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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伦佑答诗人安琪问

2012-11-26 10:0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安琪 阅读

  诗歌是灵魂的事业
  
  ——第二届柔刚诗歌奖得主周伦佑答诗人安琪问
  
  (时间:2010年3月28日。地点:北京——成都。形式:邮件。)
  

周伦佑,2009年,在绵阳  

周伦佑,2009年,在绵阳

  【周伦佑:著名先锋诗人、文艺理论家。1952年出生,籍贯重庆荣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文学写作,1986年为首创立非非主义,主编《非非》、《非非评论》两刊。自1994年起,与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王宁、王岳川等合作,策划并主编“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丛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三辑共15种)。作品入选北京大学谢冕教授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文库》,著名学者林贤治主编的《自由诗篇》、《旷野/(1917—2007)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诗歌卷》等国内外数十种重要选本,并被翻译成英、日、德等多种文字在国外介绍、出版。其理论和创作在新时期文学理论界和海外汉学界有较大影响。文学成就被写入张炯、洪子诚、金汉、孟繁华等众多知名学者撰写、主编的数十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已出版有:《反价值时代》(诗学理论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变构诗学》(文艺理论专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艺术人本论》(文艺理论专著,与周伦佐合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悬空的圣殿》(文学史著,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诗集,唐山出版社,1999年)、《周伦佑诗选》(诗集,花城出版社,2006年)等多部汉语文学及学术专著。此外,还编选出版有多种当代前沿文学思潮选集。2004年聘任西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2009年获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
  
  安琪:一个奖项在创立之初,得主的影响力对奖项的影响力很重要。1993年第二届柔刚诗歌奖你是得主,这使该奖有了一个具备十足分量的起始。回忆一下你参与此奖的往事。那届颁奖,你亲临福建,请说说迄今你对福建诗人诗事的印象。
  
  周伦佑:1993年那一次得“柔刚诗歌奖”是由陈仲义兄推荐的。我那时刚从闭关修炼两年的峨边山上回来不久,由于全家只能靠亚琴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生存压力非常大。一次在信中我向陈仲义谈到了这个情况。大概是为了帮助缓解我的生存压力,陈仲义兄向柔刚推荐了我的诗。一天我在西昌急救输血站接到了陈仲义从厦门打来的电话,说福州的柔刚设立了一个诗歌奖,在每年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在福州颁奖,大概有两三千元奖金。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奖并到福州去领奖?如果愿意,叫我选一组诗歌作品复印后寄给柔刚,并给了我柔刚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把刊登在《非非》复刊号上的《刀锋20首》复印件寄给柔刚后,没有多久就接到柔刚的电话,告诉我获奖的消息,并要我去福州参加颁奖仪式。我去福州的路线是先从西昌到昆明,在云南人民出版社见了近在咫尺、通信多年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的海男,住在海男的出版社同事画家西里家里,然后由西里帮我买了飞机票,飞到福州。颁奖仪式记得是在一个海鲜饭店举行的,操办的主要是柔刚和他的几个朋友,到会的有二十多人,有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那时的柔刚很年轻,中等偏高的个子,样子很文静。知道他是学外语的,在海关工作,除了诗歌,还喜欢《易经》,写有解读《易经》的诗。他的几位朋友也写诗,其中一位(好像是在《海峡》杂志做编辑的)诗写得很有水准,但名字记不起了。此外,在福州还见了曾宏。颁奖仪式后,我去厦门鼓浪屿看望了陈仲义和舒婷夫妇。在陈仲义家住了两天。记得陈仲义带着我沿着他平时散步的小路绕着鼓浪屿岛转了一圈;还去鼓浪屿图书馆查了一些资料(我当时应《大家》杂志约稿,正在写《宣布西方话语中心价值尺度无效》一文)。之后,从厦门经重庆回到了西昌。
  
  按时间顺序,我最早知道的福建诗人是蔡其矫和舒婷,然后是吕德安、曾宏,“新死亡诗派”的道辉、林忠成,我通过诗歌作品知道你的时间还要晚一些,大概是1992年以后;还有一个林茶居,感觉他的诗写得很不错。总体来看,福建诗人的诗风都比较纯正,而且后劲很足。作为新一代女诗人,我觉得你比舒婷的生命能量更大,更有活力——你的活力不仅体现在创作上,更体现在你创造的“中间代”这个重大的文学事件上(我个人觉得“中间代”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个文学“事件”)。读你早先的作品,觉得你是一个有深度追求的诗人,但我发现你近期的写作有某些平面化的倾向,不知你自己注意到没有?
  
