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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第一次见菲茨杰拉德,就发生些奇怪的事

2017-12-22 08:4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1920年左右的菲茨杰拉德

1920年左右的菲茨杰拉德

他的才能像一只粉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地自然。有一个时期,他对此并不比粉蝶所知更多,他也不知道这图案是什么时候给擦掉或损坏的。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损伤,并了解它们的构造,于是学会了思索,他再也不会飞了,因为对飞翔的爱好已经消失,他只能回忆往昔毫不费力地飞翔的日子。

我初次遇见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司各特碰上很多奇怪的事,但是这件事我永远忘不掉。那天我正在德朗布尔路上的丁戈饭店的酒吧间,跟一些毫无价值的人坐在一起,这时他走了进来,作了自我介绍,并且介绍一位跟他一起来的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男人,就是那著名的棒球投手邓克·查普林。我过去没有关注过普林斯顿的棒球赛,因此从未听到过邓克·查普林的名字,但是他非常和蔼、无忧无虑、从容不迫而且友好,跟司各特相比,我更喜欢他。

司各特当时看起来像个孩子,一张脸介于英俊和漂亮之间。他长着金色的波浪形卷发,高高的额角,一双兴奋而友好的眼睛,一张嘴唇很长、带着爱尔兰人风度的纤巧的嘴,如果长在姑娘脸上,会是一张美人的嘴。他的下巴造型很好,耳朵长得很好看,一只漂亮的鼻子,几乎可以说很美,没有什么疤痕。这一切加起来原不会成为一张漂亮的脸,但是那漂亮却来自色调,来自那非常悦目的金发和那张嘴。那张嘴在你熟识他以前总使你烦恼,等你熟识了就更使你烦恼了。

我那时很想结识他,因此埋头苦干了一整天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居然会到这里来,似乎使人感到非常奇妙,还有那位了不起的邓克·查普林,我过去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可他现在成了我的好朋友。司各特一直讲个不停,由于他讲的话使我窘困——都是关于我的什么作品以及如何了不起等等——我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只顾注意看而不去听他说什么。我们那时仍旧遵从这样的思想方法,认为当面恭维乃是公开的耻辱。司各特要了香槟酒,于是他和邓克·查普林和我三人,我记得,跟一些毫无价值的人一起喝起来。我看邓克或者我并不在仔细地听他的演讲,因为那不过是演讲而已,而我一直在观察司各特。他身体单薄,看起来情况不是非常好,他的脸微微有点虚胖。他穿的布罗克斯兄弟服装公司的套装很合身,他穿了一件领尖钉有饰扣的白衬衫,系了一根格尔德公司的领带。我想该告诉他我对这领带的意见,也许吧,因为在巴黎的确有英国人,也许有一个会走进这丁戈酒吧间——眼前这里就有两个——可是再一想,去它的,算了吧,便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后来才知道那根领带原来是在罗马买的。

我现在这样盯着他瞧可并没有了解到他多少情况,除了看出他模样很好,两只手不太小,显得很能干,而当他在一张酒吧高脚凳上坐下的时候,我看出他的两条腿很短。如果是正常的腿的话,他或许可以高出两英寸。我们已经喝完了第一瓶香槟,开始喝第二瓶,他的话少起来了。

邓克和我都开始感到这时甚至比喝香槟之前的感觉还要好些,而那演讲总算停了,正是件好事。直到这时我才觉得我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但一直在我本人和我妻子之间小心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只有对那些我们相知很深的人才谈起这一点。关于我可能已达到这样伟大的程度,司各特得出了同样愉快的结论,使我很高兴,但是他这篇演讲快讲不下去了,也使我感到高兴。可是演讲一停,提问的阶段开始了。你可以专心观察他而不去注意听他说话,但是他的提问你却回避不了。我后来发现,司各特认为小说家可以通过直接向他的朋友或熟人提问来获得他需要知道的东西。那些提问是直截了当的。

“欧内斯特,”他说。“我叫你欧内斯特,你不介意吧?”

“问邓克吧,”我说。

“别犯傻啦。这是认真的。告诉我,你跟你妻子在你们结婚前在一起睡过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记得了。”

“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你怎么能不记得?”

“我不知道,”我说。“很奇怪,不是吗?”

“比奇怪还糟,”司各特说。“你一定能记得起来的。”

“很抱歉。真遗憾,是不是?”

