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南方来信 南方美术 南方文学 南方人物 南方评论 南方图库

南方人物

汪晖:回忆我的老师唐弢(2)

2017-08-30 09:1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汪晖 阅读

   3

   唐先生是宁波镇海人,方音满重的。他身材宽厚,声音非常洪亮,特别沉,是那种很重的丹田之声,中气很足。平日里总是很整洁,穿衬衫。他内在世界里可能文人性比较重,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在那时,比起文人、作家的角色来,唐先生更像个学者。他比较温和、也谨慎,脾气也有很倔的部分,对人有看法后也不大容易改变。

   虽然认识鲁迅,但在鲁迅周围那一圈青年中,唐先生是外围吧。唐先生出身农民,贫苦社会里出来的。要知道他不是左翼进步学生,他是工人运动里头的,在邮局当分信工,很重的劳动。一个农民的孩子来到上海,所谓寄人篱下,初中二年级就失学,当邮政工人,从学徒做起,年轻,没有别的背景,就是写文章。那时的唐先生对鲁迅就是学生样子,完全是仰望。他特别崇敬鲁迅,鲁迅对于下层的描述和最深的同情首先触动了他。渐渐地,他变成了鲁迅专家,鲁迅思想的阐释者。

   我1985年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跟唐先生读书,也做鲁迅研究。这么多年来,鲁迅文学中的很多感觉,我自己慢慢读进去了。鲁迅教我最深的,第一是黑暗,由此产生了他的怀疑、反抗绝望的斗争。第二,鲁迅的世界在黑暗中有一种明亮的东西,他的杂文中洋溢着幽默和某种犀利的快感,更不用说女吊、无常的绚丽和怪诞了。第三,鲁迅的东西,知识分子尤其能体会的,是一种孤独。鲁迅是我所了解的最伟大的反媚俗的人物。但是,鲁迅比我们所感受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知识青年所感受的——要更加宽广。这也是为什么唐先生写鲁迅传需要去处理那个时代极其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

   当时社科院是最好的博士生培养机构,跟大学不同,像作坊,师傅带徒弟。不正式上课,就是到老师那里聊天,也会让我们看一些书。没有哪所大学能有这么多杰出的导师。翻译黑格尔的贺麟九十多岁了,国际关系方面宦乡先生带学生也在我们那里。不久前去世的沈关宝是费孝通的大弟子。经济学家马洪曾是社科院院长,后来是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八十年代中期,胡绳院长等计划在社科院设立院士制度。唐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那要请谁做院士呢?“社科院能够做院士的,我觉得,两个半或者三个。” 他没有提自己。而他说的三个人是,费孝通、钱钟书、夏鼐。他说,这三个人,放在国内、国际,都有位置,社科院的院士不能仅对我们说了算,要对全世界都说了算。他说目前我看也就这三个人还可以。后来院士制度也没有搞。坦白地说,我认为不搞更好。

   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学生跟老师距离近,耳濡目染,是带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既耳濡目染老先生做学问的方式,也学他待人接物、看人看事。比如唐先生从鲁迅那里学到的方式,他也常常跟我聊起,其中一件是鲁迅1936年死前,在报纸上找周作人名字的事。

   鲁迅觉得太热闹的事总不是好事。鲁迅不喜欢热闹,也从来对签名啊、上街游行啊,抱不那么赞成的态度。“三一八”事件前,他也是劝学生不要去无谓牺牲。虽然学生牺牲后他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他不喜欢动不动签名。签名究竟是干什么?究竟是为了这个事,还是为了自己要表态呢?

   但1936年,日本侵华走到很深状况了,华北危机已到最后关头。有一次周建人去看鲁迅,发现鲁迅靠在桌上,正细细看报纸。当时北平文化界有一个对日宣言发表,鲁迅这时就是在报纸上找名字,看周作人是否签过。找不到呀,他就跟周建人说:“老二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太后退。” 意思是说,在这种大关节上,人不能犯糊涂的。鲁迅很着急。他太了解他弟弟了,他怕周作人在这件事上犯糊涂,就让周建人去劝周作人离开北平。鲁迅自己很快去世,可周建人真去找过周作人要他南下。周作人没有走。

   五十年代,周作人从狱中出来,好像在文史馆工作,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毛主席说让他翻译希腊神话什么的。有一次,在政协礼堂,作人建人两兄弟迎面撞上了。兄弟两人自三十年代以来就没有见过。停下来,周建人就看着他。周建人跟周作人的关系太特别了,周建人的妻子是羽太的妹妹,他们关系很近,可周建人在情感上向着大哥,不向着二哥。

