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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答诗人安琪问

2012-11-28 10:0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安琪 阅读
  我们是天下人,平等的观念与生俱来
  
  ——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奖得主朵渔答诗人安琪问
  
  (时间:2010年3月18日。地点:北京——天津。形式:邮件。)
  
朵渔,2010,天津家中  
  
朵渔,2010,天津家中
  
  朵渔,1973年出生于山东单县,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与友人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曾获得多项民间诗歌奖项。著有诗集《追蝴蝶》、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等多部。现居天津。自由撰稿,写作诗歌、随笔,主编民刊《诗歌现场》。
  
  安琪:2006年你获得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奖,那届是黄礼孩的《诗歌与人》承办的,之后在广州举办的颁奖仪式上柔刚也出席了,他说很感动。他听了你现场朗诵的获奖作品之一《妈妈,您别难过》。那时你辞职了,因为你不能吞下“体制的碎玻璃”,但是你无法释怀妈妈的担心。这种心情我十分理解,2008年我也写过一首《爸爸,我看见你松弛的小肚微微感到心疼》,表达的也是同样的因为自己辞职而无法给父亲带来生活的安宁的羞愧。虽然大家辞职各有原因,我还是想听听你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做出此决定的?离开体制对你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朵渔:柔刚诗歌奖差不多是我获得的第一个诗歌方面的奖项,它立足于民间,并且是由我的好朋友黄礼孩颁发给我,我感到非常开心。那次去广州领奖,在现场朗诵了那首写给母亲的诗,用家乡话。我想大概是家乡话的亲切感让我一下子沉浸得太深了,我仿佛回到了母亲身边并对她轻轻耳语,向她诉说这些年在外面的遭遇……母亲很柔弱,但宽厚、善良、睿智,她是那种你无论带着多少血污和伤痕滚回洞里她都能给你舔舐干净给你以心灵安慰的母性。我读得很动情,现场好像也被我感染了,听说很多人流了泪。你问我离开体制的原因,其实都写在那首诗里了,凡经历过体制之殇的人,大概都会心有触动。我记得第二天我的朋友余丛带我去中山,我们在山脚下临风饮酒,席间又有人读起了那首诗,一位在中山当地官场浸淫多年的朋友听得嚎啕大哭。这大概就是体制对人性的摧残吧,它像毒素一样郁积在人的体内,我用一首诗将它轻轻开启。当然,如果你对体制的毒有非人的抵抗力,那就任凭什么也难以将你感动了。
  
  我在一篇自述里曾谈过,我们是天下人,平等的观念与生俱来。我们是追蝴蝶的人,捕风的人,不能为了一口饭吃而无耻到底。我们曾经历过的那个集体生活真是太奇怪了,有多少恶的质素从中滋生啊。一个长时间陷入集体中的人,会被一种特殊的状态同化,集体的毒汁会杀死全天下的蝴蝶。这是一个非人的、完全不可理喻的体制,能在这个体制里如鱼得水的家伙都是天才。
  
  但谁能真正离开体制呢?我们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我只是后退了一步,得以与它对峙。但又很难看清它的面容,它黑暗一团,像雾,并有一颗怦怦跳动的心脏。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传说,有一种鬼,也是黑暗一团,像雾,它可以吞噬任何东西,但最怕一种尖利的东西,比如针或者剑。你只要对着它轻轻一刺,它便立刻消失,变成一粒血滴……我的诗,也因此越来越尖利。
  
  这么说未免高蹈。人总是要生存,这个压力无时不在。自己的生活总可以应付,但对别人的义务往往力不从心。比如,一直想给母亲盖所房子,这个愿望总难实现。没办法,你已经拥有了自己想得到的尊严和自由,能自由地喝西北风也是好的。你总不能什么都要吧?
  
  安琪:2000年下半身诗歌流派成立很快就成为席卷全国文化领域的一个先锋词汇,这令我有点惊讶,初始我以为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是要被拒绝的。资料显示,这个词汇是你瞬间脱口而出并被确认的,但是在这个群体里你的诗是最不下半身的,如果下半身指的是性的话。而事实上,那个时期下半身群体的诗歌文本确实是以性为主题的。回到当时的命名现场,下半身真的具有后来你们赋予它的诸多意义吗?你的写作下半身吗?
  
