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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中国文学的后卫

2012-09-29 02:25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石剑峰 阅读

 

顾彬

    顾彬60出头,稍显老,他感叹自己实在太累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不久前出版。与他年龄相仿的中国学者,很多已经停止了学术思考和研究,“我觉得现在开始写,正正好。”顾彬的房间里,到处摊着翻开的书,前一天他刚完成了《中国戏曲史》,“写《中国戏曲史》算我倒霉。”

  房间的一角滚着一只皮翘起来的破足球,它是随着顾彬四处游学的“行李”。顾彬指着卿云楼外的足球场说,来复旦的4个星期,下午没事就会和复旦的学生踢球,“我在德国能踢2个小时,现在踢1个小时就要休息,是他们体力不行,不是我不行。”顾彬在足球场上的位置是后卫,球队后卫,赢了没有功劳,输了被球员指指点点,顾彬在国际汉学界也恰恰是这样一个角色。

  被媒体制造出来的这个德国怪老头,头上顶着角到处乱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发式结束后,上海一位作家说,没想到顾彬是个这么平和的老头。

  谈中国白话文运动“作品应该告诉读者,什么是好的中文”

  早报:作为一名德国人,这些年来您对中国当代文学固执地批评着,这个角色让我联想到不少曾经在中国执教的外国足球教练,他们大部分都是失败的。

  顾彬:这个比喻很有趣,我也曾用过足球这个比喻来讲中国当代文学。球员不掌握技术的话,他踢不好球。语言就相当于足球的技术,作家就好比球员,所以,对于一个球员或者作家来说,技术是首要的。作家应该为了文学而写作,作家最为关注的应该是语言而不是读者。他应该通过作品告诉读者,什么才是好的中文。

  早报:作家李锐也曾说过,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自五四以来尚未完成,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至少写作语言还在摸索、变化中。

  顾彬:我赞成这种观点。16世纪初,德国老百姓开始使用一种很怪的德文,文人用的是拉丁文。马丁-路德创造了我们的德文,过了200多年之后,歌德才开始用德文创作,这是第一次德国人用比较好的德文写作。现代德文从诞生到被用来写作经历了200多年,中国白话文运动的过程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早报:莎士比亚之于英语,歌德之于德语,伟大文学家塑造了一种语言和书写方式,中国的白话文是否也需要这样的伟大人物呢?

  顾彬:好像是这样的。从这个意义上,鲁迅算是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的,但他没有成功。有人告诉我,鲁迅的文章离当代人太遥远,当代中国人不再关心鲁迅的作品和他的观点,鲁迅也不能帮助当代人建立他们的语言和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没能完成莎士比亚、歌德式的使命。

  早报:他的作品有些是超越时代的,但他写了太多政治性杂文,杂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时效性的,语言也不够精致。如果在当时,他能多写诗歌和长篇小说,鲁迅对我们的语言的影响可能更深远。

  顾彬: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但从英国、德国的经验看,白话文的成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我想补充的是,我最钟爱的德语作家是托马斯·曼,但我无法用现在的语言标准衡量他,同样我也无法用1949年以前的文学、语言标准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我想说的是曼和鲁迅都忠实于语言,他们都不断在丰富着各自的文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的作家。

  早报:这个过程可能有许多探索的方式,比如李锐等作家,他们对语言的探索是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您怎么看?

  顾彬:把中国的传统作为写作的资源和基础,我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恢复用古汉语写作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至少中国的美学还没有落伍,中国传统的一些美学形象、概念、思考方式都能丰富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式。我创作的时候,也经常使用中国美学的形象和概念。但我很害怕的是,中国作家古典文学的素养不够,据我所知不少中国知名作家的古典文学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我对中国作家的最大希望是,他们懂外语,又有比较好的古典文学基础。我觉得文学不应该为市场服务,当然我说的是严肃文学。严肃文学更应该关注语言而不是讲故事。

