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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化人的真实收入

2017-06-15 08:5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开周 阅读

  近日朋友圈传出复旦大学某教授一张工资单,引发网友热议——国内名校堂堂教授,基本工资加各项补贴,每月到手才八千多元,还没有专职月嫂挣得多,不但比不上国外同行,甚至跟民国时期都没法比。

  说起民国时期,文化圈有些朋友可能又要流口水了,因为近些年主流观点认为,民国高校薪酬惊人,教授的收入和地位比普通人高得多,据说那个时代才是尊重知识的好时代。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呢?让我们看看民国时几位大腕的工资单就知道了。

  先说鲁迅。

  鲁迅早年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上班,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职,后来辞去教育部工作,先后被聘请到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当教授。

  在教育部上班时,鲁迅最初月薪只有三十块大洋,1917年涨到二百块,1918年涨到三百块。那时候大洋在北京购买力很高,一块大洋能买二十多斤大米、七斤菜油、六斤羊肉、四斤猪肉(当时猪肉比羊肉贵),可以包一辆马车从北大到颐和园游玩一整天。按购买力估算的话,鲁迅月薪三百块大洋,相当于现在两万到三万元。

  但问题是,北洋政府经常拖欠工资。对鲁迅来说,每月实际到手三百块大洋的好日子非常短,只有1919年上半年没有欠薪,其他时间总是欠发,例如1924年才领到1920年的薪水,1926年才领到1924年的薪水。鲁迅辞职时算了笔账,教育部总共欠他九千二百四十块大洋,直到北洋政府倒台,他也没能要回拖欠的工资。

  除了欠薪,教育部发工资时还会强行扣除一些费用,包括“救国捐”、“水灾捐”、“教育捐”、“卫生捐”等等,这些费用大概能占到工资的五分之一。

  另一方面,鲁迅开支很大,他经常逛琉璃厂,买碑帖,淘古书,平均每月要花几十块大洋。弟弟周作人在日本读书时,所有花费全由鲁迅一人承担。亲朋好友和绍兴老乡有了困难,鲁迅总是慷慨解囊。所以呢,名义工资很高,实际积蓄很少。1919年他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买第一所四合院时,区区一千八百块大洋的房款,竟然还要借债一千多块。1923年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购买第二所四合院,房款八百块大洋,他又借债四百块大洋,加上自己的一点点积蓄,才勉强凑够五百块大洋的首付(据鲁迅日记,剩余房款在1924年付清)。

  1926年,鲁迅的未婚妻许广平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大学当训育主任,被扣发的工资更多。许广平写信说:“今天领到九月份薪水,名目是一百八十元之四成五,实得小洋三十七元。此外又有短期国库券二十元,须俟11月26日方能领取。又公债票十五元,则领款无期。学校建筑捐款九元。女师毕业生演剧为母校筹款,因为是主任,派购入场券一张,五元。诸如此类,不胜其烦。”你看,许广平的月薪名义上是一百九十块毫洋,学校先扣发一大半,政府再强迫购买二十块毫洋的国库券、十五块毫洋的公债票,学校再收取九块毫洋的建筑捐款,然后又被学生派购五块毫洋的演出票……实际到手多少钱呢?三十七块毫洋。现在公务人员和大学教师经常抱怨单位扣发五险一金太多,跟许广平比起来,大家就偷着乐吧!

  不过总的来说,民国前期大学教授的收入还算很高,生活还算优裕。

  以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为例,他在北大执教多年,月薪最高时六百块大洋,每周授课才六个小时。他在地安门内大街米粮库胡同租了一所超级大house,有车库、浴池、锅炉房,雇了保姆、厨子、车夫、看门人,徐悲鸿、丁文江、徐志摩等人长期借住在他家,大家定期开茶会、喝咖啡、搞沙龙、组party,过着真正上流社会的生活。1942年,胡适辞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职位,芝加哥大学聘他当教授,年薪开到一万美金。那时候美元非常值钱,一美金能换中国四块大洋,所以他的年薪高达四万块大洋,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三百多万元!

  胡适名满天下,在民国教授中薪水最高,那些普通教授能拿多少钱呢?查1934年4月山西大学财务公报,该校国文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块大洋,外文教授月薪三百块大洋。1921年5月,四川文学家吴虞到北大教书,还没有正式开课,校方先派人预付二百六十块大洋的月薪。吴虞的朋友何英在东南大学当教授,月薪一百六十块大洋。吴虞的学生卫任平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月薪一百块大洋。1929年年底,沈从文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月薪一百七十块大洋。中国公学并非名校,当时的沈从文也不是名教授,但是靠着这笔工资,沈从文把母亲和妹妹接到了上海,一边给母亲看病,一边供妹妹读书,剩余的钱还够他接济朋友。