  安琪:周伦佑这一生和非非已是同生共死的关系,你喜欢这样的关系吗?大概是2004年你在电话里提醒我,要摆开中间代对我的负面影响,也就是,不要让人觉得,你只是依靠一个概念而非你的诗歌写作本身引人注目的。你说,你自己有切身体会。时至今日,我相信你还是未摆开非非的缠绕而事实上你也摆不开——没有周伦佑的非非还是非非吗?
  
  周伦佑:非非主义创立20多年后,我还在编辑出版《非非》,或者换一种说法,非非主义还在进行时态中,这一点加深了人们有关“周伦佑这一生和非非同生共死”的印象。其实,这应该从我的性格来看,我做任何事都要力求善始善终,绝不半途而废。对非非这件事也是这样。在成都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曾有一个人说“非非主义成就了周伦佑”,我听到很不悦,反问他:“你为什么不说是周伦佑成就了非非主义呢?”他想了一下回答道:“这样说也对,也可以说是周伦佑成就了非非主义和一大群人。”从这对话中你可以感觉到我的某种困惑。我与非非主义的这种特定的关系,是负面意义大一些还是正面意义大一些呢?客观的看,应该说正面意义大一些;但是不可否认,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对我的诗歌写作给予完全肯定评价的学者和评论家,往往不谈非非主义,而只针对我的诗歌作品和理论文本,即使提到非非主义,也往往是一笔带过,或者作为某种负面因素而论之(如著名学者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的论述)。这给了我一个提醒:作为诗人的周伦佑,首先是因为自己具有鲜明个性风格的诗歌作品和理论文本而存在的,而不是因为创立了非非主义。把我拘系于非非主义,实际上是缩小了我的精神和价值空间。在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确立进程中,非非主义做出过巨大贡献,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周伦佑不是因为非非主义,也不是靠非非主义才存在的,不管有没有非非主义,周伦佑都是周伦佑!厘清了这一点,我就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和历史了。
  
  安琪:《三国演义》开篇即言: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诗歌界的流派更是如此,非非的分裂是90年代中国诗歌界的一个事件,作为非非发起人,你是如何进行危机处理并重新整合后非非的?从非非的分裂你觉得有什么可以供后起者借鉴的经验教训?
  
  周伦佑:80年代的文学运动不是哪一个人发动的,而是时代精神造就的。非非主义和第三代诗歌运动也是这样,很少刻意的、人为的因素。许多人(包括我)之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时代,也没有过创立文学流派的经验,全凭一腔热情,仿佛后面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你,写诗,交流,辩论;成为后来流派基础的一群人,也是自然形成的(非非的一群人是这样,其他如莽汉的二毛、梁乐是李亚伟的亲戚,另外一二人则是经常一起喝酒的同学)。那个时代,写诗、参加诗歌流派的,一开始都抱着很纯洁的动机,一群写诗的人之间,主要以感情为主,很少抱有什么功利的想法,更不存在什么争名夺利。但是,随着流派的看似成功,参加者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计较作品的排序和名次的先后,于是有了争名夺利的种种活动……一张张纯洁的面孔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可憎!让你简直不敢相认。我在1987年底开始写作《反价值》时,就已思考过“价值焦虑”的问题,知道它对人心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价值焦虑”会对一个人的人性造成根本的扭曲。沿着这一思考路线图,自然会指向迄今为止人类尚未涉足研究的一个领域:价值异化。非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分裂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早发生比晚发生好。分裂的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价值焦虑”。最后的苦果当然只能由分裂的当事人抱在怀里自己品尝。至于我个人,这期间没有你说的“危机”,更不存在你说的“危机处理”。我那时已在峨山打锣坪闭关修炼,我在海拔3000米高度的石屋中写我的《刀锋20首》和《红色写作》,而那几个人却在忙着集体下海,开广告公司,开夜总会……然后,我“闭关修炼”结束,出关,编辑出版《非非》1992复刊号,那几个人为生意和金钱争得面红耳赤,分道扬镳……这就是全过程。也没有你问的“重新整合后非非”的事,“后非非”是在时间内部自然形成的。这一事件于非非和我个人没有造成任何一点损害,却对几位分裂者以后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我想,这种毁灭性影响的阴影极有可能会伴随其中一两位当事者的一生。
  
  安琪:1984年9月,时在西昌市凉山财贸学校读书的发星因为听了周氏兄弟周伦佐周伦佑的“现代诗”与“爱的哲学”的演讲如被电击一样沉醉其中并了悟现代诗写奥秘,这种类似布道一样的力量是如何依附在你们身上?事实上,周氏兄弟正像现代文学史上的“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一样,已经成为当代汉诗的一个传奇。请叙述一下你和双胞胎哥哥周伦佐的身世背景和学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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