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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中国哲学的未来

2012-09-28 23:5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任继愈 阅读

■ 主持人开场语

  大家好!今天的演讲我们请来了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当今时代,正是人类历史产生翻天覆地急剧变化的时代,新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中国哲学要结合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结合中国人民新的历史任务和时代精神,做出深刻、敏锐及前瞻性的解答。下面请任先生演讲,题目是“中国哲学的未来”。

  演讲人:任继愈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

  ▲任继愈 1916年生,山东省平原县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

  1964至1985年在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1985年起,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中国佛教史》(八卷本)、《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一O六卷)等。

  一、中国哲学的特点

    哲学这个词中国过去没有,在1903年以前都没有,但关于哲学的问题是有的。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里面讲的大都是近代西方的哲学及标准,意思说哲学是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定义对西方哲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中国哲学来说就不完全是这样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写这部书是究天人之际,就是探求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一条恰恰是中国哲学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古希腊有“爱智”,“智”包括很广,社会、政治、自然、还有哲学都属于“智”。后来希腊的哲学思想就提出做学问没有什么目的,而是要每一个人认识他自己,这是研究人的问题。提出人要认识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认识自然的问题,人的进步也是从认识自然开始的。人的衣食足了以后,他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哲学总是从先解决温饱以后才发生的。所以当人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是很大的进步。

  哲学的发生是有条件的,要有一定文化的基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且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对世界文化宝库有所贡献。比如诗歌、舞蹈、饮食、服装,这些都包含有文化内容。但是哲学不同,哲学是抽象思维,不是认识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它是要抽象到涵盖面更广的领域和范围。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独特文化,但不能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哲学,没有文字的民族就没有哲学,这是哲学的抽象意义决定的。过去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发现那里的人们对好坏、大小这样的概念可以理解,但是对“仁、义、礼、智”这个程度的概念就很难理解了。哲学有更高的抽象思维,比一般的科学还要更抽象一些。西方有的学说认为哲学是一个高入云霄的概念,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的哲学都要解决一个问题,这是它的任务。哲学究天人之际,将自然、社会、人生都包括在里面,它又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问题的,但任何问题如果缺少了哲学的指导,就会出问题。哲学有一种看不见的用处,就是中国人说的无用之用。哲学能盖工厂、盖房子吗?都不行。但哲学与社会活动、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的需要是分不开的,如果哲学脱离社会和现实生活,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那这样的哲学就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就不够格。我看到中国人对哲学的定义范围与西方近代不同。宋朝的哲学家张载说一个读书人的任务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最高的目的,这个目的就中国的哲学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很多哲学家、很多种中国哲学史也提出这个定义,在西方看来这个是哲学问题吗?为万世开太平是政治家的事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宗教的事情,他们总是觉得不一样。

  在西方,中世纪的时候,哲学和神学没有分开,一切的学问都属于神学,哲学是神学的奴婢,神学统管哲学,哲学比神学低一层。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各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自然科学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哲学也分美学、伦理学、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等。中国的哲学为什么没有分那么细呢?因为西方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逐渐发达,使用的机器也越来越多,手工业开始发展,开始有手工业的工厂,劳动者集中,分工细致,这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方向分散,哲学与宗教就分开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维持时间特别长,但资本主义兴起比西方迟,缺少西方的“越分越细”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哲学一开始就宏观地看思想的发展和存在。

  中国哲学讲综合,西方哲学讲分析,这种说法不算错。但是有一点必须提醒大家,就是西方哲学的分析也是跟现代的科学分类和科学发展分不开的,中国缺少了这一段历史,因此它讲“分”就讲得少,而且分类不像西方这么细,这都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造成的,不是说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就相当中国的孔孟时代,人类认识自己都大致有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的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始终跟宗教密切结合。西方有一个政治和宗教分离的过程,教权、政权这两者是对立有矛盾的,教权的地位比政权高,实际控制的地位和影响比较大。拿破仑在欧洲是英雄,他当皇帝要教皇给他加冕,皇帝地位才合法,政权和教权是分离的。中国政权和教权从秦汉以后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治和宗教也是结合在一起的,皇帝是天子,天子是上帝的儿子,是宗教的名称。在外国天子是耶稣,国王不是天子。中国的政权巩固也跟这个制度有关系。十世纪以后教育制度上,《四书》代替了《五经》,成为全国通用教材,任用官员必须经过《四书》的考试,官吏同时具有教职人员的身份,中央统治就更稳定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国的好处就是内部没有战争,它的弊病也就是出在这里,那时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只有中国是最好、最强的,所以在这期间中国的哲学发展有一段停滞时期。当时老百姓的要求和权利也就没有机会表达,人们的痛苦也就没有机会改变。这时中国是靠圣人、圣君来治理国家的,这种状况也不利于哲学发展,哲学要不断地接触新的事物,阶段地解决新问题才能发展。但在中国古代,你只能照古代圣人说的去做,不能改变,甚至有怀疑圣人的教训都是有罪的。比如说孝,就不能问为什么要孝,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罪,因为孝是天经地义的。这就像西方的教徒问为什么要信上帝,有这样的怀疑就是犯罪。

