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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2019-02-20 08:4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何其芳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生于重庆万州,现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早期作品有《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 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发表作品《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论者多以 1938 年何其芳奔赴延安为界,将赴延安之前的何其芳视作持个人主义立场的浪漫派诗人,称为“前期何其芳”或“文学何其芳”,将之后的何其芳称为“后期何其芳”或“政治何其芳”。并认为是抗战和延安之行导致其迅速转换立场,成为从国统区赴延安的作家中最先发声的歌颂者。毕竟从“耽于梦幻的诗人变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战士”,仅仅用普泛化的外因解释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两个”何其芳之间的断裂是如此醒目,使人实在难以忽略其中政治 /文学、个人/集体之间二元对立结构的尖锐冲突。但是这一观点遭到了何其芳本人的反对。李杨老师也认为“只有一个何其芳”,他认为在前期的诗中有着政治性,在后期的诗歌当中有着美学性。总体而论,诗歌与散文的创作转变是从前期的唯美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画梦”到关注“人间的事情”。

  在十七年期间,何其芳专注文艺理论创作。1952年《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是何其芳在现实主义讨论中的发言,他反对胡风“作家创作只依赖作家的主观精神”的观点,并认为选择怎样的生活也是很重要的。同时也关注到了如何的思想改造问题,并提出了民族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关系,展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1956年的《论阿Q》当中,何其芳认为“共名”是作品人物能达到的最高成功的标志。在这篇论文中,何其芳试图回答为什么阿Q是有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消极可耻的现象,从而提出了“典型性并不等于阶级性”理论。何其芳“共名”论提出的背景是针对不久前在《红楼梦》讨论中十分流行的一些片面的简单化的公式:典型被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说典型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的问题,从而避免了教条主义为文学理论做出贡献。

  (整理:秦丽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现实主义的路, 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其一)

  一、在文艺创作上,具有最后决定性的因素到底是作者的生活实践,还是作者的“主观精神”?

  胡风在检讨中说,他是承认生活实践对于作家的重要的。他引用了一些他过去讲到生活实践的话。我想,问题并不在有些时候,以至在一般的情况下,他是否抽象地讲过还是没有讲过生活实践的重要。判断一个文艺理论家是不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他论列作者的生活实践和作者的主观这两者的关系的时候,到底把什么看作对于创作具有最后决定性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的回答却是唯心主义的,把作者的“主观精神”看得更根本的。

  一九三七年,胡风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一个作家忠实于艺术,呕心最有生命的、最能够说出他所要把捉的生活内容的表现形式,那么,即使他像志贺似地没有经过大的生活波涛,他底作品也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因为,作者苦心孤诣地追求着和自己底身心底感应融然无间的表现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追求人生,这追求的结果是作者和人生的拥合,同时也就是人生和艺术的拥合了这是作家的本质的态度问题,绝对不是锤字炼句的功夫所能够达到的。如果用抽象的话说,那就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底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密云期风习小记》99-10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其芳)

  这段议论是有感于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创作态度的严肃而写的。提倡严肃的创作态度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胡风却把创作态度强调到这样的程度,比生活经验还重要,这就非常错误了。现实主义可以突破作者的观点的限制,这是恩格斯曾以巴尔扎克为例子说明过的。但是,胡风却不想一想,它的原因是什么。仍以巴尔扎克来说,这正是由于他非常熟悉当时的法国社会,非常熟悉那些必然没落的贵族和逐渐得势的资产阶级,因而他如实地描写这个社会及其中的两个阶级的人物,结果就不能不和他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相违反。如果像胡风所说的生活经验不足,作家的现实主义从哪儿来呢?又如何能够补足他的世界观上的缺陷呢?这种奇谈只能证明胡风连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什么都不清楚。现实主义的基础只能是生活,但胡风却是创作态度。在这段话里,他还有一个奇怪的论点。他把作家的创个生活和作家的全部生活等同起来,因此达到了这样的结论:忠实于艺术就是忠实于人生。写作自然是作家的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我们常常说的作家的生活,习惯上都是指他的写作以外的社会实践,这才是他的创作的原料的来源。如果一个作家只在写作中去“追求人生”,那是“追求”不出多少东西来的。只有艺术至上主义者才是这样。

