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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天:什么是魏晋时代的哲学课题

2012-09-28 10:1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苏东天 阅读

   王弼的玄学未能很好地被后人所继承和发扬,实在是莫大的损失,他的天才哲学同他的短命人生一样的不得志,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悲剧的历史。
  
    为什么说民族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和建构是历史地提到了魏晋时代的面前,的确须要作认真地研究与分析。

    汉末黄巾农民大起义的武器批判,不仅摧毁了腐朽的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而且也摧毁了腐朽的谶纬神学体系的思想统治。谶纬神学的垮台,导致了董仲舒哲学神学目的论的破产和两汉经学哲学的动摇。在东汉末年魏晋的社会大动乱的严重危机时代,哲学思想也同样处于空前的严重危机之中,凡有心于“补天”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无不被卷入时代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旋涡。然而这一时期,甚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百七十年间,无论政治斗争还是思想斗争,总是“剪不断,理还乱”,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似乎重复了先秦的战国时代,但又不可同日而语了。先秦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时代,从社会政治到思想体系都表现着旧的世界被彻底地摧毁和新的世界在创造和建构。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已没有这种性质,它乃是汉唐两大封建王朝大一统政治统治之间的曲折,是封建制度腐朽政治统治本身弊病恶性循环发展所致,由于封建制度和其相应的统治思想体系没有自我调节危机的能力,往往只能靠农民大起义武器的残酷批判来进行调节,而农民又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往往只能起到破坏旧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而无法创建一个新世界,所以社会灾难就无法避免,而新的王朝同样重复先代由兴盛到丧亡的循环历程。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乃是封建制度带规律性的痼疾。历代农民起义,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未能改变其性质特点和历史作用,始终表现为封建制度内部机制作某些量的调节,而从未促动质的变化。因此已在西汉为董仲舒等人建立起来的封建主义统治思想体系就不可能因农民起义,王朝的更替而有什么质的变化,最多也只不过是量的调节而已。所以魏晋南北朝作为由汉至唐封建大一统政治统治发展的一个中间曲折环节,其从政治统治到思想体系的性质就不可能有什么改变,最多也只是一种量的变化。这样宏观地去看待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把握其历史的特殊性,无疑是有益的。

