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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劳动者”崔卫平(2)

2012-12-11 09:0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阅读

  我更愿意称自己是

  “精神劳动者”

  作为女知识分子的崔卫平,当她偶然离开书桌,从“谨慎而完美的日常生活”中转身——满目疮痍,亦是无可回避的良知的召唤。

  “1997年9月我因一点小事住医院4天,8个人的房间里,6个人皆为普通工人或一度是普通工人。我听她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为她们的生活状况感到十分震惊。下岗、待业、缺少职业培训、较低的工资、疾病以及家庭其他成员的疾病或死亡……她们当中的每一位开完刀回来,我就用床单捂着头脸偷偷地哭,听见她们的呻吟使我泪流满面……我本来是属于她们之中的一员,当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她们的疼痛和不幸,我知道我自己无疑是站在她们一边的。如果有可能,或者我自己更应该创造机会,去帮助她们,替她们呐喊或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呐喊或者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冷静下来的崔卫平重新回到书桌前,她当然知道她的本分更在于“讲述现实”——“对现实有现象之下现象之间的结构性把握,然后讲述这个结构。我甚至把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的讲述者)当作我的楷模。思想者,首先是一个叙事者。”

  而即便是这一“担当”,崔卫平也相当“有分寸”,警惕“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幻觉——

  “与‘知识分子’相比,我更愿意称自己是‘精神劳动者’——不过是社会分工不同”;“我很自豪的是,我是一个整劳力”;“我是一个实务主义者——你见到油瓶子倒了总要扶吧”……

  “自我定位”如此地“低姿态”;长于“锐利的政治社会评论”的崔卫平,在所谓的政治社会理想方面,其实也并不激越。

  它是个人的。“把任何将从个人彻底无力和屈辱状态中解放出来、不再自欺欺人、不以自己的混乱去增添环境中的混乱的行为都看作政治性的。马尔库塞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全人类’,即只有打碎自身的精神枷锁才能将世界或周围的环境改变一点点。哈维尔说‘生活并不在历史之外,历史也不是在生活之外’。如果我们从自己的生活开始,从自己身上铲除种种极权主义的种子和阴影,为了下一步来临的生活将自己首先调节好准备好,这样的举动当然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尽管这和传统的‘政治’相差十万八千里。”

  它是业余的、女性的。“很可能作为一名女性,作为几千年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一名从来没有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考虑问题的其他某个领域的专家,由于不受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框架的限制,对今天的政治可能有着更好的直觉和认识。关于下个世纪的政治,我真的想说,它将带有更多的‘妇女儿童’的色彩,更多的是保护性的: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生命、保护所有受不公正待遇和判决的人、保护不受保护者,保护人类的文明传统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这个地球,等等。”

  要多少好东西

  才能造就一个人?

  回顾“精神成长历程”,崔卫平的记述不多时代的酸楚或荒谬的烙印,多是一个敏感个人的自然自主自由。

  懵懂童年。“‘文革’的影响”,让崔卫平对“大街上的事”、外部世界,开始感兴趣。1968年父母下放,与长一岁的哥哥独立生活一年,上学、买菜、做饭、洗衣、生火炉、挖防空洞、庆“九大”……,“自豪,感到世界不是疏异的,是可以把握的。”1969年随父母到农村,“大自然的丰富神奇开启了我的感受,周围普通人的聪明让我有了持平的视角——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生活的智者。”

  求知若渴的少女。还是与哥哥一起,读马列、黑格尔、鲁迅、托尔斯泰,没有生活忧虑的少女,天寒地冻也要讲哲学,彻夜不眠也要谈真理。还有美,“舞会上的安娜”、“旋转的天鹅绒黑礼服”……

  然后是高中、大学、研究生,读书、陷入混沌,再读书、再陷入混沌……自称一直是“灰色人物”的崔卫平,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收获主要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艾略特、叶芝、庞德、卡夫卡、加缪……一方面这些名字变得耳熟能详,另一方面,崔卫平注意到战后思想中复杂的视角,“爱与正义的问题、人性恶问题开始有了讨论。”

  接下来,“最关键的一年”,1988年。“1988年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是浓重的一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对于我是一个换血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论掌握了怎样的时代最强音,他都没有一点比他的其他人类同胞优越的理由,他不应违背最基本的人类良知;比较起种种不同的救世方案、高谈阔论,俄罗斯大地上的积雪、那些泥泞的道路,风雪的夜晚死在街头的人们更为值得关注。”

  第一次,“真正把读的东西和我们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第一次开始怀疑“为了革命理想不惜弄脏自己的手”;第一次,从一个世纪前的一本小说里找到了“反思当下境遇的角度”。

  这一年,崔卫平32岁,已经当了妈妈。这一年,崔卫平感觉到自己的思想终于着陆,开始了新的生长点。

  这之后是哈维尔,还有阿伦特。读阿伦特时,崔卫平正值个人生活危机之中——她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瓦解,阿伦特不但提供了“克服虚无主义、超出个人视野,重新回到‘世界’中去、站在公共生活中去”的榜样,而且,这位女斗士关于“政治之前”的思考也似乎增添了崔对“业余的”、也是“本源的”政治的兴趣。

  再然后,就是如今:婚姻生活有了幸福的新开始,事业声望日渐稳健开阔。她,崔卫平,“哪里还有怨言”?——“争取自由是莫大的自由,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紧张、焦虑、眼见着转机又消失、再出现……一个有世界意识的人,当然要有历史感。我们的前辈,比如顾准、林昭,他们的受难给我们打开了空间,他们的牺牲给争取自由的人提供了起点。在他们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我无比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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