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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回忆我的老师唐弢

2017-08-30 09:1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汪晖 阅读

   口述:汪晖

   采访、整理:淡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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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和1989年,我两次陪老师唐弢先生住在宾馆,写《鲁迅传》。第一次在北京十三陵旁边的明苑宾馆,第二次在城里的国谊宾馆。我们住一个房间,谈很多事。每天他写,写完一节,就给我看,我们两人讨论。他希望我提意见,让他来改。有时他说需要什么书,我就回城里借。

   那时我刚刚从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留所工作。毕业前有师生长幼这层关系,毕业后还是师生,但又有点像师友。他一再对我说,学生毕业了就是朋友,是同事。

   住在一起,又没有别人,话就多了。唐先生比较有意识地跟我谈话,原因大约两个:一个是跟我谈鲁迅,一个也是他老了,需要一个年轻的、信得过的人,去了解他的思想和经历。

   每天晚上他跟我说话。老人睡觉打呼噜,很响。因此他跟我说着说着,说到我累到不行,睡着了,他再躺下。到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醒,怕吵醒我,就半靠在床上不起来,等我。每天都是这样。我醒来就见他在对面床上穿着睡衣睁着眼睛看着我,说,哦,醒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聊天,聊到个人生活,就讲起小说,讲人生经历、信仰、爱情故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第二天早晨,唐先生看着我醒来,就那样看着我,说:“我在想托尔斯泰出走的问题。年轻时无论如何不懂,为什么托尔斯泰要出走。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有点明白了。”

   我很惊讶。因为他们老俩口感情很好,师母对唐先生非常好。而且唐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对师母很歉疚。唐先生曾对我发过一次火,是我们1985年一起去杭州开会。那次他下轿车时碰伤了手,会议方就安排我跟他一起住,方便照顾他,就住现在的标准间,两张床。他就跟我发火,说,来之前你不告诉我,这个地方是可以住两个人的。

   我说,研究生院组织会议时我就跟您说过,您是单独一间,我们学生是两人一间。

   他就说,你没有跟我说。

   我说,我跟您说过的吧。

   他很生气。说,你肯定没有跟我讲,如果你说了,我一定会记住的。

   过了一天,他给我讲了缘由。唐先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亡妻,是抗战时孤岛时期在上海,贫病交加死去的。那时唐先生本来在邮局工作,为了不跟日本人合作,就辞掉了邮局的工作,辞职就没有钱了。这一年当中,一家,母亲、妻子、两个孩子,四个亲人体弱病死。

   所以“孤岛”时期,他写散文诗《落帆集》,左翼友人包括冯雪峰就批评说风格太悲观。可是,因为拒绝在日本占领时期继续在邮局工作,他一年当中家里死掉四个人。你可见,像他这样的人,对于战时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在态度上肯定是决绝的。1988年前后,关于周作人附逆问题,有许多讨论,一些论者从不同方面为周作人辩护。但在政治上、在感情上,唐先生都不会赞同为附逆翻案。

   对附逆这件事的态度,与个人经验有极深的关联。如果没有个人经验,可能对它的看法也就是那样——虽然是个事情,但觉得毕竟没有杀人,写过《中国的思想问题》那样的带有一点文化民族主义因素的文章,还做了一些好事。但周作人出任伪职,参与日本大东亚文化运动,以他在文坛的位置,无论就个人操守还是社会影响,都难辞其咎。从那个时代过来、并有那样的个人经历的人,像唐先生,就不能原谅了。那个时代不能提供别的思考方式。

   唐先生是农民的孩子,在邮局从工人做起。到孤岛时期,已经做到二等邮务佐,当时算比较好的工作,可辞掉了就不行了。邮局被日本人占领,再工作就等于为日本人工作。他就拒绝。不做么,就没钱,家里就出这样的事。他非常悲观,文章也低沉。到后来外人才知道他家一年中死了这么多人。那时很少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在“孤岛”,别人在外头,只能看到他发表的文章,他又写得隐晦。

   在“孤岛”上海,他和柯灵等人继续从事抗日文艺运动,合作编辑《周报》等。他一个人鳏居七年,带一个孩子。七年后有了第二次婚姻,就是我的师母沈老师,沈絜云,是什么人呢?她父亲是国民党邮政总局次长,等于邮电部副部长。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沈老师的姐姐是叶向真的母亲,叶剑英的一任妻子。所以唐先生和叶剑英还是连襟。不过唐先生和他们平时没有来往,他觉得知识分子不要和官员来往。

