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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五四新文学的跨文化品格

2018-12-27 08:5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刘勇 阅读

  内容提要:“跨文化”是五四新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也是贯穿于五四新文学始终的重要品格,它决定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双重价值。五四新文学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它给我们留下了满天巨星和数不清的文学经典。回望百年,五四新文学建构了自己怎样的精神品质?那些文学大师是怎样生成的?他们的作品形成了什么样的经典意义?今天乃至将来,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这些作品?在纪念百年五四的时候,这些问题特别令人深思。

  关 键 词:五四  跨文化  传统  现代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ross culture  tradition  modernity

  从1917年到1949年,五四新文学自身的历程只有短短三十余年,这在具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尽管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不断致力于将这30年的五四新文学的起点向前延伸,再延伸,但即便如此,新文学的历程最多也不过50年左右的时间。其实对五四新文学来说多几年少几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文学新文化形成了什么样的品格?它如何孕育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决定了几代人的命运?而这些人在当时、今天、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有着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五四的火热已经成为过去,它给百年之后的我们留下来的是什么?它的精神特质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在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走过了100年历程的今天,这些问题显得尤其深刻和沉重。


  一、一点难求,巨星满天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几代学者已经做出了非常系统、深入的探讨,留下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回望现代文学研究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一直处于不断的反思和调整当中。不停的反思,不停的调整,在发展中建构,在建构中发展,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逻辑,也是现代文学研究能够不断生发出新的活力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想首先谈一谈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

  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相当响亮的口号,就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话题的提出者认为“晚清时期的重要”,“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1],这种提法如果针对的是大陆在长期的研究和教学对晚清文学不够重视的情况,那么它是有一定意义的。在大陆的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科研中,晚清文学不是作为古代文学的尾声,就是作为现代文学的先声,可以说晚清文学在文学史中确实很少得到过“正声”的待遇。但这并不能使“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成为一个普遍的学术逻辑,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在承前启后的链条中发展的,正如没有唐宋就没有元明清一样。这种“没有……何来……”的提法在强调“晚清”重要性的同时,忽略了“五四”及现代文学本身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晚清再重要,也不能取代五四的价值,它们各自的价值十分明显,不能相互混淆,更不能相互替代。晚清是晚清,“五四”是“五四”,这是我对“五四”作为现代文学重要起点的根本看法。

  当晚清文学研究的热潮渐渐淡去,“民国文学”又越来越成为近些年来研究的热点。“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力图以一种客观的历史时间段作为分期,只要是民国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旧体诗词和通俗文学,都属于民国文学的研究范围。这种提法似乎看上去比“现代文学”更加客观,也能包容更加多元的文学形态。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提法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学的时间和历史时间是不同的。对于历史来说,早一年晚一年,甚至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但文学的时间就不一定如此,文学的时间弹性比较大,比如说唐代的文学难道一定是从唐朝建立的那一天算起,直到唐代灭亡的那一年为止吗?显然不是,可能在唐代建立了若干年之后,唐代文学才逐渐形成自己的面貌。同样,唐朝灭亡的那一天,也不意味着唐代文学就已经终结,它还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宋代文学的发生。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弹性的、渗透的、衔接的、交叉的进程,因此,用历史的时间来硬性衡量文学的时间,有的时候不一定准确和恰当。

  另外,“民国文学”和“现代文学”并非就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如果“民国文学”从1912年算起,“现代文学”从1917年算起,两段文学在中国大陆都到1949年为止,一个是37年,一个是32年,只相差了5年的时间,可以说两段文学在时间上基本是重合的,但在内容和形式上“民国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差异又是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在这重合的三十几年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的文化名人和著名作家,这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都是少有的现象。这说明“民国”与“现代”有共同的东西。这个现象告诉我们:讲“民国”不能忘了“现代”,讲“现代”也不能忽视“民国”。虽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民国”的价值在于刚刚从一统天下走向天下议政,特定的社会机制造成特定的宽松氛围;“现代”的意义在于它形成了不同于几千年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特质,扭转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现代”的意义,不只是“现代文学30年”的“现代”,而是与几千年“古代”文学相对应的“现代”,是大文学史观的“现代”。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节点,其根本意义在于:很可能在将来,中国乃至世界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只剩下两个概念,这就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因此,现代文学的“现代”远远超过了30年的意义,它不是随便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所能替代的。但是我们能说“现代”的意义得以发生,与“民国”的机制和氛围无关吗?“民国”的机制得以建立,离得开“现代”意义的引领吗?“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并不是简单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不是谁替代谁的,而是互动的。它们共同交织于一个纵横交错的时间点上,这个节点既带来了“民国”的种种特性,也赋予了“现代”的丰富内涵。