  可是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政教不分、长期统治,这个流弊越来越明显——考试内容、教学内容陈旧,人们不接受新生事物,自我封闭。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旧的哲学思想不那么灵了,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想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新思想的传播有一个特点,从南往北产生影响。天平天国起义是从广西开始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接下来的是孙中山也是广东的,国民党改组是从广东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从广东开始。思想的进步必然要交流,广东是一个对外交流的大门,而此时的中国北方相对锢蔽保守。近代以后,思想上南方比北方的影响大一些,就是这个道理。

二、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哲学发展阶段,可以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导源期。这个阶段提出了好多问题:人类责任、人类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都提出来了。导源时期哲学家们对人和天(包括人对自然)的关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哲学家说天是不可抗拒的,是最高的命令者;也有的哲学家说人可以胜天。还有人性问题的争论,有的说人性善,有的说人性恶。这些争论都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是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了。代表人物就是孔、孟、老、庄,孔孟算一个大的流派,老庄算又一个大的流派。孔孟更多是从政治和统治阶层方面考论问题,怎么样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老庄注重自然,主张政府少干涉个人,希望个人的思想、行动自由多一些。后来有很多“家”,基本上从这两个主流派生出来的。我有文章讲过,孔孟是代表从政府管理者的立场观察世界,提出方案;老庄从劳动者的角度考虑,怎么样能过得自由一点,不受到政府过多的干涉。后来孔孟代表在朝的方面多一些,老庄代表在野方面多一些。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一个人在朝的时候就讲孔孟,被贬官到了外地或者不当官退休了就讲老庄,同时具有这两种思想,像苏东坡、白居易,也在过朝、也在过野。他们既崇孔孟,也崇老庄。

  进一步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哲学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奠基期。奠基期是从秦汉开始的,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分立,诸侯国家很多,武王伐纣的时候有800多个国家参加,到了春秋只有几十个国家,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了七个大国,国家之间最后兼并成一个国家——秦。秦朝统治时间很短,继起的汉朝继起,统治时间长一些。

  这个时期中国成为了多民族统一大国,这是顺应时代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为在战国时期,没有一年不打仗,老百姓不得安宁,战胜的也有损失,战败的损失更大。当时百家争鸣,许多学派提出不同主张。归纳一下这些不同的主张,他们都关心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治天下。当时的天下不是指现在的世界,是指国家,如何把国家治好、管理好。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他们都是在讲自己治理天下的主张,有一些主张强硬一点,有一些主张缓和一点,不过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统一,诸子百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趋势。

  统一以后对哲学有新的要求。秦汉统一非同寻常,因为国土面积太大了,南方从长江流域延伸到珠江领域,北方是黄河领域,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实行有效管理,怎么把它管好?汉武帝征求把国家治理好的方法,其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应运而生。这种学说认为天跟人是一个整体,人自身就是一个小天地,天上(自然)有的,在人身上也有所体现——人的眼睛代表日月,血脉代表江河,毛发代表草木森林,与天人是相配的。因此人做好事上天会有所反映,人做坏事上天会有所告诫。即使是皇帝,施行的政策好,上天就会有祥瑞,施政不好,上天就有灾难。当时也通过这一学说对统治者的作为有所制约。

