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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我还没有学会放弃

2012-10-29 09:1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西平 阅读

  影响力——诗话中国 霍俊明篇
  
  霍俊明:我还没有学会放弃 

  提问:王西平,1980年生,诗人,记者,兼写小说,《核诗歌》主编。现居银川。
  回答:霍俊明,1975年生,诗人,诗评家,博士,教授,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现居北京。香港某大学2010年讲座教授。

霍俊明

霍俊明

  记 忆
  
  问:您出生于唐山丰润,再往小里说,应该是丰润什么乡镇什么大队什么村落吧,以人文地理的视角描述一下您出生的那个“地方”吧,再讲讲关于它的一些记忆。
  答:我是如此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它一下子就打开了黑暗中那些破碎但是又执拗的记忆。窗外的雨和汽车辗过路面的声音反倒是让我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获得了些许的安宁。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沙流河镇大刘庄村,父母所属的是村里的第四生产队。你作为比我出生晚一些的人可能对“生产队”这个政治年代遗留的产物不太清楚,这个所谓的“生产队”就是半军事化的集体生产,每家只有二分左右的自留地可以种些蔬菜什么的。大刘庄是冀东平原上一个典型而寻常的小村落,那里有一条曾经著名的河叫还乡河(作家管桦曾经在小说中反复提及)。记忆中故乡的河水日夜流淌,我家门前就是一条河,我能够如此清晰地回想起下雨天我坐在水边看水面上被雨滴溅起的水泡,看芦苇丛中青蛙和蛇在那里游过。我是一次次在夜晚沉醉于此起彼伏的蛙声里。我家的后街曾经就是生产队的养猪场,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这里只剩下了一片残破的墙垣和猪圈。我一次次和伙伴艰难地爬上猪圈的棚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要比村庄高大,那时的村庄是如此的平坦和舒畅。生产队猪圈的西侧就是生产队队部兼打麦场、牲畜棚和白薯炕。我记得那是在1988年一场罕见的大雨中,这个早已年久失修的生产队部彻底倒塌了。那天我正和我的表兄在突如其来的大雨中穿过那里,我怀里紧紧揣着刚从五里路之外的小镇上买回来的梁羽生的一本武侠小说。如今,我的故乡水早已流干,曾经的人们很多已经远去。

  问:您自己表示,河北丰润的农村生活给了您非常大的影响,并把它称为最伟大的精神故乡。那么这么多年来,您时常是以什么方式或手段接近您的“精神故乡”,或进入一种记忆的可能?
  答:我的农村老家是我的灵魂导师和精神故乡,当然这种滋养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来自于我平凡的父母给我的影响。多才多艺、善良正直的父亲让我学会了谦虚、朴实和友善;泼辣、能干、漂亮、贤惠的母亲让我按照她的标准找了一个好妻子。我直到今天每当秋收和农活忙碌的时候我还是回到老家去帮帮年迈的父母,如今他们七十多岁多了仍然在土地上躬身劳作。从我记事起他们就在那里劳作,在镰刀、斧头、大镐、锄头、铁锨、铁锹、耙犁、钉耙、叉子这些农具上我看来了父母和乡村无比辛酸和痛苦的一面。但是正是父母劳作的土地让我无比亲近了自然和故乡的一草一木。我是如此熟悉一年四季的变化和作物甚至各种野菜的生长,我是如此的熟悉那些猪马牛羊。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事物让我踏实安心,这在今天更显重要。我记得一个下午,爸爸和妈妈在把那些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用一种特殊的工具(我老家把它叫做“擦子”)把红薯擦成一个个均匀的薄片,然后晾晒在地里。我快乐无比地躺在田地里,看着天上各种各样的白云,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当母亲来叫我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是父母生活的土地和无比贫穷的生活给了我此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认真、严谨和坚韧的脾性。关于故乡的记忆太多了,尽管每年寒暑假我都能够真实地回到故乡,但更多的时候我是在梦里和回忆中体味故乡伟大的精神资源,我觉得说故乡是伟大的没有任何矫情。如今这些更为年轻的城市人,他们有故乡吗?确切地说他们有精神的故乡吗?之所以我说更多的时候是在虚幻和追忆的层面来面对精神的故乡,是因为我非常尴尬和茫然地认识到如今的故乡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