  之所以用这两个话题作为开场,其实就是为了强调一点,那就是现代文学有着不同于“晚清文学”和“民国文学”的根本特质。一段历史的价值,不是以时间的长短决定的,而是以它的内涵与特质决定的,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看它对历史有没有改变?改变了多少?今天,无论如何,人们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五四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走向。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古代文化与古典文学,都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尽管人们对五四的作用与价值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分歧,但百年新文学新文化对中国人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深刻改变,甚至是根本改变,这一点是没有太大不同看法的。拿白话新诗来说,中国传统诗歌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无论是审美还是思想上都已经呈现出高度纯熟的状态。与传统诗歌相比,胡适《尝试集》里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确实幼稚,但新诗写得再幼稚,它也确实完成了对古诗几千年来强大表达惯性的反叛,它体现的是一个新的方向,是旧诗无法取代的。初期白话文的运用尽管不如文言文的老道和纯熟,但时至今日,十几亿人中流行的和通用的毕竟是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文言文写得再好,只能成为一种传统的结晶,而无法引领时代走向新的方向。至于这个新的方向是不是以1917年为开端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之所以复杂,之所以争论不休,根本上是因为没有一个年份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年份能承载得起巨大历史变动的重量:封建帝制在政治变动中迅速瓦解,但新的体制还没有确立;反封建的大旗已经高高举起,但新的思想意识还没有深入人心。各种制度、各种思想、各种信念互相竞争、互相冲撞,共同促进发展……当这种长期积压的能力集中爆发的时候,那一个瞬间的力量是惊人的。惊人就在于它的突发性和不可逆转性。拿白话文的倡导来说,从1917年胡适等人设计提倡白话文,经过周作人等众人的竭力推行,1920年白话文即在全国学校推广流行,短短三年的白话文从根本上获取了自己的地位。这不仅是充满热忱的胡适所没有想到的,恐怕连理性低调的周作人也没有想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改变它需要多长时间?三十年!甚至是三年!更具体地来说,就是“五四”那一个点!

  “五四”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点,这个点决定了现代文学叫做新文学:它是离中国历史传统最近的那一点,又是大规模接触外国思潮最早的那一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承接、中西文化文学的碰撞,都交汇、重叠在这个点上。西方各个国家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积累下来的文学作品、文艺思想、思潮流派在短短几年如洪水开闸般涌入中国,极大地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和眼界,真正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门窗。由“五四”这一点切入下去,我们会发现这短短的三十年文学,可谓群星满天、巨星满天!产生伟人的时代条件是极为苛刻的,现代中国文化名人无以计数,文学巨匠层出不穷,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张恨水、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洪深、欧阳予倩、茅盾、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朱自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林语堂、废名等,到后来的巴金、老舍、曹禺、田汉、沈从文、丁玲、萧红、戴望舒、艾青、李劼人,再到孙犁、赵树理、钱钟书、张爱玲、穆旦……他们学贯中西、识古通今,既读过经,又留过洋,空前绝后,难以逾越,是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晶,又是古老向现代转型的产物。这些同仁志士们又根据各自的文学立场和文化选择结社成派,各类文学社团一时间蜂起:譬如说现代作家有留日派、留欧美派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多少年来直至今天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格局乃至政治经济的格局;现代作家又有几大才子群:江浙才子群、四川才子群、福建才子群,还有京派、海派,现代派、象征派等数不清的流派。历史所赋予现代文学的这种开放性,是近代甚至当代文学也难以比拟的,而这一切都归根于现代文学所处于的那个历史节点。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五四”这一个节点得以出现,不仅是文学自身惯性的发展,更多的是被非文学的因素推进的。又或者说,“五四”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被人为抬高和放大的。这种放大不全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中国向现代型国家过渡时期各种历史合力互相作用的结果。纵观历朝历代文学之发展,虽有时事变动之牵引,但总体上还是由文学自身演变的力量推动的。而五四则有所不同,五四虽然也有文学自身的因素,比如上文提到的新诗,新诗之出现,新诗之所以与传统旧诗截然不同,实乃旧诗积蓄得太久,能量太大,到唐诗宋词已经登峰造极、无以复加。鲁迅说的更直截了当:“中国的诗早在唐代就已经做完了!”正因为如此,五四一代人要再写诗,就无法沿袭旧诗的传统形式,就必须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形式来开辟新的空间。也就是说,新诗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旧诗写得不好了,而是相反,旧诗写得太好了,好到只能另写新诗了。但从整个新文学的全局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学得以发生并不像新诗和旧诗的这种发展逻辑,更多的情况下,“五四”新文学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学运动,而是广泛涉及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全局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学只是这场运动的一个突破点,虽然这种“放大”并不影响“五四”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和不可替代性。“五四”时期最突出、最重要的现象,就是许多有识之士原先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或者说对文学本身并无太大的兴趣,尤其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文学。其实大家真正关注的是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如何拯救民族于落后之中,如何用文学这块敲门砖敲开现代化进程的大门。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人真正喜欢文学,而是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使命使大家汇聚到文学的大旗下。不妨来看看五四这一代人原本所学之专业:胡适(农业果树)、田汉(海军)、朱自清(哲学)、闻一多(绘画)、徐志摩(政治学、经济学)、阿英(土木工程)、洪深(陶瓷制作)、夏衍(电工技术)、郁达夫(医学,后改学法律与经济)、郑振铎(铁路管理)、丁西林(物理学)、赵景深(纺织)、郑伯奇(政治学)、艾青(绘画)、冰心(医学和理科)、靳以(国际贸易)、丰子恺(西洋画与小提琴)、许地山(神学)……可见,“弃医从文”绝不是鲁迅一个人的事情,放弃自己原来的专业转而从文,乃是五四整整一代有识之士的共同抉择,而且这不是专业的选择,而是人生志向的抉择,是民族命运的抉择。