   几米之外两个人停下来,看对方。周作人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见了。我记得你那时候,是劝我走的。

   周建人说:是的,但是你没走。

   这话说完,两个人就擦肩而过。此后没见过面,到死。

   唐先生讲这件事情是带着沉痛的。二十世纪的命运,今天的人不太能理解。要求个人对时代作出迅猛的判断,实在是太难了,可二十世纪就要求人有这个能力。你可能很有才华,周作人没有才华么?太有才华了。可到特定时刻,缺乏判断力。这不是日常个性的问题。平常比周作人不好的、更贪婪的,多了。但那些人在这些大节上可能会作不同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吊诡。

   鲁迅对周作人的态度是爱护,不止是兄弟之谊。若说兄弟之谊,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早一塌糊涂了。都闹成那样了,还那样关心周作人,这不只是关心他的名声吧。这里面有一种独特的观察历史、理解人的方法。

   八十年代有一阵子重新评价周作人,对周作人评价很高,抬了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国内起了一个大思潮。周作人讲“人的文学”和自由主义,这符合八十年代的启蒙潮流。再加上日本对周作人很重视,日本研究传了进来。

   有些人就为他日据时期的作为来辩护——有些说法有道理,但也有一些说法自然是走火入魔的,到了为他的所作所为翻案的程度。说当时周作人去当文化局长,可能北平地下党有人知道,甚至支持——要不然会有另一个更坏的人去当。这恐怕有一点影子。周作人确实做了很多事,他也自辩过,当时他护送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去新四军,还保护北大文物。但这些事情挡不掉你去日本东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发表那么多文章为日本侵华说项。周作人情绪中有没有复杂性?肯定有。他写《中国的思想问题》《汉文学的传统》,都算是为中国说事儿的。他有一点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关心中国的思想,在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去写儒释道一气化三清,等于是在讲中国有自己的认同。但这些仍旧是在大东亚的框架下讲的。

   唐先生一直喜欢周作人的文章,年轻时就崇敬周作人。唐先生这一代是五四的产物,从小读新文学。直到三十年代,在周作人附逆之前,都是读他的。他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周作人》,回应当时重评周作人的潮流。他承认周作人的文学贡献,但他不认可为周作人翻案这种事,所谓周作人没有附逆,这个他绝不承认。

   但仔细看他的讨论,他的着眼点其实不完全是在政治。那篇文章其实是在说周作人对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背叛。他觉得周作人太自私,太爱钱,他很多大失误都是由爱钱而来。我前些时查看周作人的年谱,似乎1951年和1961年都提及唐先生跟他的往还。当时稿费挺高的,周作人缺钱,唐先生就安排请周作人写《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文章弄到香港去发表,帮助他挣钱。五、六十年代国家给周作人每个月四百块钱,那时这个数字很高了。但周作人还哭穷。

   唐先生曾经给我看过一个周作人给周总理的信的影印件,就是为了钱吧。唐先生很不满,他说,四百块钱,这在五十年代是了不得的数目,周作人居然不够用——他生活奢侈,羽太要求特别过分。

   原本唐先生对周作人有好感,除了因为他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还因为他倡导性别平等,尤其是介绍蔼里斯的《性心理学》,为女性解放呐喊。但周作人后期变化了。恐怕变化的不是观点,而是言行不一。唐先生尤其不满周作人对朱安的态度。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一直按时寄钱给朱安,接济她的生活。但“孤岛”时期,许广平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接济也就中断了。朱安穷困之中,不得已求助于周作人,但周作人从朱安那里用低价买走鲁迅的藏书,却没有给予她真正的接济和帮助。这等于是欺负朱安嘛。

   在四十年代,有人传来消息,发现琉璃厂旧书肆有鲁迅藏书流传。郑振铎他们很着急,为了保护鲁迅藏书,他们委托唐先生去北平看朱安,从中协调,也赈济朱安的生活。派唐先生去北平探望朱安,是因为那一群人里头,只有他没来过北平。北平也是日占区,那些人来怕被发现。唐先生抵达北平后,就去看望朱安,见她锅里是稀粥,桌上一点咸菜。朱安说:你们要保护鲁迅遗物,先保护我这个鲁迅遗物呀!唐先生感到心痛,他个人也寄钱去帮助朱安的生活,还在朱安与许广平之间转信。他了解朱安的境况,就觉得,周作人不该这么对朱安一个女性。

