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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博导王富仁讲述五四运动关键词

2012-09-29 01:06 来源:晶报 作者:邓妍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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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博导王富仁

  “五四”精神依旧很新鲜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五四”这场由有识知识分子掀起的文化思想运动引发了中国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系列转折和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并没有过时,它依然新鲜。”3月7日,在何香凝美术馆“人文之声”讲座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用历史反观现实,阐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词”。他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不仅有从国家要求层面上的“科学”和“民主”,还有属于老百姓诉求的“自由”与“平等”,这四个关键词成为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

  科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是很重要的,科学一定要有真正人的、更高尚的信仰和追求做背景,才能在我们生活中就成了幸福的根源。民主也一样,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必须有内涵,它有两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这个社会是有自由和平等的,在人与人的观念上我们是平等的。

  ——王富仁

  30年一个文化周期

  “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当思考自己的时候,必须借助于历史和历史的思考,我们借助历史看清现实。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们需要的是纪念,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历史中去反观我们自身。”王富仁说。

  今年是2009年,向前推30年是1979年,正是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开端,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再向前到1949年,我们可以称为毛泽东时代。再向前推30年就到了1919年,正是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的转折。到1889年,是洋务运动时代,是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时代,当时活跃着的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他们要“富国强兵”,抵御西方侵略。再向前推30年,就是1859年,是中国由古代向现代的社会转换时期,是和西方帝国主义开始全面接触的时期。

  他认为,鸦片战争后的这段历史,中国社会是30年一个文化周期。

  发现被遗忘的愿望

  那么,目前我们所处的周期实现了什么目标?王富仁说,实际上,我们的理想与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理想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再也不是一个落后和挨打的国家了。这样的情况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很明显的体现,西方看到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固,中国不是一个弱国。

  100年来的奋斗追求,我们实现了强国的愿望。除此之外,王富仁认为,我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五四”审视我们埋藏在心底的一些思想和愿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

  “洋务运动”败在脱离群众

  王富仁首先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向西方寻求真理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惨败的原因,首先因为它是在当时贫穷的封建中国背景下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清朝官僚脱离人民,他们的富国强兵的计划是依靠更严重剥夺中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加强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为代价的。

  所以,“洋务运动”在发展现代社会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加深,“洋务运动”因此无法获取自己力量,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维新变法”失在腐败的体制

  “洋务运动”后是“维新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依靠了当政的官僚,而当时清朝的官僚体系是一个腐败的体系,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是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康梁的改良自然受到排斥。

  维新运动获得了皇帝的支持。但历史的经验必须注意,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要找皇帝支持他,就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是没有权力的,但是反过来说,光绪皇帝为什么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来搞改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权力,他不依靠这几个知识分子就没法实现反夺权的目的。这样导致运动的结果就是0+0=0。

  “五四”是社会思想的运动

  有人直接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同于学生运动。为此,王富仁提出有几个概念必须分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新文学运动”作用最大,中间还有语言运动——“白话文运动”。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是巴黎和会上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引起了爱国青年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学生罢课、市民罢市、工人罢工,成为一个群众运动,是社会性的表现运动。但是这个运动背后有思想文化基础。“五四”新文化运是一个社会思想的运动。假如学生运动没有思想原则作为支持,这个群众运动也不会导致合理性的结果。“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之所以在文化上有更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思想做基础,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

  平民知识分子的诉求

  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这个刊物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这些大学的教授从外国留学回来的,知道西方民主制度是什么样子。

  王富仁分析说,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知识分子是做官的,要忠于皇帝的。但是当遇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筹莫展,但中国知识分子还在拿着自己的地位来傲视一般的民众。“五四”这一批知识分子是一些平民知识分子,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也是生活得挺好的。但是,这批人已经不是统治者的奴才,不是为统治者涂脂抹粉的,他要说出中华民族、中国人自身的愿望和追求。

  民主科学体现国家要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口号:民主和科学。这就是历史上被大家所认识的。陈独秀写了一篇答辩的文章《新青年答辩书》,提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与科学。毛泽东上世纪40年代写了一个《新民主主义论》,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有两大旗帜是民主、科学。这样的说法一直延续至今。

  王富仁指出,民主、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带有很强烈的国家主义的性质,恰恰体现的是整个现代国家的要求,这个要求总是被三部分人更顺利地接受,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精英知识分子,一个是富豪阶级。

  说到民主,王富仁认为,民主制度并不是从口里讲出来的,而是从人们要求自由平等权利的反抗和斗争中造成的。

  在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有科学,就会推到科学主义的高度,这是人类社会非常可怕的一条道路。王富仁举例说,我们这30年,经济发展了,但是要防止极至的科学主义观念。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就写过文章,说:“外国的电是用来照明的,中国的电是用来拷问犯人的”,当电成为照明的时候,这是有益于人民的。当这个电来进行审问犯人的时候,这是对人的残害。

  平等自由是人文基础

  因此,王富仁表示,科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学这单一名词,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性文化,科学一定要有真正人的、更高尚的信仰和追求做背景,才能在我们生活中就成了幸福的根源。他说,民主也一样,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必须有内涵,它有两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这个社会是有自由和平等的,在人与人的观念上我们是平等的。

  王富仁因此总结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用民主和科学无法完全概括其意义。民主与科学的人文思想基础正是平等和自由。

  对平民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来说,需要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重要概念,但却是很长一段时间被忽略了。陈独秀、李大钊走上革命道路,胡适、胡风进入了学院派做学术研究,而鲁迅则开始用文学作品思考人生,警醒世人。

  平等自由是人民群众基本的要求,只要有了自由和平等,我们就可以承担困难,来追求我们的幸福。坚持了人自由平等,才有正当的法制,社会才会趋向于民主,整个社会才能更加趋向于科学的方向发展。

  人物简介

  王富仁

  1941年生,山东高唐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汕头大学终身教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著有《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等论文集多部。当前,王教授重点研究“新国学”,致力于编纂《新国学研究》季刊。

  王富仁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提出“回到人间鲁迅”的主张,彻底改变了“文革”以前中国鲁学研究的道路,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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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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