“别像什么英国佬讲话吧,”他说。“放正经些,回忆一下吧。”

“不行,”我说。“毫无办法了。”

“你可以老老实实努力回忆一下嘛。”

这番话声调很高,我想。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这么讲的,但是我不这样想,因为我曾注意到他说这番话时在冒汗。汗是从他修长的完美的爱尔兰式上唇沁出来的,一滴滴很小的汗珠,那时我正把视线从他的脸上往下移,见他坐在酒吧高凳上往上提起了腿,我目测着这两条腿的长短,后来我又回过来注视他的脸,正是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坐在吧台前,擎着那杯香槟,脸上的皮肤似乎全部绷紧了起来,直到脸上原来的虚胖完全消失,接着越绷越紧,最后变得像一个骷髅头了。两眼凹陷,开始显出死去的样子,两片嘴唇抿得紧紧的,脸上失去了血色,以致成为点过的蜡烛的颜色。这可不是我的凭空想象。他的脸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骷髅头,或者可以说成了一张死人的面模,就在我的眼前。

“司各特,”我说。“你没事吧?”

他没有回答,脸皮却看上去绷得更紧了。

“我们最好把他送到急救站去,”我对邓克·查普林说。

“不用。他没事。”

“他看起来像快要死了。”

“不。他喝了酒就会这样。”

我们把他扶进一辆出租汽车,我非常担心,但邓克说没事,不用为他担心。“很可能等一到家他就好了,”他说。

他准是到家就好的,因为几天以后我在丁香园咖啡馆遇见了他,我说我很抱歉,喝了那玩意儿把他醉成那样,可能我们那天一面讲话,一面喝得太快了。

“你说抱歉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玩意儿把我搞成那副样子的?你在说些什么,欧内斯特?”

“我的意思是指那天晚上在丁戈酒吧间。”

“那天晚上我在丁戈没有发什么病啊。我只是因为你们跟那些该死的英国佬在一起搞得我厌倦透了,才回家去的。”

“你在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英国佬。只有那名酒吧侍者。”

“别故弄玄虚啦。你知道我指的是谁。”

“哦,”我说。他后来又到丁戈去过。要不,他另外有一次上那儿去过。不,我记起来了,当时是有两个英国佬在那儿。这是真的。我记得他们是谁。他们的确在那儿。

“是的,”我说。“当然啰。”

“有个有假贵族头衔的姑娘很无礼,还有那个跟她在一起的愚蠢的酒鬼。他们说是你的朋友。”

“他们是我的朋友。她有时候确实非常无礼。”

“你明白啦。所以用不着仅仅为了一个人喝了几杯酒就故弄玄虚。你为什么要故弄玄虚?这类事情可不是我认为你会做的。”

“我不知道。”我想变换话题。接着我想起了一件事。“他们为了你的领带才那么无礼的吗?”我问道。

“他们干吗要为了我的领带无礼呢?我那天系的是一条普通的黑色针织领带,穿的是一件白色马球衫。”

于是我认输了,他就问我为什么喜欢这家咖啡馆,我告诉他这家咖啡馆过去的情况,他开始竭力喜欢它,于是我们坐在那里,我是喜欢这家咖啡馆,而他则是竭力设法喜欢它,他提了一些问题,告诉我关于一些作家、出版商、代理人和评论家以及乔治·霍勒斯·洛里默的情况,还有做一个成功的作家会招来的流言蜚语以及经济状况等等,他冷嘲热讽,怪有趣的,非常快活而且媚人和惹人喜爱,即使你对任何人变得惹人喜爱往往会持谨慎态度。他以轻蔑的口吻谈到他所写的每篇作品,但不带一丝怨恨,我明白他那部新作一定非常出色,他才能不带一丝怨恨谈起过去的作品的缺点。他要我读他的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旦他从人家手里讨回了他最后也是仅有的一本,就可以给我看。听他谈起这本书,你绝对无法知道它有多么出色,只看到他对此感到羞怯,这是所有谦虚的作家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时都会流露的表情,因此我希望他很快讨回这本书,这样我就可以阅读了。

司各特告诉我,他从马克斯韦尔·珀金斯那儿听说这部书销路不佳,但是得到了极好的评论。我不记得是在当天还是好久以后,他给我看一篇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写的书评,写得不能再好了。除非吉尔伯特·塞尔迪斯文笔更好,才能写出比这更好的评论来。司各特对这部书销路不好感到困惑,受了伤害,但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时他丝毫没有怨恨,关于这部书的质量,他既害羞又高兴。