  阴阳五行是基于天人感应说法的一套框架。金木水火土,有互相克制的作用,也有互相辅助的作用。金克木,这是从生活经验提炼出来的,金属的刀子可以砍木头,水可以克火,火可以克金;反过来木可以生火,火可以生土,土可以生木。五行相生相克的知识作为一个框架,可以推广解释其他现象。比如说中医用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解决治病的问题,人的脾胃属土,肝属木,肾属水等等。还有朝代的更替也是用五行来说明的。秦朝五行占水,接下来的汉朝就把自己作为土的象征,土可以克水,水来土掩吗。而且颜色也不一样,秦朝上朝以黑色为尊贵,汉朝则以黄色为尊贵。这个体系从汉朝一直到后来很长的时间解释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给现实提供一个框架或说明。今天看来这种说明很粗糙,也不科学,可是在当时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能够解答问题,成为一个体系。阴阳五行学说被董仲舒建立以后,长期影响着社会,这是现实社会的产物,当时的现实社会需要这么一个哲学,这个哲学可以解答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这是第二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成熟时期。中国统一以后,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弊端没有了,生产可以稳定了,像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河如果发生灾难,可以全国统一治理,外来的侵略可以全国组织力量抵抗。像长城,可以动用全国的力量兴建,这样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都取得了跨越。从汉朝开始,国家开始兴办学校,还开辟了丝绸之路,对外交流使人们眼界扩大了。但是从秦汉到宋朝,威胁统治的问题不是出自下层的老百姓,而是出自上层统治者之间,不断发生宫廷政变,这时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制度和体系。从宋朝开始,哲学需要进一步为巩固中央政权服务,所以对人类社会的地位、国家的职能考虑得更多、更周到。比如说《四书》、《五经》中,《四书》比《五经》的内容浓缩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加起来不到3万字。这就说明我们的哲学慢慢自《五经》集中到《四书》。

 《四书》中的《大学》特别强调教育的三个主要原则,一个是明德,一个是新民、一个是止于至善。完善你的人格,造就一个完整的人。有八个详细的条目,从格物开始,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内心的修养,推广开以后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部到外部,使整个社会有一个框架。《大学》给从天子到老百姓都摆正了地位,制定一个制度,这个变化是宋以前没有的。从宋以后,《大学》从上到下的中心思想,一个是忠,一个是孝,这两个观念深入千家万户,如果你不忠不孝,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身之地。客观上这是适合于封建社会的要求,能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忠孝两个观念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一路强调下来的,这两个关系轻重有点变化。在汉魏以前,孝比忠的地位更重要一些。管仲参加战斗时经常打败仗,不是他没有勇气,而是家里有老母要照顾,不能拼死一战。可见那个时候,忠与孝相比,孝更重要。后来忠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当忠孝产生矛盾的时候,孝必须让位于忠。这也说明国家越来越集权。在汉唐的时候,君臣是坐而论道,都是坐着讨论问题。到了宋朝,宰相以下包括宰相没有坐着的。朱熹当过皇帝的老师,他老是发议论,皇帝不喜欢他,给他写了一个客气的指示,说你年纪大了,讲课也很辛苦,你以后就别来了,就辞退他了。到了明清以后,君臣会面时站着都不行了,臣要跪着,跪着就不是讨论了,就是听命令。所以君权更集中,哲学进入了最后的停滞时期,这个时期国家比较统一,综合国力比较强,可是从明朝中叶以后,科学已经开始停滞不前,以前中国的科学是世界领先的,宋以后就开始停滞了,到明以后天文历法日食月食都算不准了,西方的科技开始超过了我们,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了。

三、中国哲学的未来

  将来中国哲学的前途与中国的国家命运是合在一起的,因为中国哲学始终离不开实际,离不开社会问题,哲学必须结合实际。马克思没有说讲哲学原理,他的《资本论》就体现了哲学,具体地分析,实事求是地来说明一个社会,他不会回避问题。

  我认为现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就是我们正在吸收各种的文化,总结自己的文化,来展望将来,创造未来。将来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应该是吸收世界所有的先进的文化融合成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现在它正在形成中,还很不成熟。因为第一,中国自己的哲学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有几千年的哲学没有整理透。有一些哲学家个人的著作里面写出自己的看法,真正讲到一个哲学应该是有生命的,有很多人接受它,很多人支持它、了解它,这样的哲学寿命就长,一个哲学家的书可以成为畅销书,但是不能指导社会。中国现在首先要积累资料,这是第一步,有了完备的资料下结论可以放心,中国自己正在做。外国情况怎么样?我们比中国哲学知道得更少,因为留学生到外国去要看当时流行的思潮,是什么思潮才带回来什么样的思潮,这是照搬。我们也照搬过不少,但是都是不成功的。哲学不是靠照搬,而是要靠实践的考验,哪些是正确的,哪些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经过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走越分越细的道路。当初哲学从宗教分离出去,还包括一部分宗教功能,试图解决人生归宿,终极精神安慰等人人都会遇到的困惑。还有一些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心理不平衡等问题,都曾要求哲学来答复,解释。人生终极精神追求由宗教去解决,心理不平衡由心理学分担。本来与生活十分贴近的学问(哲学)都逐渐脱离生活,陷入到概念分析、语言分析的狭窄地带。