  问:死亡最能让一个人较早地认知人的未来,童年时期您应该有过第一次面对死亡的经历吧?那时候您对自己的未来有过生命学的“追溯”吗?
  答:死亡对于我来说刻骨铭心,是死亡让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追溯到我将来的归宿,至于未来就是在最终的归宿到来之前完成自己的梦想,其间不要抱怨,不要忧伤。我曾在我的诗歌《1976:高烧难退》里写到过我最初的死亡经历。那时我刚刚一岁,突然患上了麻疹,全身如一块红布高烧不止。当时爸爸妈妈轮流地抱着我穿过田野、小河到镇上的卫生所。最终死神宽容了我。而不久就是唐山大地震,我在废墟中又躲过了一劫,而我的二舅妈却被倒塌的房梁击中。如果说第一次的死亡经历还是后来父母反复“口授”的话,真正的死亡体验还是在1983年的夏天。当时我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和堂兄、表兄以及其他几个伙伴去村子东北边的一个巨大的水坑去游泳。那个水坑的西边就是我们村的坟地,祖祖辈辈的人都来到这里安息。我是旱鸭子,不会游泳。但是那天在同伴的劝说下竟鬼使神差地下了水。起初只想在水边浅的地方蹚水,但不知道怎么就滑到了三四米深的水里。后来同伴们把我救上来,那连泥带沙子的水真是难喝死了。我记得烈日下我趴在岸边,看着近在咫尺的坟地发愣。从那天起我知道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死亡有时候就是意外,也可能是天意。在此后的时日,我一直在死亡的恐惧和阴影中难以自拔。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看透了死亡,释然了。正是因为过早的死亡体验和对人的终极归宿的认识,我在此后的岁月里是以坦然和乐观来面对着我所经受的一切。我觉得连死亡都不畏惧,还有什么能够“拿得起放不下”呢?

  问:丰润以文化昌明、人才辈出而著称,历史上素有"南无锡、北丰润"之说。这里曾哺育了三国时期东吴开国重臣程普、清代文学巨匠曹雪芹、晚清北方国民革命的重要领袖丁开嶂等一批先贤圣哲,走出了我国早期马列主义传播者安体成,著名剧作家宋之的,一代评剧皇后白玉霜,著名诗人李瑛,音乐指挥家李德伦,历史学家杨向奎,作家张爱玲、管桦等一批杰出人才。在这些文化先哲中,您最欣赏哪一位?
  答:说到这些人物每一个都让我崇拜和敬畏,每一个人都代表了非凡的一面。实际上,张爱玲是祖籍丰润并没有在这里出生,曹雪芹则争议更大。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物都和我的“丰润”有关联,我足以骄傲一生。这些人物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白玉霜。评剧是我家乡的地方戏,我的母亲、父亲、舅舅和亲戚每人都能唱上几段,尤其是父亲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位人物,他在舞台上男扮女装唱了很多经典唱段,其中唱得最多的就是白玉霜的。而其他的人物则是在我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开始逐渐认识和接受的,但是他们的影响远远抵不上因为童年的记忆导致的白玉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问:您最早的诗歌冲动是什么?这种冲动来自于家人、教育,还是个人的成长经验?
  答:我最早的诗歌冲动和家人、教育都没有关系,父母是典型的农民,那时候的教育和真正的文学、诗歌都没有关系。我第一次写诗是在读初三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晚上非常疯狂的想写下一些分行的文字。那时住宿(集体通铺),同学们都已经睡了。我只好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一行一行写所谓的诗,这首诗写了足有五六篇稿纸那么多。题目我还记得,叫《春风吹起的时候》。写完之后心里舒畅极了,尽管那时候买一节电池的钱几乎都没有,但精神是如此的快乐!我想这第一首诗的写作冲动还是来自于个人的成长经验。可能每个人在人生的青少年时代都有过写诗的冲动吧。实际上写这首诗的时候还和当年的校园和社会有关系。当时的校园是充满激情的,这种激情感染了我!当然校园的这种青春的激情在很多人那里表现为打架斗殴。我清楚地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中学校园里,随处可见手拿桌椅板凳、菜刀、板砖、铝制饭盒、铁棍、木棍、汽水瓶、弹簧刀甚至杀猪刀的同学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进行群殴械斗。甚至看见过两位高大的男生因为都争强斗狠,又都学了一点武术的皮毛在教室外有模有样的类似于赛场散打式的你来我往,棋逢对手,竟连学校的教导主任都看呆了。经常有人因为斗殴头部受伤,当他们头上裹着一层层纱布、戴着地摊买来的大盖帽出没校园的时候显得滑稽极了。他们在拿拳头发泄青春,我是在用诗歌释放激情,形式不同,本质大同小异。