这一天,我们坐在丁香园外面的平台上,看着暮色渐降,看着人行道上过往的行人和黄昏时分灰暗的光线在变化,我们喝了两杯兑苏打水的威士忌,在他身上没有引起化学变化。我仔细观察着,但是这种变化没有出现,他没有提出无耻的问题,没有做出任何使人为难的事,也没有发表长篇大论,举止行为像个正常、明智而可爱的人。

他告诉我他跟他的妻子姗尔达因为气候恶劣不得不把他们的那辆雷诺牌小汽车丢在里昂,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一同乘火车去把那辆汽车领下然后同他一起把车子开回巴黎。菲茨杰拉德夫妇在离星形广场不远的蒂尔西特路14号租了一个带家具的套间。这时已是暮春时节,我想乡野正是一派大好风光,我们可以作一次极好的旅行。司各特似乎那么友好,那么通情达理,我已经注意到他喝了两满杯纯威士忌,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看他那么有魅力,表面看来神志正常,这使那天晚上在丁戈发生的事仿佛是一场不愉快的噩梦。所以我说愿意陪他一起去里昂,那他想什么时候动身呢?

我们说好第二天碰头,接着安排乘早晨始发去里昂的快车。这趟火车离开巴黎的时间很合适,行驶极快。据我回忆,中间仅在第戎停靠一次。我们打算进入里昂城,把汽车检修一下,如果处于良好状态,便美美地吃上一顿晚餐,第二天一早动身开回巴黎。

我对这次旅行颇为热心。我将和一个比我年龄大的有成就的作家结伴同行,我们在车厢里交谈时,我肯定会学到许多有用的知识。现在回想起来很奇怪,我竟会把司各特认作是一个老作家,可当时由于我还没有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认为他是一个年龄大得多的作家。我认为他三年前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那些短篇小说是值得一读的,但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个严肃作家。他曾在丁香园咖啡馆告诉我他是怎样写出那些他自以为是很好的短篇小说的,它们对《邮报》来说也确实是好作品,此后他把这些短篇小说改写成投寄给杂志的稿件,完全懂得该如何运用诀窍把它们改成容易出手的杂志故事。这使我震惊,我说我觉得这无异是卖淫,他说正是卖淫,可是他必须这样做,他要先从杂志赚到了钱才能进一步去写像样的作品。我说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爱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不断送他的才能,除非他尽力写出他的最佳作品。他说,由于他一开始就写出了真正有价值的短篇,临了又把它们糟蹋了,改动了,这对他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我不相信这一点,于是想说服他别这么干,但是我需要有一部长篇小说来支持我的信念,拿出来给他看,使他信服,可惜我还没有写出一部这样的小说。因为我已着手打破原来的那一套写作方式,摒弃一切技巧,竭力用塑造来代替描述,写作便成了一种干起来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这样做非常困难,我不知道究竟是否能写出一部像长篇小说那样的作品来。我写一段就常常要劳作整整一个上午。

我的妻子哈德莉为我能作这次旅行感到高兴,尽管她对已经读过的司各特的作品并不认真对待。她心目中的好作家是亨利·詹姆斯。但是她认为让我放下工作休息一下,去作这次旅行倒是个好主意,虽然我们俩都希望能有足够的钱买一辆汽车,自己出去这样旅行。但是这样的事我根本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曾从博奈与利夫莱特出版公司为那年秋天在美国出版我的第一个短篇集接到了一笔两百元的预支稿费,我眼下正把短篇小说卖给《法兰克福日报》、柏林的《横断面》杂志、巴黎的《本拉丁区》和《大西洋彼岸评论》,而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俭省,除了必需品以外决不乱花钱,为了能省下钱来七月里去潘普洛纳参加那里的节日,然后去马德里,最后去巴伦西亚参加节日。

在我们要从巴黎的里昂站动身的那天早晨,我到达时,时间还很充裕,就在上列车的站门口等候司各特来。他将把车票带来。等到火车离站的时间逼近了,他却还没有来,我就买了一张可以进站的站台票,沿着列车旁边走着找他。我没有看到他,这时长长的列车快要启动离站了,我便跳上火车,在车厢里穿行,但愿他已在车上了。这是一列很长的火车,但他没有在车上。我向列车员说明了情况,买了一张二等票——这趟车没有三等——并向列车员打听里昂最好的旅馆叫什么。这时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有到了第戎给司各特打电报告诉他里昂那家旅馆的地址,说我会在那里等他。他离家前不会接到电报,但是相信他的妻子会把电报转给他的。那时我还从未听到过一个成年人居然会错过一趟火车,可是在这次旅行中我学到很多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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