  中国哲学本来离中世纪哲学不太远,它一直干预生活,在古代曾起过重要作用。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没有洗尽封建残余影响,个人的权利不被重视,合理的物质要求得不到合理的对待,轻视科学技术,以贫困为荣,以生活富裕为精神堕落的诱因,把农村田园贫困生活当成净化思想的课堂,把城市现代文化看成罪恶的渊薮。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哲学思想一度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没有克服的信心,缺少对应的办法。对封建社会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弊不予重视,这种精神状态根本缺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勇气。

  中国哲学的前景无限广阔。因为我们有前人没有遇到的机遇,有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文化遗产早已存在,只是过去没有科学地对待它,有时捧到天一样高,不敢触动它一根毫毛;有时贬斥得一无是处。这两种偏向,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切身经历。文化有继承性,不能白手起家,传统文化是抛不掉、打不烂的。“文化大革命”中曾捣毁曲阜孔庙,这种疯狂行为恰恰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迷信的泛滥。中国哲学的封建主义的深层次的问题清理得不够,我们责无旁贷。

  世界各种思潮一齐涌来,我们对它们要鉴别取舍,还要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为了鉴别取舍,要提高我们的文化识别本领,才不致上当受害。有的人到外国取经,取经者正赶上某种学说流行,取回的未必是真经。即使是真经,他们用得上,拿来是否对我们适用,还要通过实践检验。“五四”以后,我们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可贵的教材。

  西方哲学发展,由浑沦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看来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大致轮廓。对中国哲学来说,我们不能安于自己的浑沦、综合,认为比西方的分析更高明,这是一种误解。有人讲今天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法《易经》早已讲过了;火箭发射原理宋代早已发明,只是西方火箭飞得更高而已。这是极端无知的说法。从原始浑沦的统一,经过近代科学分析的洗礼,再进行综合,这个否定之否定(黑格尔说的正—反—合)的认识步骤必不可少。融会中西,经过新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由之路,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负担的职能,化解人们心理精神负担,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深入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性的优点、特点得到充分陶养,全面发展。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最大的精神安适。人类社会生活中总会遇到问题。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对待一切发生的疑难问题,如果不图侥幸,不靠神仙皇帝,那只有靠哲学,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我相信,到了大同社会,国家机构自然消亡后,哲学还要继续存在发展。

 哲学的使命是指导整个人类怎么生活,不是指导哪一个人,使整个社会,整个人群受益,不是哪一部分人受益。过去董仲舒指导汉朝四百多年,现在我们的哲学应该有更长久的效益。未来是酝酿和准备阶段,我们正在转型之中,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同把转型期的工作做好。

    问答

  提问:任老您好!您在一些著作中提到中国的儒学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儒教有它的信仰,忠、孝,讲三纲,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有这样的儒教形式。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这种儒教的信仰发生质疑,您认为现在儒教是否还是中国环境中的一种宗教形式?

  任继愈:在辛亥革命以后,消灭了帝制,废除了皇帝,没有“教皇”,儒教组织就不存在了,为“教皇”服务的各种机构都不在了。儒教这种教虽然没有了,但是它的思想影响还是有的,不过这种思想是封建社会时候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才有效。现在是新社会了,它的情况又变了。比如孝,它是对父母的服从和尊敬。过去的孝是一面的任务,是子女对父母要感恩、要图报。那父母对子女有没有责任?这是一点。再一个是社会和家庭变了,过去一个家长为什么有权威呢?因为一家人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由家长管。可现在父亲和儿子可能生活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见面都很困难,而且独生子女多了以后,过一个团圆年都成问题,这些都是新的问题。人对父母哪有不尊重不爱护的,可是现在社会生活变了以后,就影响了孝的实际操作,衡量标准也会有所改变。

  孝还有一个副作用,家族观念和孝是连在一起的。我在农村也待过,一个村选支部书记,比如一个村叫王家庄,如果姓王的不当书记,换一个少数姓的人当,大家就不支持他。孝在今天的社会上应该是一种心理秩序的建立。美国人不讲孝,可是美国也有“孝”,它的孝是倒过来用的。父母对子女很关心,有义务,有法律保护,有社会舆论支持。父母如果打骂子女,轻则受罚,重则承担法律责任。子女对父母也很好,对父母有义务。我们提倡敬老,他们提倡爱幼,这也是一种孝。忠也是一样,看你忠是怎么个忠法,如果是盲目服从的忠,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求的那种忠,那个忠是封建的东西。传统美德都有,都应该保持,可是怎么样使一个新的理解,新的解释可行,有可操作性,有社会等一系列其他的问题。

  提问:任老您好,请问您对易经预测和阴阳五行的算卦怎么看?