   这是唐先生的第二次婚姻。杭州开会时,他为什么跟我发火呢?沈老师当年是大学生,专业好像是化学吧,毕业以后由父亲安排来邮局工作,认识了唐先生,两人自由恋爱。当时唐先生在上海已经颇有文名。沈老师家里知道以后,阻止他们俩结婚,原因一方面唐先生是左派文人,另一方面家庭背景上,唐先生家里比较穷,又结过婚,二人年纪差个七八岁。

   父母不同意,把沈老师关在家里,不让她出去。又把她带去南京——邮政总局在南京。过段时间,又要给她介绍男朋友。沈老师就急了,捎信给唐先生说,“你若是不想办法,这就没有办法了。” 唐先生就从上海偷偷跑到南京来,两人见面当天就坐了火车一同回上海,到上海第二天就找沈钧儒证婚。这是预备打官司的,因为沈老师家地位高,所以要找位有名的大律师来证婚,登报。也是怕家里势力范围大,登报同时,他们就去了杭州,等于躲一下。两人蜜月是在杭州过的。从此之后,他们再没有一起来过杭州。

   所以唐先生说,倘若知道旅馆可以两个人住,他必定会带沈老师来。这遭杭州开会,有一次我们在山下看到轿子,一顶载男,一顶坤轿载女。我记得唐先生提起,说当年私奔来杭州,什么仪式也没有,也没拜过堂,也没坐轿子,就硬哄着唐先生,请他坐轿子——真是大花轿的样子。我心里歉疚,倘若沈老师来了,就可以请两位老人补坐轿子。那天便留下这样一张照片:唐先生独个儿坐在轿子上,特别不好意思的表情,有点尴尬。

   再过一年,就是他们结婚四十周年了。1946 - 1986。

   几年后,在国谊宾馆,那个早晨,他75岁,跟我说他理解了托尔斯泰。我不知说什么好,就说,沈老师对您这么好,特别照顾您——真的,沈老师事事都很照顾他。唐先生说,是,对我非常好。他们感情很好,完全不像托尔斯泰晚年与夫人的关系那样——其实,我们又如何知道托尔斯泰与夫人的感情世界?但他的确说起为什么渐渐理解托尔斯泰。意思说,他也想出走。他说,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这个东西很复杂。

   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解说的人多半集中于他与夫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窥探日记、与托尔斯泰招来的客人或门人之间发生冲突、是否放弃著作版权等等,但实际上他的出走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史事件。他与宗教的关系,他对前半生生活的内疚,他名声显赫而为出于不同目的的人包围,甚至在出走途中,在那个终结其生命的小站,他也没有摆脱“崇拜者”的包围与隔离。

   92年唐弢先生去世,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编纪念他的文集。四处收集他的书信,请大家写纪念文章。沈老师平常也看我们搜集来的材料。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沈老师突然问我——她以前不会这么跟我说话的——她就问我:“汪晖,你觉得我跟唐弢互相理解吗?是不是我也不太理解他?” 我连忙说,不会呀,唐弢先生对您如何如何。她说:“我不是说这个。”

   他们家儿子唐若昕在旁边,把我拉开,说:“我妈妈最近这些天老是犯事儿。” 原来,沈老师那阵子老问他们:“你爸爸到底爱不爱我?” 把子女吓坏了。

   师母平日里非常捍卫唐先生,也很了解他。这时,看了书信、回忆文章,看到别人都是在学术、思想的范畴内谈唐先生,沈老师就有了说不清楚的想法。她起了一种疑问。这大概是她从来没真正有过的疑问;或者,她从前压在心里,没有拿出来明确说过,反而是在唐先生走后,她不断想。

   那天沈老师问那句话,她实际上是在问我她是否理解唐弢。

   托尔斯泰晚年出走。死后,在火车站,很多人慕名而来,围着他。都是这样吧,名人的死。托尔斯泰死时不仅是名人了,而且被塑造成了基督转世般的人物,一位圣人。他的真实感情也不再能表露,必须要符合圣人的标准才能表露。其实,或许真正理解托尔斯泰的人仍然是托尔斯泰的夫人,她比那些出于各种动机包围他的人对他的思想经历有更深的理解。托尔斯泰爱她,也与她发生激烈冲突。