  19世纪法国的一位作家曾说,如果您想成为好的作家,您要沉默20年。他的意思是说,写完了,要放在抽屉里,20年后再看看是否还有价值出版。中国作家们写完之后不愿意等,马上就拿到市场上去卖。每个作家应该不断地写,但他也应该把他的作品放在抽屉等一些时间再发表。作家不要急于发表,要不断地写,比如在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格拉斯和瓦尔泽,他们都已经超过80岁了,但他们的创作生涯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我的力量是有限的”

  早报: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引用的材料大部分都是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其实参考了不少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考了17本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其中陈思和和陈平原编的文学史著作是我写作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我参考了不少美国学者的文章和作品。美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比许多中国学者还要深刻一些,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更有意思。现在不少美国学者来自中国大陆,他们身上有两个传统,中国的和美国的。他们的观点非常新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欧梵。

  早报:《二十世纪文学史》中提到的一些人物是您的朋友,把自己的朋友写进文学史是否比较奇怪?

  顾彬:我认识的、熟悉的作家、诗人写得非常少。比如杨炼,我连一首诗都没有分析,我故意写那么少,但是有一批作家我写得比较多,我想多介绍他们。

  莫言我只见过一次,20年前在波恩。原来我跟王蒙见面比较多。1986年,我们在波恩开了个中国文学周,与会的中国作家有王安忆、张炜、莫言等,后来我跟王安忆有较多来往,所以我写她也特别多。

  为什么我写中国当代诗人比较少?那是因为我过去翻译他们、写他们、出他们的书都比较多,我不喜欢重复。

  我介绍王蒙比较多的原因是:1980年代他在德国非常受欢迎,他的作品在德国被介绍、翻译的也比较多;而且我认为,他从1980年代至今写的很多短篇小说都非常不错。更重要的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1989年东欧衰亡以后,德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王蒙对德国人来说有很大的现实性。

  王朔在我看来代表了一批年轻作家,他们游离于体制外。我还认为,他知道怎么写小说,有人说他玩文学,但我认为他不是为了钱而玩文学。

  早报:在您的这部《二十世中国文学史》中也直接引用了许多陈思和教授的观点,一些学者对此颇有微词。

  顾彬: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我有很多困难,我问谁?我发现陈思和博学、非常开放,不保守,什么都愿意和我谈。其实,我还和北京的其他学者探讨过一些问题,特别是欧阳江河、王家新,每次回到中国我都会和他们探讨文学问题。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几个人写的,而我是一个人在写。我还一个人写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戏曲史》,我的力量是有限的。

  顾彬谈新作和日常生活

  《中国戏曲史》昨天刚刚收尾完成,预计今年底在德国出版。坦率说,我不是中国戏曲专家,写这部书真的算我倒霉。原来《中国戏曲史》是我同学来完成的。1970年代我们的导师是中国戏曲和唐诗专家,所以在他的指导下,我研究唐诗,我那个同学研究元杂剧。原计划2年内他应该写完这部书,2年后我发现他一行都没有写。我开玩笑对他说:我来写吧?我是开玩笑的,是激将法,没想到他说:好吧,您写吧,我放手。

  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史和中国戏曲史比较您会发现,古典诗歌代表一种精英文化,戏曲代表底层文化,戏曲的世界观、语言与精英文化不一样,而且宗教味道非常浓。所以可以这样说,原先我看的东西都是中国社会精英的文学,而现在看的都是下层东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了中国,学了不少。

  在德国,越老越能写出东西,不少德国教授在退休之后才开始写作。年轻的时候我缺少知识,我也是到最近才觉得我的知识还可以,可以去写了。在40岁的时候,我有能力去写《中国文学史》吗?肯定不行。现在我开始写作,我的感觉是书在写它们自己,我控制不住自己动笔。我在德国波恩大学的课非常多,一个星期要上9个小时的课,负担很重。一个星期9个小时课,太多了,太累了。我一般一天睡5个小时,最多6个小时。

  已经有一些大学问我退休后是否愿意来中国上课,比如一年来上半年课。我的孩子现在才14岁,他在高中毕业之前,我不会做这个决定。但我现在考虑,以后来中国讲学上课的时间是否可以增加到每年3个月,况且波恩大学也愿意我这么做,因为他们想扩大学校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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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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