  任继愈:讲一点科学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科学发展得很了不起了,可以向太空发展了。可是我们的科学有一个缺点,中国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把数理化当做科学,社会、文学、艺术不叫做科学,其实这是人文科学,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科学。现在外国人文科学发展的很少,现在我们看柏拉图、庄子、《论语》没有觉得很过时,为什么?就说明现在我们进步不大,没有像自然科学、太空、地下研究得那么深那么远。现在我们变成一条自然科学腿长,一条社会科学腿短。科学是一个整体,绝不光是自然科学,只会向自然索取已经遭到了报应,气侯异常,未尝不跟这个有关系,因为破坏了平衡,这也是一个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包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如果缺了这一条腿的话,科学就不完整,这也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和加强认识的。

  提问:《四书》、《五经》的利大还是弊大?

  任继愈:至于《四书》、《五经》的利大还是弊大,当时社会上不接受,有时当时是利,后来成为害。应该是不断与时俱进,这是从历史地看它,比较公平一点。

    提问:中国哲学未来怎么样发展和指导人类社会发展?

  任继愈:哲学不是强迫你信,你认为它好你就相信它,你认为它不好就不相信它,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哲学不能强迫。

  提问:能否对中国历史系的大学新生提出几点阅读建议。

  任继愈:我觉得中国不光是大学新生,现在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科书或者历史知识讲得太少,不够。美国的历史讲一年就够了,因为美国总共才200多年历史,我们五千年也放在一年里面讲根本讲不完。而且我们中国有很多英雄人物,有克服困难的,有追求真理的,有创造发明的,有抵抗侵略的,有数不尽的英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值得讲一讲,小学中学以讲故事为主,大学讲规律,这样对增强民族的自信心有好处。

  提问:您认为哲学和宗教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任继愈:中国哲学跟宗教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政教高度统一,它的作用就是导致了政治的高度稳定,但是也限制了事物的新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有好几次机会都被打下去了,比如说修铁路,原来的路线经过曲阜,因为曲阜有孔子的坟墓在那里,所以拐了一个弯,现在曲阜人后悔了,这是当时的迷信,影响历史的发展。

  提问:您觉得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有哪些呢?

  任继愈:哲学的指导有明显作用,首先是无用之用。可是它给人的好处是很多。现在我们简单地说,哲学从周易开始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发展观,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走到极限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我看这个还是有它的道理的。还有一个全局观,这个很重要,看问题是全局着眼,不只看局部,这是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比如说我们一个现实项目,有可行性论证。我想可行性论证并不是错误的,也不能说它是假的,数据也不能说是假的,可是我们的哲学告诉我们,你看问题正面要看,反面也要看。还要有一个不可行性论证才全面。我记得白洋淀的围湖造田做了一个可行性论证,围湖以后产生多少稻米,第二年见效不是假的,可是对大环境和气侯的破坏就没提到。哲学告诉我们要全面看。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近30年,我们的领导人都不是经济学家,都不是搞经济的,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发展方向呢?我们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全局来看,我们有政府的调控,政府的调控很起作用,《管子》就提出政府要起调剂的作用,完全交给市场是不行的。而且市场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没有合理的法规保护,任凭市场操作,结果会是劣货淘汰优货,假的淘汰真的,现在市场经济已经影响到我们学术界,假学问挤真学问,完全是靠交给市场一定糟糕,所以政府要调控引导。

  ■结束语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任先生的精彩演讲,感谢听众朋友的热情参与,任先生在讲课中告诉我们,有着深厚思想、文化根基的中国哲学在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精神和独特传统,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敢于生活、深入生活,对社会进步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未来的中国哲学一定是在吸取现代学问,吸收人类一切精神成果和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强大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足以反映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成果。我们身后是5000年的厚重历史,过往先贤为我们创造了无限的辉煌,让我们遵照任先生的教诲,中华民族是强大的民族,历史正号召我们前进,我们绝不会辜负这个难得的机遇,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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