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司马氏政权的严酷统治,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任务,但这个建筑在王族诸侯分封政体和门阀士族豪强集团势力基础上的政权,仍然是极不稳定的,所以腐朽的司马氏统治集团很快就被“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所断送。西晋初年短暂的升平景象如昙花一现,便烟消云散了。紧接着五胡乱华,十六国,广大中原又遭受更野蛮惨酷的战乱蹂躏,出现了“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满目荒凉的惨象。两汉四百年艰苦经营的中原文化,终于被破坏殆尽了。西晋司马氏奉行名教、儒教相结合的政治,压制正始玄学,因此王弼的玄学就遭废弃。东晋后王弼玄学虽受到了社会和统治者的尊重,宋齐时被列于学馆,但由于郭象的《庄子注》,使玄学发展为唯心论的本体论哲学,便很快与佛学心性论合流而没落。豪强地主坞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左右着各王朝政局,致使南朝政权频繁地更迭,灾难深重的时代,已不可能重建大一统政权和国家,因此也不可能重建起封建主义的哲学体系。所以王弼的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性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就无法产生应有的历史影响和作用。唐代尊老子,因王弼有言老子非圣,而被贬弃,以致使他的《老子注》被历史所淹没。他的《周易注》虽受到了而后历朝的重视,处于独尊地位,却已阉割了王弼玄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体系,丢弃了他的脑袋而捡起了他的脚,他的玄学因此不能对以后的哲学发展产生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宋明理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则是借鉴了佛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王弼的玄学真正发生影响的仅是东晋南北朝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使文论、诗论、画论、书论和它们的创作水平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建立起纯文艺的文艺理论体系,使我国的文艺发展进入了纯文艺发展的历史阶段。所以我国古代的哲学体系由于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缺陷,致使抽象思维水平难有高层次的发展。自先秦理性哲学达到历史的高峰之后就再也未有大的建树,因此难以动摇孔、老的根本地位。宋明理学虽然完成了封建主义唯心论思想体系,但若与佛学体系比较起来,又未免显得暗淡失色了。王弼的玄学未能很好地被后人所继承和发扬,实在是莫大的损失,他的天才哲学同他的短命人生一样的不得志,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悲剧的历史。
摘选自苏东天著《易老子与王弼注辨义》(文化艺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