  朵渔:“下半身”诗歌运动已经十周年了,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准备在这个夏天好好聚一聚。我知道很多人对我的“下半身”背景感到困惑。如果下半身就是指性的话,我的确是“最不下半身”的。但下半身并不就是性。我在参与之初写过几篇文章,基本意思就是:下半身并不指向裆部,而是下部;下半身是一种行动的诗,一种解放的诗,因此也是一种自由的诗。我们这个国家,很久以来已经没有身体了,或身体被层层包裹,变成了无性的、体制化的、统一的、僵尸化的了。要解放个人,必须先解放身体。而身体的解放同时带来的也是精神的解放。为什么“下半身”不能登“大雅之堂”?什么是“大雅之堂”?你认为在我们这个国度真的还存在什么“大雅之堂”吗?我们提倡自由的、狂欢的、性感的、湿漉漉的、冒犯的写作,就是对那个虚伪的“大雅之堂”尽情嘲弄。十年来,我个人的写作其实一直是沿着“行动的、解放的、自由的”这一逻辑慢慢展开的。“下半身”对我就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开端。我的有些朋友“性”得很肆意,比如沈浩波,我对他的行为充满敬意,没有他那种恣意的冒犯,“下半身”的冲击力肯定要大打折扣。他后来的写作也在转向更为广阔的现实层面,和对内心的尊重。这其实是一种很清晰的逻辑,一点也不突兀。
  
  安琪:你一向以天津诗人名世但你似乎又很少介入天津的诗事,后来渐渐知道你出生山东。请叙述一下你的身世和成长经历。
  
  朵渔:我出生在山东,大学在北京,目前生活在天津。我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山东人,因为那里有一道我生命的深渊。贫穷的物质现状、在共和国底层的非人般的挣扎,以及儒家文化淤积而成的人伦之链,给了我太多苦涩的礼物。我写作的伦理、情感的基础,就奠基于此。而天津,我居住了十几年,依然无法真正扎根。出生地的贫乏,加之个人的愚钝,使我的写作生涯变成一种自我启蒙与自我折磨轮番交替的残酷仪式。
  
  安琪:我感觉辞职后的朵渔在迅速地往自由知识分子的路子走,他的思想他的痛楚更多地与他所置身其中的这片大地这个民族发生着关系。这个朵渔正越来越引人关注。据说余世存那部影响极大的《非常道》是你编辑的?此外,你还编辑过什么书,请做一个介绍,我真的很想知道以便我去阅读。
  
  朵渔:其实没有“这个朵渔”,一直都是同一个。在“民间”和“知识分子”最为对立的那两年,有人问我属于哪一派,我说我是“民间知识分子写作”。我的痛楚其实就来自我身边不远的地方,比如我的家乡,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一张小官吏的脸,就足够令人痛心。如果有人觉得我变了,无非是自我启蒙在发挥作用,自己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了。但还远远不够。我时常觉得自己眼前一片迷雾。
  
  有些传说太离谱。《非常道》是余世存的著作。我和他常有交流,得益很多。我编过一本《史间道》,其实也是向余世存学习,掠他之美。做这些东西,对我个人是一个充实和去蔽的过程,同时也或可起到点启蒙与普及之功效。
  
  安琪:不知不觉你主编的《诗歌现场》已到第六期了,礼孩每次都寄给我,这本民刊已经被视为重要的读本其意义在于它的异端思想,我几乎是每期都从头读下去。我惊讶于《诗歌现场》理论部分之深刻、睿智,之切近我们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也遗憾地发现,诗歌部分相对比较浅弱,作为主编,在民刊众多的当下诗界,你希望它成为什么样的?
  
  朵渔:在汉语诗歌的民刊小传统里,有很多了不起的背影,比如《今天》,比如《他们》,比如《非非》,都曾聚集起一批天才,凝结成一条精神之链,创造过辉煌的诗歌现场。《诗歌现场》在这种精神路向上,试图重新聚集起新世纪溃散的天才们,通过彼此的交流与激发,穿越时代的精神迷惘,恢复汉语的光荣与梦想。
  
  在创刊之初,我们曾提出过一个略显高蹈的口号:为了一代人的不再沉沦。从第四期开始,我们将“口号”修改为:“面向今天的写作”。我们觉得第一个口号过于自以为是了,我们无权发出号召,因为诗人们都是单个的。这些口号事实上无足轻重,重要的是选诗的理念和做事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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