   1989年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份,初春我们还在宾馆里平静地讨论鲁迅,不久之后,这样的从容就变成奢侈了。

   2

   写《鲁迅传》是唐先生的长久心愿。很早,或许是五十年代,他就曾经写过一个简略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部分是他亲自执笔写的,水平很高。他出版了那么多关于鲁迅的研究和考证文章,对鲁迅生平可算烂熟于心,最终却没有完成他的《鲁迅传》。原因是什么?除了时间不断被人占去——索序的,索文的,研究工作——之外,实际上评价鲁迅要讲的是现代史。怎么评价太平天国?怎么评价义和团运动?怎么看待辛亥革命?怎么讲五四?如何看待国共之争,怎样叙述左翼内部的矛盾,又应该从哪里出发解释鲁迅在这些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以及文学的、非文学的呈现?

   唐先生手稿一开头就讲绍兴,由此勾连起一系列事件,从禹陵、鉴湖、徐文长的故事,到“长毛”,即太平天国运动,还有义和团运动,复仇雪耻的传统,以及刀笔吏绍兴师爷的故事,等等。这是鲁迅生活的氛围。熟悉八十年代思想运动的人都知道,这些正是历史观变迁的基本路径。该怎么看这些?

   重评太平天国是告别革命的第一步。因为整个现代史叙述就是从太平天国写起的。八十年代开始了太平天国再评价,1978年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写了文章。此前,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尤其是对天朝田亩制度,评价非常高,认为是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理念、激进地要推翻旧制度,也包含儒学批判。太平天国运动等于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先驱。

   所以反思革命史观的第一步就是再评价太平天国。“文革”初期,围绕李秀成的评价,有关叛徒与爱国主义的论述,曾经引发巨大的讨论。在“文革”之后,有关这类历史问题的评价从政治领域向学术领域延伸。其实,即便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里,这样的转变也是明显的。例如,关于太平天国,一种路子说它是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宗教迷信。这是种韦伯主义的解释。许多人将太平天国运动,尤其是晚期洪秀全问题与当代个人崇拜等等放在一起讨论,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产物。另一种路子强调太平天国运动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当然同时也强调这是变种的上帝教,其信仰也就跟宗教挂钩,而说不上是潜藏了历史预见性的革命预言。这个时期重新评价李自成、张献忠也是同一潮流的产物,都是对革命史观中有关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诠释的反拨。

   其实,这个转变在美国学术界也类似。像周锡瑞的义和团研究,因为包含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的历史解释就多些同情。这是当年的新左派吧。孔飞力论太平天国,侧重皇权与士绅关系的变动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他将这个变动看做是内在于中国历史的现代性开端。虽然其侧重点是挑战他的老师的“挑战-回应”模式,也就是挑战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端的模式,但如果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现代的开端直接相关,那里面不是也包含了肯定的因子吗?

   当然,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看,太平天国导致了传统社会构造的解体,自然是十恶不赦。从告别革命到保守主义史观的兴起,大约只有半步之遥,虽然那个时代告别革命的旗帜上写的是启蒙。

   在近代,包括八十年代以来,最核心的变动不在于对事件的评价,而在于分析事件的基本范畴发生了变化。例如渐渐不存在帝国主义这个认识范畴了,或者说它不再是看待历史运动的核心范畴了,只留下民族主义的一点痕迹。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消失后,人们逐渐把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看成是封建的——强调中国农民运动是历史循环、所谓封建迷信、描述洪秀全晚年的腐朽、个人崇拜、等等。看不到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的基本背景,也就很难讨论这场运动的新颖性、多面性和复杂性了。直到讲全球化的今天,不但很少有人提帝国主义与这些运动的关系,而且连革命至多也不过尚存一点剩余价值,也就是民族主义了。这个范畴与二十世纪中国常说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

