看,已经不再那么融洽了。换言之,陈寅恪之学术、人格独立,是超越于党派之上的。因此,陈寅恪在“文革”中的交代稿中会这样说:

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陈在说这些话时,一定想起了他在1940年代初期的往事。一是他在香港所受的千辛万苦;二是他在脱离香港、回到国内以后,没有能马上去史语所所在的李庄而遭傅斯年解聘的事。那“坚决不去”的说法,并不是为了“讨好”问话者(以陈寅恪的独立人格而言,他不会这样做),而是反映了他对傅的真实心情。如上所述,早在1942年以后,陈寅恪与史语所之间,就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联系了。

我这样说,除了有上面的那些陈、傅的来往信件作为根据以外,还有陈寅恪的诗为证。据邓广铭回忆,在1950年傅斯年在台湾因脑溢血过世以后,陈寅恪曾作诗一首如下: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和何为怀抱”感题其后》(注:邓广铭认为该诗为悼念傅斯年所作,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前揭书,第38-39页。诗可见《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第65页。

该诗先由余英时作了许多诠释,然后冯衣北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注: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98-101页和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前揭书,第29-31页)我在此无意参与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是想说明当时陈寅恪在听到傅斯年死后的感伤,否则他不会有“不生不死”的感触,进而用典来比喻国民党占据台湾、两岸分裂的情势,对老友之死的感伤和对时事的感叹,溢于言表。

陈寅恪不但在傅斯年过世的时候想到他,而且在拒绝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所长时,也想到了他。陈寅恪在1953年有“答北客”一诗,曰: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苹花即自由。

陆键东和余英时对该诗都有解释,在此不再赘述。(注: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288-290页;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27-128页。陆著对陈寅恪的决定,有较详尽的讨论。)但诗的第三句“柳家既负元和脚”,则显然指的是他当年不愿跟随傅斯年到台湾,继续在史语所工作的事。余英时在解释该诗时,注意到“元和”指的是傅斯年,因为1927年陈寅恪曾有“寄傅斯年”一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其中第二句说的是王国维的过世,使得传统学术“成绝响”,而傅斯年等人的新学问——“元和新脚”,则在当时(1927年)还“未成军”。但是,我们还可以将“柳家既负元和脚”与傅、陈两人之间在1940年代的恩怨和陈之不去台湾,联系起来看。其实,陈的意思很明显:我当年既然已经“辜负”了傅斯年的史语所,那么我现在也不会“采”社会科学院的“蓣花”了。他的目的,自然是保持一种“自由”。

不过,陈寅恪虽然决定留在大陆,不去香港和台湾,但他的夫人似乎有些不同意见。余英时曾根据他的老师钱穆的回忆,加上他自己对陈寅恪晚年诗文的诠释,认为在1949年,陈夫人曾一度到了香港,有意打探到台湾之行。汪荣祖等人则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只不过是陈寅恪夫妇之间的一次吵架而已。有关这事,在“朱家骅档案”中藏一封傅斯年于1949年5月28日给朱的回信,似乎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支持了余英时的说法。傅斯年在信中说:“关于陈寅恪先生入境手续,因其属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自当照办。”从信的口吻来看,似乎有人询问朱家骅,如果陈寅恪想到台湾,是否可办入境手续,而朱向傅斯年咨询。而且,似乎询问的人并不是陈寅恪本人,因为如果是他本人,傅斯年的口气就不会如此“公事公办”。而且,傅的口吻,似乎还有不甚相信此事是真的迹象。自然,这种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傅斯年在这以前,曾多次催促陈一家到台湾而未成。如此看来,这个询问如何办理赴台手续的人,很可能是陈夫人。当然,最后陈夫人被朋友劝回广州,与陈团聚,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至于陈寅恪以后对自己留在大陆这样的决定,是否有所反悔,并因此而赞赏他夫人的见识的问题,似乎已经超出本文的主题,也即他与傅斯年的关系的问题,因此不再论述。(不过,由本文所引档案所见,既反映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位近代中国学术巨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陈寅恪在1940年代的心境及其政治态度。陈寅恪以学术自由为至高无上,既超越了政治的疆野,也不为友情所累。笔者希望拙文的写作,不但能补充陈寅恪研究的史实,而且也能使读者对陈寅恪的独立人格与学术志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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