   他对我讲:“我不能忘记的是五四时,那样一个谈妇女解放、讲蔼里斯,倡导人的文学的,带着那样气息的周作人。”他觉得,周作人不仅是背叛了民族,也是背叛了他自己。从唐先生的文章看,他侧重的是后者。

   唐先生的特点是,他不是直接讲周作人是汉奸,而是讲兄弟之情。讲周作人离不开讲鲁迅,唐先生说,我总是忘不掉,鲁迅在病重的时候,趴在桌上找周作人的名字。他说,爱护人,爱护一个人的清白乃至开明的历史,这是怎样的兄弟之情啊。

   这是二十世纪的兄弟情,不是别的时代的。对人的关心包含着对他的政治上的关心、对他的清白的关心。在我看来这都是政治,这里面藏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情感方式。这和一对普通兄弟在没有大变动的条件下的关系不一样。平常,我给你一点钱,接济你,帮助你就可以。鲁迅对周作人接济当然很多,但同时鲁迅的关心里还包含了对周作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文人,如何在动荡时代里自处的关心。这个要深得多。这就是时代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甚至也是文学的问题。

   二十世纪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你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必须在政治内部。这个政治并不只是、甚至主要地不是国家权力的政治。政治渗透在你日常生活里面,要求你做出判断和选择。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我对父母好,家庭里父慈子孝,就可以了。但在二十世纪,政治毫无疑问是时代最核心的部分。遭遇历史事件,你作为知识分子该怎么做?我关心你就要关心你的选择。关心不是强迫。

   评价张爱玲、评价周作人、评价郁达夫,更不用说评价鲁迅,都离不开政治——不仅是左右、国共或者党派,政治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这是生活的问题,是艺术的问题,一切都和它有关。脱离政治是一种姿态,但作为历史诠释就很浅。今天二十一世纪,失去了这种东西。时代不同了。政治的中心位置一定程度上失去了。

   4

   1945年,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柯灵、郑振铎、徐伯昕、王绍鏊、林汉达、唐弢等11人共同创立了民进(民主促进会)。多半是上海教育界、文化界的人。也就是说唐先生是中国最早的民主党派创始者之一。很少人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五十年代,唐先生脱离民进,加入了共产党。这是五十年代的特殊性。那时有好几个民主党派的领袖主动向周总理提出要解散他们的组织——意思是新中国也成立了,民主运动成功了,这些组织也不要了罢,就解散了吧?

   其实,在三四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不主张中国形成西方式的政党政治。他们把自己称作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民主同盟,而不叫做党,恐怕有这方面的原因。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促进民主的社会运动,随民主大潮而起,随时代变化而转型。社会运动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但未必就是政党。他们中不少人不认为中国一定要走多党政治这条路,而希望能大众参与、人民民主。

   这有很复杂的原因: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党政治非常混乱,大大小小的党派和地方政府、军阀政治纠缠在一起,内战、军阀混战、冲突都和它有关,国会里头乱七八糟,打得一塌糊涂,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当时梁漱溟等人都有这个看法。他们认为,真正的政党政治需要以全国统一为前提,形成全国性政党。而中国政党多半都是和中国地方性军事力量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国共两党是全国性政党,其他多半有地方背景。所以不少知识分子不想走西方政党政治的路。这个立场从名称上都能看出来。

   当然民主党派中不同的人取向也各有不同。罗隆基和章伯钧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从美国政治的框架或者欧洲政治的框架讨论他们的角色的,他们要做的是典型的政党政治。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但民盟里的老派与他们取向并不一致。张澜、黄炎培与罗隆基、章伯钧的各自道路和政治主张其实非常不同。前面这拨人是辛亥一代,看到中国饱受政治折磨,军阀混战,议会乱象,政党胡作非为、乱七八糟,认为中国要民主,但不一定是辛亥后的旧路,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走,因为政党政治是阶级高度分化的产物。梁漱溟干脆认为中国阶级没有那么大的分化,他对中国社会作结构分析,一个农业社会为什么要形成政党政治呢?不需要。

