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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劳动者”崔卫平

2012-12-11 09:0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阅读

崔卫平

  崔卫平,江苏盐城人,1984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艺学硕士,现为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政治论文、文学理论和批评、当代东欧思想文化。著有《积极人生》 、《带伤的黎明》、《看不见的声音》、《正义之前》等,译著有《布拉格精神》、《哈维尔文集》等。

  如果我们从自己的生活开始,从自己身上铲除种种极权主义的种子和阴影,为了下一步来临的生活将自己首先调节好准备好,这样的举动当然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本刊记者 刘天时

  8月21日,崔卫平在“世纪沙龙”上发了一篇名为《给法律提供援助——公共表述的自由与责任》的帖子。此文除了表达对新近热点事件的继续关注,亦是对自己和同道们的“关注”行为本身的解释、确认、坚定和自勉。

  按照崔本人的说法:网络讨论本身,就是一次“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第一,通过对这件事情的表述,明辨、加固及深化我们社会生活那些必不可少的价值理念,维护和培育我们的共同价值,比如免于被强制的自由、保护私人空间及反对告密、程序的透明与公正等等;第二,公共表述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能,是让更多的意见浮现出来,培育和发展不同看法即差异,将公共平台做大,让公共生活更加具有包容性,扩大我们头脑和思想的边界,使得我们的理性更加健全,思路更加开阔和富有弹性。

  我们所知道的崔卫平,她关于“生活在真实之中”的“自由言说”,不是偶一为之的,而是一以贯之的活跃——报纸专栏、演讲、翻译、写作,反应迅速、切中现实。而这位教授的文学背景、女性身份,又为她言之凿凿的理性形象增添了几分情义切切的风度。

  从哈维尔开始

  早年活跃在先锋诗歌小圈子里的崔卫平,近年来,她的名字与“公共”联系起来,很大的原因是:她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作品在中国大陆的最早的翻译者和引介人。而这个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流传甚广反响热烈的《哈维尔文集》,对崔本人,亦开启了一个新的航道——她批评的笔触开始由彼及此,更多地涉及正在我们呼吸之中的,政治思想、公共事件和日常生活。

  转折是在1993年。1993年之前崔卫平的精神生活里没有“哈维尔”这个名字。

  “我不好意思说,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我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向我特别谈起他,或者谈到过但完全没有进入我的耳朵。从中也可以看出我的确不关心政治——这不是什么优点。对于东欧或这个世界的其他什么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无力关怀。”

  “完全偶然的”,从朋友扔在自己家中的旧书堆里,崔卫平翻开这样一本书——

  “写书的这个人说,虽然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甚至他‘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不喜欢一种意识形态,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比这种意识形态所表达的要‘复杂和神秘一千倍’。他所用的‘神秘’这个词吸引了我。接着我又随意翻开另外一页。那上面写道:‘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他就是这样表达的。犹犹豫豫,但又是一种肯定的表达。我深感惊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我本人对生活的感受表达得这么清晰?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就这样,一位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的外国的革命的总统的书,开始浸入并澎湃起文艺学者崔卫平的头脑和心脏。

  1994年,崔卫平趁肺结核在家休假的时间,开始了翻译哈维尔这样一个“出于个人兴趣的”、“为朋友义务的”、“节外生枝”的工作。

  “记得翻译1975年他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的长信时,我是在阳台上搁一个小桌子工作——我的病需要晒太阳,一面忍受着难以喘息的肺部,一面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深呼吸,得到充分的吸氧。”

  对敏感的知识女性崔卫平,这“精神的氧气”——哈维尔“对实际生活既有深度又有覆盖面的批评”,切中肯綮,直指“精神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

  譬如:正常稳定基本的生活背后,是正在忍受着的它随时可能失去的威胁,得不到保障和恐惧是人们许多反常行为深藏的动机;为了基本生存而挣扎的生活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内向,只关心自己的住宅装修及选择哪一种牌子的电冰箱或洗衣机,生活被降低到“蔬菜和生物学的水平”之上,利益驱动是人们行为惟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我们公开地被贿赂”,在“阻力最小的方向上释放自己的能量”,而不去并且不可能意识到他在精神上、道德上、人的个性发展及尊严上被侵犯的程度……

  而最让崔卫平心仪的,还是哈维尔的“平衡”。以没有学术气的注释和引文的大散文体,细节完整地呈现捷克的社会生活。理性与感性和谐,局内的深切与局外的清醒同在。“他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又是一个行动者。是英雄,也是歌颂英雄的诗人。描述这个世界,并参与其中、提供生长点。”

  哈维尔于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个变革方向的参照系,亦有精神力量的感召——这个“意义”,重要、美好、绝不轻松。对引介和转述者崔卫平本人,也是如此,她开始了从艺术到政治、从自我到公共、从女性到世界的更现实的关注和“忠直”的发言。

  她们的捍卫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读她的文章听她说话,我们会注意到崔卫平所思所想的另一条隐约的线索。在这条线索里,与我们最经常照面的有这样一些可爱女性的名字:汉娜·阿伦特,犹太裔哲学家,为老师情人海德格尔抛弃、独立发奋、以德报怨、在二战前后为犹太人的苦难和正义奔走呼告;林昭,中国右派、狱中血书写诗抗议、被枪毙、家人被收取5分钱的子弹费;贞德,法国女英雄,家国危难、沙场激战,被叛军出卖、被宗教法庭烧死。

  这些女性,崔卫平叙说里强调和赞许的她们,都:美、真、爱、烈,冲破了幽闭的“小我”,走在明媚自由的“大我”的光荣的荆棘路上。

  在最近一次与女儿的对话里,崔卫平更是对“女英雄”、“圣女”的本质和价值,娓娓道来——“她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她们是用头脑来面对现实,是自己独立地、不人云亦云地进行思考。在人们众口一词,不由分说的时候,她们能够坚持一个自己看到的真理,而且把这种真理和自己的血肉生活结合在一起,最后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真理并不总是需要以走上绞刑架的惨烈方式来坚持,崔卫平一再说起的“女英雄”可以不是贞德不是张志新,她们的捍卫“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她们只是“恰当的她们自己”。

  “良知不是只有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或者有关国家、历史的问题上才能体现出来,它化解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上。良知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视察,是由自己来审定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仅仅只是分寸问题。一句话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一个神情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良知是使一个人获得自己不大不小的尺度:他不比自己多,不比自己少;不比别人多,不比别人少,恰如其分地正好就是自己。无论是鄙薄别人、蔑视别人还是自轻自贱,都是失去分寸,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涂改着事情的原样。”

  坚持但并不盲目,高调的受难并不意味着无法应付日常生活的蹩脚,崔卫平诠释的女英雄们绝不突兀,她们不但很有“分寸感”,而且比谁都“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比如人们都说林昭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她是个很有美感的人,她穿衣服很好看,她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知道尺度的人,而不是‘荒原中的英雄’。再比如朋友们都说她有情有义,并且不止一个男人对她产生爱意,说明她也是很自爱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自爱的人才能去爱真理。在做那些常人不能做的事情之前,她的个人生活是比较结实的,较少漏洞的,她对自己始终有一个较高的评价,而不是只在重大事情上才交出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说她心气傲,那是因为她谨慎而完美地完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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