   所谓“后悔史学”,其源头大概就从那个时期开始吧。

   唐先生要重新诠释鲁迅,即便聚焦于个人的生平和思想,也必须从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再认识开始。鲁迅对义和团批评也很多,对长毛也没那么正面,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在二十世纪的尾巴,回头看整个世纪的政治时,该怎么放置这些历史事件?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我觉得唐先生没真正解决那些矛盾,或者说他用他的方法解决了那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今天依然是问题。他常常提及《左传》、《史记》的传统,尤其赞赏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但即便如此,历史叙述背后离不开史识和史观。唐先生是过来人,对于近代中国的基本处境,他有最基本的态度。

   他的另一个尺度是五四精神。

   新的时代使重新理解鲁迅、重新评价五四变成一个问题。因为鲁迅是和现代史联系在一起的,除审美、个人史外,对他的任何判断都牵涉到其他历史判断。所以这成为一个问题,一个难处。即便写个人史、生平也关乎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譬如《呐喊·自序》写的“幻灯片事件”既是国民性问题,也是帝国主义问题。若强调反帝就是帝国主义问题,若强调反封建就是国民性问题,但思考国民性问题的契机和动力又是置身异族环境的屈辱感和羞耻感,因此有关国民性的反思就不能仅仅放在对中国传统的批判的范畴内解释。事件是双重的,可以有不同的、更深入、也更贴近历史脉络的诠释。

   唐先生希望把这些说得更加周全、平衡一些。《鲁迅传》就写得困难。

   这本书蓄谋已久,他自己需要写出来,同时这也是很多人的期待。我多多少少觉得,大家对他的期望造成了负担,他的自我期待也造成了某种重负。相比于他的其他一些文章,比如《四十年代上海文学》、《关于周作人》、《关于林语堂》、《关于新诗》漂亮、松弛、行云流水,将艺术洞见与时代氛围和盘托出,他关于鲁迅的写作似乎要重很多。

   为什么一写鲁迅,就重得不行?首先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他是、或者说曾经是一个信徒。信徒写上帝,没法写得轻松。他写《鲁迅传》,是一直拖一直拖,到最后才动笔,我觉得他那时找到感觉了。多年的心愿到晚年找到了一些新感觉。即便如此,他一定让我住在宾馆陪他写,说明他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除了前面提及的历史问题,如何解释鲁迅也还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地方。他希望能讨论一下,每写一章、每写一小节,几千字,都要求我看一看。讨论过后他再继续。

   八十年代,新思潮汹涌而来。那时唐先生觉得受挑战。他显然不走在潮流上了,但我没觉得他特别要站在潮流一边。他呢,总的来说绝不是保守的“老朽”,但也不太赞成那些新思路,特别是“方法热”、“系统论”,那时一些学者将科学主义的方法、概念用到文学研究上,他不以为然。

   与“重评革命”同时发生的,就是“重写文学史”。国内是85年前后,一帮年轻人比如王晓明、陈思和在提。同时八十年代港台版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夏志清的小说史很快都传到大陆,引起争论。

   早在入学前,我第一次见唐先生时,他就给我讲国外有关研究的情况,让我留心。不过他说,我们做我们的。他有很强的自主性意识。在海外,很多人觉得是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钱钟书、芦焚,大陆也有许多人如此认为。唐先生没有对此做正面回应,但他在八十年代写《四十年代上海文学》,一个一个讲中国文学史上这些人的发现过程和早期评论,显然是对学术思潮和流行说法的回应。比如,他专门讲了傅雷推荐张爱玲、柯灵发表其作品的过程和时代氛围。

   在美学上,他和夏志清看法也不同。他认为钱钟书、张爱玲都是很好的作者,尤其对张爱玲的艺术很肯定,但不觉得要捧得那么高。他认为张爱玲早期作品《金锁记》、《封锁》都特别好,但她后来五十年代到香港写为反击中共土改的《秧歌》等作品不行。其实,《秧歌》、《赤地之恋》都是张爱玲为香港美国新闻处做翻译时期写成的,据说后者的故事大纲都是美新处拟定的…… 不过,唐先生侧重的问题倒不是这些作品政治上太反动,而是觉得太像宣传了。他批评得很尖锐,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张爱玲后来一些作品艺术上不行,不真实、苍白、粗糙,为宣传而写,人物立不起来,对土改的描写不真实。他认为早期那些作品才好——我想这都是定评,现在很多人也都承认。