    然而,我们要弄清汉末魏晋南北朝哲学发展的特质,就必须弄清这一历史时代的社会政治变化特质,要弄清其社会政治变化特质,就必须先弄清两汉,尤其是东汉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特点。因为这一段痛苦的历史乃是汉王朝腐朽统治发展的恶果。西汉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和成熟。这一新兴封建制度的特质,从政治制度而论,是对秦王朝法治政治制度和周代奴隶制王朝完善的礼治制度的综合改造而建构起来的,是以法为体礼为表的封建主义新政治体制。与以礼为体法为表的殷周奴隶制政体是性质不同的政体。秦王朝的法治政体,虽然在完成推翻奴隶制残余,建立封建统治任务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作为民族历史承前启后的政体,则是非常不完善的,所以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在所必然。秦始皇暴政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秦王朝未能建构起封建主义完善的政体。荀况考察秦国时就尖锐地提出了行仁政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汉承秦制”,几乎没有改动秦朝残酷法律和政体,却为什么能迅速得到巩固,关键在于行仁政,改造传统的“礼治”政治体制,建构起严密完备的礼仪体制。以血缘家族(氏族)为基本结构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富有强大的恒稳性和遗传性,尽管经过春秋末年至战国三百多年的战乱,封建郡县制终于取代了奴隶制的家族分封制,然而血缘家族结构和农业经济基础的基本特点并无改变,所以不继承改造传统的礼仪制度和思想体系,要巩固封建新王朝的统治是不可能的。孔子力倡“复礼”,其实质就在于继承优秀的德治与礼治相结合的传统,而不是在倡复辟奴隶制,这可从孔子的全部思想得到确证。他的“儒学”思想可以说是前代优秀的德治与礼治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已表现了质的变化和飞跃。所以西汉初年奉行黄老思想,推行王霸政治,终于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迫于汉初的特殊政治形势和建立与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借鉴西周家族分封制政体的历史经验,采取了分封异姓王和同姓王的国中有国之政体,这一错误的历史借鉴,虽然在汉初起了稳定政权的作用,但因此又带来诸王叛乱的恶果。贾谊就严厉地指出过分封制的严重危害性。文帝后虽削去诸王的兵权和政权,却未能限制其凭借侯王的地位和特权,与官府勾结,在经济上膨胀,与中央政权争夺土地和农民,终于破坏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导致王朝政体的解体和中央政权的衰落。西汉与东汉的灭亡,以至历代王朝的灭亡,都与这一政治体制有关系。董仲舒所完成的封建统治思想体系,就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到政治体制、道德规范、文化教育等理论,在全面系统地继承和改造周代以来的全部传统思想精神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所以,是适合新时代历史要求的新思想体系,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再也未能动摇其根本。董仲舒思想体系是以孔子儒学为根基,强调仁政,以“三纲”、“五常”为本。他尖锐地指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巩固要行仁政,行“井田”,巩固小农经济基础,使广大农民控制在中央集权手中,诸侯王、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使农民失地归附于豪强,必然会动摇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他倡导的“王道”政治无疑是有利于巩固和强化封建大一统政权的。但两汉的最高统治者始终未能认识并重视这个重要问题,东汉刘秀政权一经建立,就大封诸侯王,形成了东汉以门阀豪强地主势力为基本结构的政治统治基础,广大农民却失地沦为门阀地主的农奴或佃客,中央政权不仅衰落不堪,而且腐朽透顶。从和帝到东汉末年的一百多年间,因皇帝幼小,外戚、宦官,加上官僚集团,为争夺朝廷权力,展开了无休止的争夺战。朝廷黑暗,自顾不暇,使地方门阀豪强地主势力进一步发展,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坞堡地主庄园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这一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豪强势力构成的社会基础,不仅架空了东汉中央政权,而且扼杀了黄巾农民起义,造成了东汉末年空前的军阀大混战。由于两汉门阀士族制度的保护,使各地的士族豪强地主经过几百年的艰苦经营,形成了坞堡庄园经济体制。这是一种封闭式的十分稳固的政治经济体制,其内部是以血缘宗族为基础依“井田制”结构建立其严似诸侯的独立小王国,使经、政、军三位一体,以孝为本,奉行“三纲”、“五常”和天命论,以谶纬经学为教化,各豪强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往往在内部推行一些“仁政”政治,从而形成了十分强大的门阀士族社会集团势力。崔实的《四民月令》对这种豪强地主的庄园经济作了全面而客观的描述。尽管从东汉末年开始经过三国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的大混战,都未能彻底摧毁它的基础,可见其根深蒂固。这是造成这一段历史空前大灾难的社会原因和阶级原因。曹操所以能在中原立足,建立起曹魏政治统治势力:其一是靠整编三十万的黄巾青州军,其二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造成了中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仲长统)“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王粲)这样悲惨的社会现状。曹操收集流民实行“民屯”、“军屯”,以恢复经济,其三是“挟天子而令诸侯”。为联合和利用门阀豪强势力,便努力吸收他们参预曹魏政权,因此使曹魏政权始终难以得到巩固。曹魏的名法之治,不仅仅是社会历史的需要,也是其政权内部结构不稳定的需要。吴、蜀政权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是历史实际的特点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如何重建民族大一统的政权,这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广大处在苦难中的人民的要求,也是有识见的政治家、思想家的希望。所以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都抱定了同一个宗旨——重建大一统的王道政权统治。“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因三家政权都能遵循历史的要求,因此能使无秩的混乱走上三国鼎立的局部安定统一,为重建全国大一统的政权统治铺垫了道路。然而三家政权都不稳定,要完成统一大业,建设一个强大的新王朝,就必须依据历史经验,依据现实社会的特点和要求,建构起完善的政治体制和相应的思想体系。因曹魏政权势力最强,最能挑起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任务,因此在曹魏政权中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更加奋发于政治和思想的研究,提出各种方略,从而推动了时代思想的活跃和发展,涌现了一批时代优秀的思想家。“玄学”就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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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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