  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薪水通常比大学低得多。女作家苏青未成名时,在宁波一小学教书,月薪只有二十块大洋,她老公在上海某中学教书,月薪三十块大洋。另一位女作家潘柳黛早年在河北宝坻女子小学教书,月薪三十五块大洋,后来跳槽到河北承德简易师范,月薪五十块大洋。

  在民国前期,文化人社会地位确实远高于普通人,收入水平也明显高于一般的工薪阶层。1930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做过调查,北京工人家庭平均月收入仅有16块大洋,一家人的收入都比不上一个普通教师,更加比不上大学教授。但是到了民国后期,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大洋改成法币,法币又迅速贬值,教师收入一落千丈,再也过不上阔日子了。1942年8月,避居抗战大后方的沈从文写道:“拉车理发月可收入两三千,银行小职员收入约一千四百元,大学校长月入不过一千三百元,教授月收入一千元左右,总之一切都有点儿不正常。”是的,早先教授收入的零头都是车夫的好几倍,后来一个大反转,教授反倒比不上车夫了,沈从文当然觉得不正常。

  前几年闹“民国热”,人们过于拔高民国文化人的收入,岂不知民国时局风云变幻,文人收入有一个先高后低的基本趋势。倒是叶兆言先生说得准确:“上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都阔绰过,差不多也都穷困过。”抗战前货币没有贬值,靠薪水生活的教授,靠稿费生活的作家,其收入均远远高于一般劳动者;后来薪水和稿费的上涨速度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高级知识分子遂比囤积杂货的小贩还要穷困。这种“脑体倒挂”的奇特现象,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

  朋友圈热议复旦教授工资单时,曾把保姆的收入拿出来作对比,现在北京市区一个专业保姆月薪上万绝非新闻,雇主还要提供食宿,看起来似乎超过了一些没机会挣外快的教授。那么民国时的保姆收入有多高呢?

  我们还拿鲁迅做例子。鲁迅1926年离开北京之前,与母亲周氏和发妻朱安在一起生活,他们家雇有保姆,一个是胡妈,一个是王妈,后来又雇了一个潘妈。胡妈负责买菜、煮饭、打扫卫生,王妈负责服侍周老太太,潘妈的具体职责不得而知,大概负责服侍朱安,或者给胡妈和王妈打下手。三个保姆,每人每月只有两三块大洋的工钱(最初两块,涨到三块),仨人加起来不到十块大洋,比不上鲁迅在北大讲两节课的收入。读者朋友听了,可能会觉得鲁迅抠门儿——您那么有钱,怎么只给保姆这么点儿呢?

  事实上,鲁迅是按照行情开工钱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保姆的工资就是这么低。老舍长篇小说《牛天赐传》第八章写过:“这城里没有五块钱一个月的老妈子,以后我给你三块钱,这是规矩。”林语堂《京华烟云》里富商牛怀瑜在东交民巷旁边苏州胡同安家,雇了一个保姆,月薪开到八块大洋,那是保姆行中最高的标准,所以这个保姆再苦再累都不舍得走,因为全北京的保姆都只能拿到两三块大洋的月钱。

  因为保姆如此便宜,所以民国时期稍有家产的人都雇了保姆。冰心和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教书时雇有保姆,郁达夫在北大教统计学时雇有保姆,1933年沈从文与张兆和成婚,婚房是租的,但是却雇了一个保姆、一个厨子和一个听差。就连北平师范大学的女学生,有一小半都带着保姆上学,吩咐保姆洗衣、打饭、端热水、倒马桶、跑街寄信……

  保姆工钱如此之低,是因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农业崩溃,农村破产,农民要么饿死,要么变成难民和游民,跑到城市里谋生,只有能给一口饱饭,会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愿意去做低薪甚至无薪的苦工。于是乎,城市居民有福了,他们拿出一点点钱,就可以找到做奴隶主的感觉。

  不过绝大多数民国保姆的实际收入都超过了每月几块大洋的工钱。根据当时社会上约定俗成的规矩,雇主除了定期给保姆发工钱,每年春节、中秋和端午节还要给保姆发红包。客人到家打牌,保姆端茶倒水,被服务的客人也是要给保姆一笔小费的,否则会被瞧不起。苏青《结婚十年》里描写过这样的场景:几个年轻人去一对新婚夫妇那里做客,吃完了饭,没给保姆赏钱,保姆噘着嘴抗议,说他们“一味学生派头”,不通人情世故。而如果雇主非常有钱,客人又非常大方的话,保姆仅靠小费就能养活全家老小。

  民国话剧《荐头店》塑造了一个上海保姆,人称阿金姐,她给同行介绍经验时说:“去年沈公馆里娶少奶奶,我帮了半个月,就赚了五十多块钱!上个月李公馆三小姐出嫁,我帮了十二天,就赚了四十多块!”雇主家里办喜事,保姆半个月能赚几十块大洋的小费,相当于两年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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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6-15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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