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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莱尔斯:反思有多深刻,诗性就有多浓烈

2018-11-02 10:0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余耕耘 阅读

Philippe Sollers

Philippe Sollers

文/余耕耘


刊于《新京报》2018年10月27日

菲利普·索莱尔斯,以其全能复合的才华逸步于世:主编杂志、创作小说、撰写评论,三位一体,在法国当代思想文化界可谓“急先锋”之一。在他身上,有思想家赖以生存的本质力量:激情挑战、实验创造与无限开拓。由他主编的《原样》《无限》,曾传递出鲜明主张——以无限的形式,达成最个性的观念,探寻原样的真实。在其中,你能找出一个最具原创力的作者群:巴尔特、巴塔耶、福柯、德里达等。

这些“同道”足以侧面“佐证”索莱尔斯的个人风格——反抗僵化,捍卫变革。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广泛吸收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以及中国思想,兴趣涵盖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学科。《天堂》《女人们》《情色之花》等作品,是他所醉心的“多重个体性”的涌现。在《品味之战》中,作家对音乐、绘画和写作的热情几乎是喷泄迸射式的。《无限颂》完全延续了《品味之战》的精神气质,它完全是作为《品味之战》第二卷书写计划而出现。

“在这样一个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战略性的规划中,服从编写原则是必要的,本书的标题‘无限颂’由此而诞生”。索莱尔斯把作品献给“生命的歌者”。你能发现评论文集里的愤怒鄙夷、尖利刻薄;也能听闻致敬思想巨人、艺术大师的颂歌。如此流动的音乐式写作,完全靠文章之间的开放性相互联系。与之相应,此书的评论也只能游走于文章缝隙之间,窥探些许主题。


身体经验与美学

在《爱欲之躯》一文中,作家探讨了身体经验的各种历险,它以第二人称的亲密劝导,散文诗的语言,塑造着一套身体美学。身体有它的日与夜,醒与眠。在本质上,身体只能是复数的,拥有不连续且变易的分身。那些声称“拥有自己全部时间的人永远是个丑闻”。为此,他甚至划分出身体的“虚像”和“实像”。

宗教经验试图将身体掩盖为统一、集合、单数和线性之物,它源于“一种强烈的焦虑”。这种焦虑到底是什么,索莱尔斯虽没明说,但有暗示。那就是急需把身体经验视为能够普遍交流的抽象物,就像货币。然而,身体“实像”却是“无限的肉体语言”,它是与爱欲的天然结合。因为爱欲才是生机,既让你苏醒骚动,又使你因爱而眠;“一切都源自床笫之间,源自这条长河。它是罪恶的瀑布、堕落的爱抚、死尸的浆液、肌肤的摩擦、双手、双唇、言语和词语的漩涡。”

真正的身体是超越“永恒抽象的形象(这些形象使所谓人性的机器得以运转,既是作恶者又是受害者);人类、造物主、你自己”。索莱尔斯的爱欲之躯,其实是在抵抗被规训的虚构身体。那就像一具涂脂抹粉的尸体,处处散发腐败气味,呈现僵化面容,却又反讽地以“防御的、卫生的面貌示人”。因为,它憎恶、抹除享用快感的肉体(它靠感官确证),同时给你刻上负罪与羞耻的印记。这些看上去,都像重述了福柯所言的整套忏悔与惩罚技术。只不过,索莱尔斯写得如此沉醉萦怀,如诗人沉吟。

《身体的风格》延续了上述观念,同时又延伸到一个更哲学的话题,身体与存在。索莱尔斯很巧妙地把这个问题转换为“当我们讨论‘存在’时,身体所处何地,意味着什么”。然而,你既无法拿死亡之时的身体,与当下每个时刻的“身体”进行比较;你也不能把身体当作语言的施加者,这样“我们就会一直受到意志的影响,从而也就断绝了所谓的身体的享乐”。索莱尔斯给出了自己的理解途径——借助绘画。他把绘画等同于一种陈述,一种言说,而不再是图像。


思想家的精神映像

索莱尔斯把上帝视为写作者。《上帝的风格》就像《伟大的奥古斯丁》一文的序曲。上帝的风格就是语言本身,“他包装、制造、支撑一切,而我们全然不知”。这种语言是“一种既无开端也无终点的语言”(即无限)。奥古斯丁又伟大在何处?在于发问、叙述和沉思,在于他的身份——上帝的阅读者、理解者。上帝,“他的作品一直在遭受查禁、删节、误读,或者更糟,其作品可能在没有被理解的情况下就被过度阐释,被僵化,被人背诵”。作者重新发现了“另一个奥古斯丁”(充满生活的狂喜、幸福的热情),完全跳脱了经院哲学的固有灰色。“活着,理解,幸福,这就是存在”,“永恒的永生,简单的认知,没有烦恼的极乐”,那就是天使生活。