   刚建国时,约有一半的政务部长不是共产党,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到今天,全国政协绝大部分人是非党人士,其中民主党派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当年的传统。1957年以后发生重大变化。民主派别建党,这是国家建制化、政党建制化以后必然会走的一条道路。社会团体成为民主党派恰恰是制宪的结果——你建立一个国家,颁布一部宪法,就会要求他们注册为合法政党,其实原来他们就是社会组织。从老政协到新政协,都是在制宪,也就确定这些社会组织作为政党的位置。社会组织的模式是和建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唐先生参与成立的民主促进会开头也不是一个政党,是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唐先生当时是左翼,又不是共产党内的人,就参与到这里面。其实民进主要是批评国民党,争取民主,在政治上接近左派,同情共产党。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也是他们发表政论的园地。我理解,这类组织就是促进民主的社会团体,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党派。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开的时候,什么人都有。费孝通那时振奋得不得了,他后来写过回忆文章《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获益终生的经历》。49年9月,召开政协,把人从四面八方接过来。费孝通有个很有意思的描写:什么是民主?开政协会议的时候,有拉洋车的,有穿长袍的,有穿短衣的,各色各样什么人都有。因为当时要各色各样社会界别都有代表。这些人就都来了,有的西装笔挺,有的中式衣服戴个瓜皮帽,还有工人,或者士兵,都来了。因为早期政协有点类似于人大,它要先制宪。所以费孝通写,开头有些不适应,因为脑袋里想的都是西方议会,个个西装笔挺;后来他想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是什么?普通人每个人都去当家做主。

   你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时对一批人的感召。费孝通原本是亲国民党的,他一些文章反共反得很厉害,在1949年经历了转变。八十年代,费孝通曾经送给唐弢先生一篇油印稿,是美国人对他的采访,问他,你这个转变是真的假的?你是迫于压力写的关于思想转变的文章吗?费孝通在采访里详尽解释自己这个过程,意思说,并不是压力。新中国成立时,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一边是对国民党旧中国不满,一边是新中国确实万象更新。

   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信任,这其实发生得较晚。否则你解释不了那段历史。新中国建立后发生那么多灾难,其中最大一个灾难是大跃进,伤害最多、人死得最多,原因复杂,教训深刻。大跃进到底死了多少人,争议很大,应该实事求是澄清。但无论如何,大跃进时期的损失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其他社会、其他政治条件下,都会是不得了的事。但即便大跃进,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对共产党的基本信念。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唐先生是从左翼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建国时对共产党是完全拥抱的,很快被郑振铎、夏衍他们拉到华东局去了,做华东局文化处副处长。他一边做文学,一边担任领导职务,同时跟柯灵创办《文艺学习》刊物。后来去复旦大学改任教授。

   1959年,唐先生到北京来,在社科院文学所。唐先生跟我说,如果他留在上海,就糟了。原因是他在上海算文化界头面人物之一,到了北京这个地方藏龙卧虎的地方,就谈不上头面人物了。如果文革时期他还在上海,势必处于风口浪尖。像巴金这样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党内的。唐先生已经是党内的,就更麻烦。解放后,唐先生受到的最大冲击之一是59年反右倾,那是党内比较重的一场运动。当时他很苦闷,经历很多事,也不理解。他有一次就跟郭沫若说起他这些事情,很多委屈。

   如今很多人攻击郭沫若,有这样那样看法。郭沫若毛病也明显,他是文人性格,最主要是他对毛主席无条件的鼓吹和认同。但他对新中国的态度也要放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说清楚。鲁迅的天才是内敛的。郭沫若是才华横溢,每做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领域的大家,开创一个领域内的潮流。现在没谁能做得到。就才华言,他真是不得了的人。郭沫若经历过的事也很丰富,有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哲学。所以1959年,我不知道是写信给郭沫若还是怎样谈起,总之唐先生讲到自己的苦闷,郭沫若告诉他:“人都是自己倒的,别人是打不倒的。”

   唐先生说他很感激郭沫若。因为郭沫若这话,他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唐先生跟我说过他对自己的评价,是1989年吧,“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不怕孤立的人。我还是太需要别人支持了。别人都攻击我时,我觉得需要支持。郭老的信就是支持。” 他清楚真正能在历史上站住的人,都是身处最艰苦的逆境也不改变的人,“我总是还想得到别人支持。”

   他的自我提醒也是从鲁迅那里汲取力量。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现在会说这句话的人很多了,但真正能够体会这话的分量的人,又有几个呢?

