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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伟:中国文学现实主义问题的反思

2018-10-17 09:51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 作者:房伟 阅读

  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房伟:中国文学现实主义问题的反思

 

房伟


  个人简介

  房伟,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收获》,《当代》《十月》《花城》等发表文艺理论,小说等数百万字,小说入选201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现就职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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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于现实主义的呼唤,似乎成了文坛的一种“主流化”的焦虑。不仅传统文学在呼唤反映现实和历史的鸿篇巨制,网络文学也在呼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以抵御虚拟性、封闭性对读者的心灵伤害,引导其走向更好的发展道路。现实主义不仅成为主流文坛的法宝,也寄托着很多读者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期待视野和价值诉求。

  认真考察一下,现实主义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各种分类方法和定义五花八门,甚至还有加洛蒂所谓“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说法。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了,更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政治意识、价值取向与文学精神。应该说,考察当下“现实主义精神”,要和当代文坛对现实主义的几个理解维度相结合,一是中国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虽然我们的文学管理体制也经历了很多变革,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被作为与西方现代主义相异的,社会主义文学特质,被反复强调,特别是其认识功能与教育功能,目前则作为“中国道路”的文化自信,寻求大国想象和中国故事的重要表现功能被提倡;二是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得现实主义文学被赋予了“道德救世”“文学救世”的期望。这种“载道传统”在五四文学时期则变化为夏志清所说的“感时忧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现实主义传统;三是中国当下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尚未完成,需要现实主义文学的意识形态塑造功能,为民族国家叙事提供强大的“文明国民培养”“现代公民教育”的想象性文化视域。相对于现代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更讲宏大叙事,更强调文学的现实针对性,更能在意识层面影响现实生活之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四是从创作态度、写作姿态和阅读接受来看,目前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很多问题,且日益走入了偏狭逼仄的境地,既不符合读者的审美需求,也有悖于中国的文化发展语境。

  然而,当我们真正以“现实主义”的标准要求文学创作,却也会发现很多困难与掣肘。很多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作品,不过是琐碎的日常叙事,或者是受到僵化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产物。那些活跃着“隔壁老王”与“小三二奶”的家庭伦理故事,那些动辄数百年历史大迂回,两大家族争霸的历史传奇故事,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只能是某种庸俗化的写实主义文学作品。我们呼唤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恰恰是因为现实之中这类作品的稀缺性。而现实主义作品的稀缺,也与目前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受到不同思潮的影响有关。其实,认真考察现实主义的定义,我比较倾向于格兰特的划分方法。他将所谓真实分为“应合的真实”与“内聚的真实”,从这两种真实观出发,描述了两种不同现实主义面向。所谓“应合的真实”,就是以逼真与精确表达现实,追求客观的真实,是对现实的有效捕获;而“内聚的真实”,则是以心灵的主体真实为基准,是对现实的某种释放。与此相对,则是强调客观描摹现实的现实主义与强调具有现实理性精神的现实主义。前一种,我们曾经有过左拉式的写实主义,而后一种,我们则有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我们对现实主义的诉求,往往在这两种美学倾向之间摇摆。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应该兼具这两种特点。卢卡奇曾说过,对于社会和历史现实的正确的审美理解,是现实主义的先决条件。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应该抱着不偏不倚的批判态度,把意义重大的,尤其是现代经验,放置在较广阔的背景上,只赋予它作为更大客体整体的组成部分应得的强调。他充分强调了客观理性的,以及历史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态度。

  当下文坛对现实主义的诉求,也可以看作是对新时期文学以来的文学进化论与现代主义文学片面影响的反思。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潜在逻辑,就是“走向世界”。这种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文化焦虑,是文化进化论的反映,也是中国经济上融入西方为主体的全球化秩序的隐形折射。表现在具体文学现象上,则是文坛上追新逐后,不断翻新的方法论和思维意识,强化“现代”“后现代”“先锋”等激进美学原则。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故事”“中国想象”等文化诉求,正在替代那些深受西方文化逻辑影响的文学表述。这个过程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尘埃落定》《白鹿原》《长恨歌》等一批具有史诗性品质的长篇小说的兴起,就可以看到端倪了。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很多西方现代主义的激进美学原则,多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语境基础之上,虽然它们对中国文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塑造作用,但由于脱离中国尚在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缺乏更独特的体验性和更具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表述,也就难以真正在世界文学领域树立自己的主体地位。

  这种反思的动因和结果,都与近些年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再度升温有着密切关系。路遥的小说被再次改编电视剧,再次在中国当代文坛掀起了热度。非虚构写作也悄然兴起,出现了梁鸿、慕容雪村、李海鹏、萧相风等作家,从现实主义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别样的“中国真实”。《中国在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在长篇小说领域,如贾平凹的《高兴》,阎连科的《丁庄梦》,网络文学领域,如骁骑校的《匹夫的逆袭》,都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这也再次证明了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以及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上的重要表征作用。当然,强调现实主义的重要作用,并非排斥其他艺术思潮和艺术手法。现实主义也不等同于无条件对现实的认同与表现。马尔罗曾说,伟大的艺术家不是世界的抄写员,而是它的竞争者。我相信,有雄心和魄力的中国作家,一定能摆脱“庸俗现实主义”的限制,以海纳百川的能力,创作出融合多样艺术思维,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伟大作品”。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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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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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7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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