  
  二、传统与现代:五四新文学的双重价值

  五四新文学之所以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尤其它在推进中国社会重大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最关键的三个字就是:跨文化。一是跨越了漫长的中国古典文化,这既是一种跨越,也是一种延展,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二是跨越了广阔的世界文化,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碰撞,真正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门窗。而这两种跨越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让现代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跨文化品格。

  首先,五四那代人最注重创新,同时又最懂得继承。毫无疑问,五四那代人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他们开创了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全新格局。但他们的重要和宝贵的品格,还体现在他们在懂得创新的同时又懂得继承,他们从未割断历史的联系与发展,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继承越多,创新越多。周作人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旗手之一,是最早提倡并积极推行白话文的人,但他也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要保留文言文的人。在审美趣味上,他既继承了古代公安派、名士派性灵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观点,又吸取了外国散文“漂亮”和“缜密”的写法,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今天我们看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大多几百字到千把字,从不啰唆,遣词造句又恰到好处,既有文言文的老辣与精炼,也有白话文的通透与明快。鲁迅《狂人日记》的历史价值并不在于它是第一篇白话小说,论白话程度,《红楼梦》比《狂人日记》更白话,《狂人日记》的语言魅力在于鲁迅文言文功底之扎实!在于鲁迅文白夹杂的功力之深厚!在于鲁迅对外国语言的吸取和运用之纯熟!这就使得《狂人日记》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达成了现代与传统的深层联结。人们常说鲁迅难懂,难懂在哪里?一方面在于内容之深刻,另一方面也在于他语言表达上的丰富与晦涩,只看得懂白话而不懂文言文、不懂外语的人,就很难理解和领会鲁迅文章的真正魅力。

  其次,五四那代人最渴求立本,同时又最注重开放。作为文化与文学上空前开放的年代,“五四”是令人难忘且无法重复的。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新文学一直保持着与国外文化的多方交流。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左翼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西方几百年间的各种文学思潮在中国逐一走过;最初的一批重要而有影响的作家几乎都有着留学国外的人生经历,留日、留欧、留美、留苏……他们是走出国门的一代,是走向世界的一代。不仅将自己的眼光和视野触及世界各国,并且身体力行地将世界各国的文化带回中国。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外国文学作家、移植外国文学理论,为中国文学的变革提供了新的蓝图。所以我们常常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的身份是多重的,他们不仅是新文学的作家,同时也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家。但还有一个身份常常在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历史语境下被人们忽略,那就是五四一代人几乎人人是国学大师。他们大多带着相当深厚的中国国学素养踏上文坛的。传统文化与文学是他们无论如何“新”,无论如何“外”,也割舍不掉的根基。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写得别具一格,《沉沦》被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但他的旧诗词写得好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郭沫若曾评价:“他的旧诗词比他的新小说更好。”[2]本土与西方的双重滋养,决定了很多新文学作家在创作上所达到的空前的高度。