   他觉得钱钟书特别聪明,写的人物有意思,还说钱钟书记忆力太好了。但觉得《围城》作为小说,掉书袋多了些,有些地方过于炫耀。至于林语堂,那时《京华烟云》出版,又拍电视连续剧,评价越来越高,唐先生觉得他的《苏东坡传》写得好,但《京华烟云》模仿《红楼梦》,艺术上模仿色彩太重,他评价并不高。我是同意唐先生看法的。

   这些分析,都着眼于艺术,不是说政治。他觉得这些都是好作品——他对《京华烟云》评价低一些——但是在他眼里头没到那么高。他对张爱玲的艺术评价是最高的。他觉得张爱玲聪明、技巧好,“将全部社会经历、生活感受、艺术修养集中在一点上,成功地写出了她的《金锁记》”,可惜《秧歌》就宣传性太强,就是propaganda。你说艺术作品写成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不好,难道你写成美国的或者国民党的宣传就好了么?

   他对沈从文看法正面,评价也是高的,不过我没有见到他对沈从文的专门论述。从文学史的角度说,他可能不觉得沈从文一定比郁达夫高,不好说。现在讲沈从文似乎艺术地位很高,甚至是鲁迅张爱玲沈从文并称,但其实后两位与鲁迅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说老实话,我年轻时读沈从文觉得好,现在读张爱玲觉得更值得玩味。当然这是个人偏好,甚至不同时期感觉也有不同。我是觉得张爱玲技巧真好。沈从文不错,很独特,但世道人心,是张爱玲能够读透。

   当年沈从文“抗战无关论”引起争议,也是在战争条件下。文学是不是都要和抗战有关?其实沈从文不是“纯文学”,他写过带有政治性的文章。争论只有放回到那个历史关系和情感关系内部,才能获得丰富的解释。八十年代以后,因为对“极左”的厌恶,连同对于二十世纪的全部实践,都怀疑起来,文学史评价变化很大。而唐先生一直觉得二十世纪有些东西他丢不掉。他讲鲁迅的诗《自题小像》、郁达夫的文章,是带着殖民地人的屈辱进入一个对民族命运的探索,这里面的东西,他自己摆脱不掉的。他认为文学史需要反思和重写,但不能从左边一下子跳到右边。

   1985年夏天,我陪唐先生去富阳参加郁达夫讨论会。会议是当地举办的,郁达夫的几个孩子,郁云、郁飞,都在。叶浅予、郁风也来了。唐先生在开幕时有个讲话,他一开头就说:“我是来向达夫先生请罪的。”他的意思是,由于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的评价不够充分。结果当地报纸第二天的头版报道就用这句话做标题,颇为耸动。

   我那时年轻,看了就不以为然,也直率地跟唐先生说,他不必要这么说。他听后没有说话,但后来对我解释说:“现在给张爱玲这么高的评价,相比之下,对于郁达夫的评价是不公的。二十世纪是不能离开政治的。郁达夫是被日本人杀掉的,张爱玲在日伪的刊物上发作品。我并不是因此否定张爱玲,但我们对郁达夫是要更公正一些的。”

   表面看,这是从政治的角度评价文学。但唐先生一向注重艺术方面,这在他的鲁迅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与他的同时代学者相比,唐先生的特点是比较不那么抽象地离开文学文本去谈论政治,反而是更加细致地讨论艺术问题。二十世纪的政治与文学是相互内在化的,政治是文学的内在要素,甚至非政治也是政治的要素。文学或文化问题也是内在于政治的,而政治直接地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态度之中。唐先生对郁达夫命运的关切表达的就是从历史的具体关系中产生的情感态度,文学及其评价怎么可能外在于这种情感态度?

   二十世纪的文学谈不上纯文学这个概念。因为政治内在于文学,强调艺术性就不等同于排斥政治,政治的表述本身是构成艺术评价的关键要素之一。这里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派政治,而是内在于文学的政治,它使得文学表述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性和广阔性,也就是歌德说的“时代精神”,是应该放在文学评价中加以考虑的。文学与政治的相互生成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重要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唐先生的文学观就不同于夏志清主要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产生的文学观。表面看是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其实是如何理解二十世纪文学的性质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概念的关系的问题。对于唐先生,重新评价郁达夫的问题,不能只是限制在浪漫主义、颓废主义等范畴里观察,而需要考虑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性质和创造者的命运构成深刻影响的那些因素。那些因素不应该外在于文学评价和文学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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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8-3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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