索莱尔斯对精神分析的看法,则复杂得多。他对弗洛伊德,几乎抱着一种同情、哀婉,仿佛对待一个过气的桂冠诗人,那是另一个世界的荣耀。他认为,爱情与死亡相结合,不过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陈词滥调。弗洛伊德把性爱-死亡、爱神-死神视为孪生子的永恒斗争,其实是无用的虚构。“弗洛伊德是柏拉图形而上的受害者”。然而,索莱尔斯却崇敬弗洛伊德的“悲剧性”精神:这集中表现为不怕得罪、不讨人喜、各处树敌的人格,以及彻底的“悲观主义”。

弗洛伊德带来的消息几乎都是丧气的,他总是告诉你无能为力,无法逃避的真相,拒绝给你任何安慰。他那“突如其来的启蒙过于生硬、消极、猥亵、令人失望”。从而,宗教势力、种族主义同时反对他;死本能冲动、婴儿性欲这些理论连自己的学生也说服不了。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弗洛伊德强力的风格,“我甘愿接受他们的指责,责怪我不能给予他们任何安慰,因为那是最野蛮的革命者和最勇敢、最虔诚的信徒都强烈希望得到的东西”。

失望和悲观,深层指向了虚无。索莱尔斯对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评价,建立在他们对待虚无主义的态度之上。虚无主义“就是形而上在自我完善过程中不断美化的历史”。所谓美化,即是掩饰、逃避。海德格尔的伟大首先是正视虚无,严肃对待。虚无主义意味着“根本不思考虚无的本质”。然而,作者又指出了海德格尔的变幻不定,甚至是令人诧异的退缩。海德格尔竟对萨特提出“存在的深度财富如何隐藏在本质的虚无之中”。这样一来,海德格尔又把虚无问题给“注销”了。

索莱尔斯启发我们审视尼采的遗产,不要企图推翻和否定形而上,而是要从整体上思考、内化形而上。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内化几乎都成了“消化不良”。重估一切价值的系统阐述依旧为权力意志服务,尼采仍是最后的形而上哲学家。作者不无惋惜地说:“一种话语若是天真地呈现为反形而上,而面对形而上时却仍是无能的,那它毫无价值”。


颠覆西哲的成见

如果说,索莱尔斯的西方评论是“当行本色”,那么他对中国智慧的熟稔就显得令人惊异。值得注意的是,他重提了西方对“智慧”和“哲学”的一些成见:“智慧对于苦难不幸无动于衷,由于缺乏个性而显得不温不火,无异于中间路线”;“我们认为宗教与哲学是严肃的事”。然而,中国智慧完全颠覆了这种观念,它根本无需比附西方哲学体系。它开启了完全独立异在的文化思维模式,符号体系历史。索莱尔斯兴奋地赞赏,“只有智慧,它品味色彩”,宗教与哲学反倒成了灰色。

他也提醒我们,要警惕全球一体化,投身西方经济环境过程中的“自我遗忘”。文化趋同,是钝化、无视双方差异的危险。索莱尔斯对中国智慧的把握,呈现出一种总体性:既有中庸,也有出世,最终上升到了“道”的整体——总是变易不居,流动不息,“始终相同却从不相同,所有的一切都遵循着固有的内在本质”。中国圣贤总是同时占据事物的“两极”,哲学系统常常是排他的,而智慧内涵却是兼容的。索莱尔斯有善于倾听的好耳朵,洞察艺术哲学的慧眼。他把《易经》爻辞,视为玄关妙理的诗歌。他从韩非那里找到了悠久的“统治术”,并用近乎老子的辩证法说破了精微处,法家自道家出,二者一体两面。“一个严厉学派如何与绝对自由派持有相同的观点”,“法被推至极点就等于自治”。

索莱尔斯的文体既是蒙田式的,也是尼采式的。反思性有多深刻,诗性就有多浓烈,二者互为表里。在我看来,他将思想评论视为“大地的散文”,理论和理性不应埋葬诗性智慧、遗忘生活体验。而这,往往是学院专家,书斋学者最匮乏的特质。“简单,同时也是多样,‘无限’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结尾”。索莱尔斯引用奥古斯丁的箴言,暗示着自己的永恒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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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2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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