  第三,五四那代人最渴求自由,同时又最勇于承担责任。个性和自由是五四新文学最核心的关键词,五四一代人曾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乃至一生的代价,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未因为追求个人的自由而放弃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五四时期自由的社会环境催发了无数场文学论争,鲁迅有无数个论敌,但是这种论争的背后,争的到底是什么?这绝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也不是文坛的八卦,而是各人不同的文化态度与文学立场的辩论,是一种各自坚守、互不相让的文学立场与文学原则,说到底是一种文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甚至可以说,这种坚守已经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而是作家对于社会问题、民族命运的思考与承担。郭沫若、郁达夫等说起来是浪漫主义作家,是主观抒情的,其实他们最现实,比文学研究会人生派作家还要现实,还要为人生。郁达夫除了《沉沦》还有《广州事情》,郭沫若除了有《女神》,还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20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举行的“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北京师范大学九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做了一个发言,虽然不长,却显示了钟敬文先生的史家眼光和气魄,特别是那种宽阔的文化胸襟。当时文坛正盛行对文学史及名家名作的“重读”“重评”“重写”之风,对郭沫若的评价也正值大起大落之势,而钟敬文在发言中不仅把郭沫若的《女神》与胡适的《尝试集》进行了对比,旗帜鲜明地强调了《女神》对中国现代新诗乃至对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一锤定音”的巨大作用,而且还充满激情地认为:“郭老即使没有其他成就,一生只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样一篇文章,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位置也就确定了。”勇于为郭沫若正名,并不是个人的情感,而是文化情怀。钟先生把郭沫若比作一棵大树,尽管大树上可能有一些枯枝子,坏叶子,烂果子,但它毕竟是一棵大树,绝不是一株小草可以相比的。这种对本民族文化伟人的包容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责任的体现。当年胡适声称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仍不耐寂寞,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实在忍不住,这就是一种责任。

  最后,五四那代人最犀利地批判社会,又最无私地解剖自己;最无情地揭露人性的弱点,又最深情地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五四一代人的创作,蕴含有一种对整个人类的大关怀。鲁迅的创作从小说、散文到杂文,死亡不仅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题材,更是一个鲜明而沉重的主题。为什么鲁迅这么热衷于写“死亡”?我认为鲁迅笔下大量的死亡描写和多方面对死亡意识的思考,实际上已经使死亡意识成为一种特殊的精神象征,并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意念,那就是——“向死而生”!鲁迅尤其懂得新的美好的生存需要付出巨大的乃至是死的代价,因此他背负着人生最大的悲哀,艰难无悔地走向人生最大的超越。鲁迅蔑视死,但从不轻视生;他有过悲观、彷徨、失望甚至绝望,但从未因此而沉沦、虚无或颓废。因此李长之说:“我从来想不到颓废和鲁迅有什么关连。”[3]又比如说周作人,《故乡的野菜》这一篇一千余字的小品文,主要是围绕作者故乡的三种野菜来写的。文章首先以妻子买菜回家偶然说起北京也有卖荠菜的话题为引子,一下子勾起了作者对浙东家乡的野菜的一连串回忆: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作者兴致大发,搬来《西湖游览志》《清嘉录》和日本《俳句大辞典》,旁征博引,查证它们的名称,叙述它们的掌故,说明它们的用途,并且越说越发不可收,自己孩提时代的种种美好记忆此刻全都涌上心来:原来这三种野菜不仅是家乡人爱吃的佳肴,各具不同的风味,而且它们还与孩子们有着亲密的联系,在它们身上寄托着孩子们的特殊情谊。更重要的是,故乡的野菜牵动了作者对离别已久的家乡的深切怀念之情。但是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思乡,也没有一个字是在抒情,反而欲擒故纵地申明作者并不以故乡为重,作者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但为什么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见到家乡的野菜,却一下子文思泉涌,抑制不住地倾诉对家乡野菜的记忆呢?这只能说明,故乡是永远割不断的情思。全人类有各自不同的菜肴,但对故乡的记忆与怀念,则是共同的。用心的读者够能在这篇小品文的字里行间,深切感受到周作人笔下那种生于斯长于斯的真挚情感,能够体味到从小小的故乡的野菜而牵动着的人类的大关怀。

  其实跨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尤其当两种文化面临同时跨越的时候,这种跨越没有一个预先确定好的时间表,也没有一个提前确定好的阶段行程,更没有预期的效果。这种复杂性表现在,很多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倡“反传统”的健将们,在经历了“五四”的火热之后,又转身投向传统文化的研究。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周作人等等皆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部文学史将1921年之后新文学阵营的发展表述为一种“分化”状态。何为“分化”?为何“分化”?这绝不是鲁迅往左、胡适往右的简单分歧,而是蕴含着新文化在发生之际就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极其特殊而复杂关系。五四的一代,是过渡的一代。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成长,这是后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文化资源。所以五四那代人比谁都更理解传统文化弊害的一面,也正因为此他们对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批判才能够一针见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反”,不是一种单纯呼唤“新文化”的诉求,更饱含着对中国传统民族性的深刻反思。就鲁迅本人而言,他在一生从事新文化新文学的同时,也一生都在批判旧文化,而“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和反思,是一种重新的出发,而不是单纯的抛弃和背叛。这也是第一代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先锋之余更显深刻、厚重、凝练的根本原因。