   他去日本时,有位汉学家说,“唐先生,您的文章好,您的文字有一种清的气息。您研究鲁迅,但文字风格上或许更像周作人。” 日本学者对周作人的文字十分推崇,他们这么说是褒奖吧。唐先生当然也写过很沉的文章,但谁又能写得像鲁迅那样沉呢?而且唐先生有浓厚的艺术趣味,写文章往往带着趣味。但唐先生听了以后,挺矛盾的。回来之后他跟我说这事,说了不止一次,说明这话肯定是触动他了。

   一生中,唐先生先是工人,后是作家,学者,只在五十年代很短的一段担任过文化官员。他对做官没有兴趣,我猜想他离开华东局去大学也并不是他对文化事业失去信心,也不是因为政治压力从创作转向批评的。他心里是个学者,喜欢读书,做研究。他一开始就是个评论家,又很早就写过《怎么写文章》这些著作。他是喜欢这个。另外他年轻就写书话,后来结集成为《晦庵书话》,收罗各种版本的书;建国后搞现代文学,他提出现代文学版本学,强调基础的资料收集和版本的研究考订。其实这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路数。他是鲁迅的弟子,但恐怕不是鲁迅核心圈的人物,能成为鲁迅研究最权威的人也和版本学有关系:鲁迅的文字是在哪儿,笔名如何,版本,他最清楚。中国现代文学的笔名特别复杂,版本也复杂。唐先生既做过研究,又清楚情况,身在其中,年轻时候就开始收罗。樊俊先生后来在纪念会上说,许多现代文学上的掌故、笔名等等,恐怕因为唐先生的逝世而永远无法追踪了。鲁迅1936年去世,唐先生协助许广平编辑《鲁迅全集》,尤其是收集、考证和编辑《集外集拾遗》。第一个版本的《鲁迅全集》,很多具体的事是唐先生做的。他可能很早就显露出来收罗史料、爬梳材料的能力了。

   他不是科班出身,对自己能不能像一个学者那样研究有怀疑。所以他特别勤奋,对自己要求非常高。从年轻以来,他特别喜欢书,对书也喜欢把玩,看到同一本书的不同样式也要买来。经常去书市搜罗,也喜欢整理。我师母沈老师说:“老唐这个人就是勤奋。”说他吃饭的时候旁边都是笔记和文稿,一边吃一边记笔记、改文章。

   他是1913年生人,年轻时是在“五四”之后的文化氛围中,三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四十年代从事民主运动和文化运动,五十年代入党,退出民进。他后来也说过自己年轻时候曾受胡适的影响大,身上自由主义的东西多,可像他这样聚在鲁迅身边的青年又都很瞧不起自由主义者,政治上对胡适也有看法。

   这是那一代人中的许多进步青年的共性吧。八十年代我记得和他聊过一次对胡适的看法。那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生根的时代。唐先生回答我,在他年轻时,胡适是真的主流,鲁迅影响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也受胡适影响,身上有很多自由主义的东西,个人主义等等。你想,五四青年,个人主义,婚姻自由,爱情,讲一点西方的权利、民主、自由,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但他强调,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当年自由主义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譬如三十年代很重要的事件是民权保障同盟的事,胡适、林语堂的发难,杨杏佛的遇刺,关于北平监狱的争议,回头看,有许多复杂的情境,不那么简单。但这涉及年轻人对政治的判断。年轻人认为,自由派和国民党越来越到一起,嘴上说民主自由,背后和政经权力的关系盘根错节。“五四”一代的许多人,尤其是胡适周边的人,不都成了“党国栋梁”?年轻人逐渐就不佩服了。在今天,权力的谱系更加复杂,内与外、政治与经济等等,没有独立思考,不知道会跑到哪儿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总结二十年来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两个革命的深入,一个是土地革命,一个是文化革命。他说,最有意思的是所谓文化革命的深入,因为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左翼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在所有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前提下,却取得了文化领导权。在国统区,他们也影响了青年。虽然当时政权、经济权都不在他们手上,更不用说军事权力了。他们争取到了相当大的文化上的领导权。

   像唐先生这样的青年,起初受胡适影响,最后又都变成了鲁迅一党。最初鲁迅身边的人是极少数,到鲁迅死后,到四十年代,就不一样了。

0

热点资讯

© CopyRight 2012-2023, zgnfy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蜀ICP备06009411号-2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常年法律顾问:何霞

本网站是公益性网站,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媒体、公司、企业或个人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站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 移动端
  • App下载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