  问:北大教授、文艺评论家张颐武在他的《一个人的阅读史》中曾告诉大家:一个人的阅读生活必将对其人生观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您有过什么样的阅读史呢?这样的“史”对您的“人生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在我上大学之前能够阅读的课外书籍是相当贫乏的,作为农村来说更是如此。我对书最早的兴趣产生于两本书,《聊斋志异》和《毛泽东选集》。《聊斋志异》曾经藏在我爷爷的黑色木书箱里,线装,蓝色封面(今天已经不知去向),这本书让我对鬼狐故事、山野传说充满向往,也知道了世态炎凉和美好的人性。这些花妖狐魅的神奇故事与我乡村的记忆是如此契合,乡人曾多少次在门前的老槐树下讲述身边或亲身经历的玄而又玄的神秘故事。这让我对这个世界的无限和未知有着长时期的好奇。《毛泽东选集》压在我父母结婚时买了两个圆镜子下面。从我记事起我就在翻看那些关于革命和政治的文字,尽管不懂,但我知道了那曾经是一个毛泽东时代。在很长时期里我的阅读都来自于我的“个人”行为。农村太贫穷了,一分钱都显得过于宝贵,我把一切少得可怜的零花钱攒起来买自己喜欢的书,更多是连环画之类,当然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我甚至曾经偷过父亲棕色牛皮钱包里的钱,当我在夜晚将父亲的钱包拿到院子里借着微弱的星光,看到那少得可怜的钱夹我拿出其中的一分钱、一毛钱手都在剧烈地抖动。我知道这些钱对于一个贫穷农村的四口之家意味着什么。真正的阅读来自于大学中文系,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有选择地阅读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几乎是图书馆和阅览室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又勤于记读书笔记的人。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和工作阶段的阅读越来越走向了专业化,更多局限于文学和诗歌。一定程度上我的阅读也比较驳杂,艺术、电影、书法、音乐、陶瓷艺术、绘画、宗教我都会看看。这些个人化的阅读史如果说对我的人生观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它让我对文学和写作产生了我最大的兴趣。

  问:您自己表示,诗歌写作最早受李瑛先生的影响,这话怎么讲?除此之外呢,还有其它人吗?
  答:我是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李瑛先生的作品的,那个时候我们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仍然是非常传统的革命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第一次读到李瑛诗歌的时候我被他诗歌的语言和情绪所感染,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我的老乡,成了我文学的“榜样”。在此后逐渐喜欢上现代诗歌,并曾经在一次文学比赛中因为“模仿”李瑛的诗歌而获得了一等奖。这无疑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当然那时候对李瑛和现代诗歌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真正接触现代诗歌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还是在1990年代初期上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当我在图书馆里突然阅读到北岛、于坚、韩东、李亚伟以及弗罗斯特、布罗茨基诗歌的时候,我是如此的惊讶和喜欢,他们的话语系统与此前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诗歌是如此的不同,它们有如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在此后将那些能阅读到的诗歌统统抄录在笔记本上,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只能一笔一笔的抄,所以那时候我能背诵不下300首左右的现代诗歌。

  问: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龙扬志是您的师兄吧,我看过他写的一篇文章,称您“手脚勤快,才力过人”,咱且不说这有目共睹的“才力”了,说说您这“手脚”是如何“勤快”的?请举例说明。
  答:纠正一下,龙扬志是我的师弟,他今年博士毕业。他在那篇随笔中对我的夸赞真的不敢当,尽管我同样喜欢别人说我好话,但是我觉得很多地方还需要努力。说到“手脚勤快”我还是认同的,这可能是很多诗歌界的人都认可的。“手脚勤快”一是我写作速度可能比一般人要快,每天大体能够写5000至一万字左右。再有就是勤于在各个能看到书的地方不断搜集“网罗”,北京的各个图书馆和各个胡同里隐藏的小书店都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把写作看成了种植,我就像一个农民不断把那些文字培植成有生命力的植物。我可能属于思路比较活泛又敢于说话的批评者吧,我写文章几乎都是在晚上。深夜里的安静和心无旁骛让我找到了面对“故乡”的感觉,找到了返回“故乡”的林中路。纸上书写甚至成了多年来我最大的快乐和安慰。我也深知我的很多文章属于应时应景和随感之作,很多说辞也不够周全,但是我想我在文字和写作中找到了我精神上最大的慰藉,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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