  
  三、“新国学”,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建构

  如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是“五四”开启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乃至经济发展的新的历程。但人们也越来越感受到五四已经作古,它已经无可挽回地与当今的社会生活拉开了距离。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社会各界对国学的高度热情,曾经以“反传统”为文化标签的五四新文学遭到了相当程度的冷遇。它不像传统文学各种“诗词大会”“成语大赛”那样受到追捧,也不像当代文学时不时在国际上获奖的那般热闹,甚至都不像它本身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新儒学”猛烈批判时那样获得足够的关注。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文学正在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境地。然而这对于现代文学本身而言,未尝不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当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和阶段的时候,必然要回望自己的传统和历史,寻找自己新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对于五四新文学来说,它本身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碰撞中顺势而生的。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新文学也已经足够沉淀为一种传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它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格局的位置?又或者说,今天的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在这个背景下,王富仁先生提出了“新国学”的理论构想,认为“‘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只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它是在我们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做出的新的定义。”[4]按照王富仁的说法,现有“国学”定义存在着明显的局限,认为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学者与教授创造出来的“中国现代学院文化”都没有被包含进来。而这些文化,在经历了将近一百年的沉淀之后,理应成为“国学”的一部分。这是“新国学”最基本也最核心的观点。

  王富仁“新国学”的提出,曾经引起不小的争议。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王富仁先生在当下环境里为现代文学谋一条出路的妥协,在根本上牺牲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不可否认,王富仁对新国学的建构,一定蕴含着他对新文学名归何处的深层思考,但如果说构建“新国学”的体系仅仅只是为了让新文学“名正言顺”,那实在是对王富仁先生提出“新国学”一个太大的误解。作为一个曾经在鲁迅研究上取得过重大突破的研究者,先生的学术勇气和先锋意识是有目共睹的。他提倡将五四纳入“新国学”的范畴,绝不是一种退让,而是一种更为深远的思考。“现代”与“传统”是否只有在相互对立的情况下才能显现出各自的价值?显然不是,相反,很可能只有在一种共生的环境下才能更加凸显二者各自的意义。新文学以来的“现代”只有在古典文学的“传统”对照之下,才得以成立。没有西学,何谓国学?没有传统,何来现代?事实上,“国学”就是“国学”,“国学”不分新旧,它是一个整体,但它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循环的整体,王富仁提出的“新国学”,就是提醒我们注意“国学”这个体系本身的动态性和循环性。如果过于强调传统文化的“旧”,那么传统文化也会变得孤立和狭隘起来,失去了传承和发展的活力。相反,如果过于强调五四的“新”,那么五四这一起点同样也显得孤立化,失去了历史发展的土壤和根系,因此,传统和现代是一对相互构成的关系,传统文化、传统文学和新文化、新文学也是一对相互构成的关系。这种构成性,就是“新国学”,就是王富仁想要强调的“新国学”之“新”。

  因此,“新国学”的提出非但没有消除文学的现代性,而且还搭建了一种传统与现代共存的学术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我们才能看到传统建构的动态性和发展性,一个传统的形成可能需要上千年的历史,但这几千年的时间也是一年一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累积起来的,如果一百年的五四新文学新文化在今天不能被容纳,那么传统的构建、国学的发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王富仁先声夺人,率先提出“新国学”的深刻含义正在于此。距离王富仁“新国学”的提出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围绕“新国学”的讨论仍在继续,与“新国学”相关的杂志、研究机构也仍然在继续致力丰富和实践这个理论。但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今天大部分致力于“新国学”理论建构和实践的仍然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传统国学的研究者似乎并不热情,更不用提被王富仁先生纳入“新国学”范围的数学、自然科学这些学科了,它们是否认同自己是“新国学”?这些问题目前来看仍然是不够明朗的,许多难点还有待深化。但一个观点的提出、一个理论构架的搭建,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我们对“新国学”的理解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对它的实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文学,总是要在不同的阶段留下它的印迹和影响的,总是要在不同的阶段散发出自己永恒的魅力的。五四这个点是历史的选择,它叠加着几个世纪的重量,正因为如此现代文学才逐渐形成了既不同于外国文学,也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自己的样子。今天,现代文学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五四也在正越来越成为历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铭记它、传承它,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次谈起五四的重要原因。

  
  文章来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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