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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任继愈先生与中国哲学史

2019-10-17 09:5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任继愈先生与中国哲学史

陈来

作者简介丨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

原文载丨《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4期。

1978年,还在我上研究生之初,看到《哲学研究》上任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说解放以后,他信从马克思主义,就跟他以前的老师说,今后他不再相信旧哲学,要走新哲学的路(大意)。我当时读了以为是指汤用彤先生。后来读书渐多,始知乃是指熊十力先生。任先生在北大毕业,在西南联大念研究生,但早期思想并未受胡适的特别影响,而是与熊十力、贺麟等来往颇多。他早期研究理学,后研究佛教,再研究老庄,所以他对儒、释、道三家都能进行研究。而其中,佛教的研究是他和其他中国哲学史大家区别的主要指标。如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都不研究佛教,而长于宋明哲学;任先生则在汤用彤、熊十力的影响下,曾用力于佛教的研究,这也使得他有条件向宗教学的一般研究发展,成为我国宗教学科的创始人。这也许算是那个时代北大传统和清华传统的不同吧。

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册,是“文革”前中宣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大学教材,前三卷出版于文革前。该书作者队伍汇聚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的中国哲学史教师与研究者,在当时堪称一流。从形式来看,此书结构细密,叙述精审,这部书奠定了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学界的崇高地位,而当时他不过四十五六岁。“文革”中,1973年以此四册为基础,又吸收了汝信、李泽厚等参加编写,主编完成《中国哲学史简编》,在叙述上更上层楼,进一步确认了任先生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自然,这与任先生作为党内专家的身份有一定关系(冯友兰先生等当然也是权威,而在彼时被作为资产阶级权威而加以批判否定);但是,就学术而言,冯先生、张先生而外,任先生确实是在这一时期的不二人选。而且就主编的工作说,任先生的组织能力之强,是当时的老先生们不能相比的,这在他后来的编书工作中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因而,这些历史的使命落在他的身上,是有其理由的。所以在张先生担任了三届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后,任先生被大家一致推为会长,而且也作了三届,那是学界的公论:他早已成为中国哲学领域的一代宗师,院系调整后直到“文革”前在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研究生毕业的学者,大都是他的学生,今天他们都已经超过80岁了。

“文革”以后,任先生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四卷本是教科书,讲的是比较简明的知识,对学界有争论的大问题避免采入,所以不深入;而发展史是要站在80年代初的认识水平,写出更详尽的哲学史,而所谓发展史就是注重其逻辑的过程。该书导言还强调,发展史不是教科书,是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当然是以任先生为主导的的一个写作集体的一家之言,也可以说是一个学派的一家之言。虽然发展史的前三卷出版于1984、1985、1988年,但该书写成的部份早已在期刊上发表,在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80年代前期,在任先生的领导下,发展史写作集体构成了一个学派,是当时中国哲学史界最有活力、最有思想、最有水平的一家,我们那时研究生毕业不久,无不受到它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的通史的写作,至此而登峰造极,这是可以说的。当然,发展史也有其限制,这就是发展史仍然是通史,而发展史在写完第三卷时,中国哲学史学界的专人、专书、专题的研究开始遍地开花,而发展史以通史引领潮流的作用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了。老一辈学者喜欢写通史,冯友兰先生是这样,任继愈先生也是这样。如果说冯先生“三史论今古”,有三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那么任先生也主编了三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这三史也差可与冯先生所著的三史媲美了,虽然他们都是一家之言。任先生所主编的三史证明,他是20世纪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当之无愧的大师。

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外,有关佛教、道教的研究,任先生有同样大的贡献,不过这就不是我所能置言的了。在研究之外,“编书”是任先生后期的一大工作,在中华大藏经外,各种大典、文献、资料、辞典,不一而足,任先生为此尽心竭力,死而后已,在中国文化建设方面贡献甚大,但也不是我能一一述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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