  我引用胡风这段很早的议论,是因为其中包含的错误后来不但没有改正,而且得到了发展。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在有些论文里居然认为“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创作底源泉”,作家的“自我扩张”就是“艺术创造的源泉”。有一次,一些文艺青年问他:“作家写进作品去的是不是非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不可?道听途说的材料是不是也可以写的?他回答:“道听途说的材料也可以,问题在于你能不能用你底精神力量从那些材料里面取出有生命的活的东西”。诚然,作家在作品里所写的东西并非一切都必须直接经历过。果戈理的《死魂灵》的题材是普希金告诉他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所描写的是他还未出生以前的俄国的社会和历史。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所描写的斗争他并没有亲身参加过。然而,果戈理能够把乞乞科夫和种种类型的地主写得那样生动,那样深刻,正是由于他平常观察过许多与他们相类似的人物。托尔斯泰虽然能够根据对于书面材料的研究来写某些历史场面,历史人物,但他那部小说里最经常出现或者说最有个性的人物仍然是以他熟悉的人为模特儿。法捷耶夫除了到他所描写的英雄们的家乡去作过调查访问而外,还依靠他过去在那一带地区做过党的工作,还依靠他青年时代参加过游击队,而且他对于那种具有高贵品质的苏联青年男女早有很多了解。总之,一个成功的作品的最基本的东西还是离不开作者的生活经验。胡风对于文艺青年,不着重地指出这个真理,却认为最后决定于一种神秘的东西——“精神力量”。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到了“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的斗争精神。他说:“这种精神由于什么呢?由于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我们把这叫做现实主义。”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那种“精神力量”的具体内容吧。我们且不说这种说法是如何缺乏阶级观点,仅仅从他把这些东西当作现实主义的同义语,就可以看出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何等错误了。

  胡风的这样的观点,是直接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反的。毛泽东同志说,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很深的影响”。胡风把作家的主观强调到这样的程度,认定它是最后决定创作的东西,以至说它就是创作的源泉,这正是把问题弄颠倒了,也正是表明这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然而胡风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关于文艺科学的著作发表以后,不但不改正这种错误的观点,而且采取更加尖锐的方式来进行宣传。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他在他所主编的杂志《希望》上,发表了这样一段卷头语:

  对于没有生活就没有作品的问题,人们举出来的例子总是这样说:高尔基如果没有在俄罗斯的底层里混过,高尔基就不会写出那样的作品,今日的苏联,不,今日的世界也没有那样的一个高尔基。但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人们没有提出:俄罗斯当时有多少码头工人,多少船上伙夫,多少流浪子,为什么在这之中只出了一个高尔基?高尔基有没有天才我们不能肯定,但高尔基能够用自己的脑子非常辩证法地去认识,去融化,去感动,并且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投入这个伟大的感动中是铁一样的事实。这就要看自己的主观条件来决定了。在这里,我很高兴举出一个例子:就一块磁石说吧,磁石在主观上决定自己是磁石之后,它就能够吸收了。不然,对于一块石头,钢铁也要失去存在的价值!中国的作家直到今天还说自己没有认识生活没有和生活发生关系,我觉得这将不免是一类嘻皮笑脸的态度。其实,中国作家(尤其是年青的)早就和生活紧紧配合了,问题是缺少许多像磁石一般能够辩证法地去吸收的脑子。磁石和钢铁是两种对立条件的存在,人们要说我是观念论者也不可能!……

  —— 东平(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八年九月,胡风在他所写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里面,重又引用了这段话,并且说,从这段话,“我们听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底呼声”(原书15-17页)。这段话虽然是丘东平写的,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毛泽东同志指出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工农兵及其干部“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号召他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以后,胡风却一次再次发表这段不正确的话,目的何在呢?这不显然是利用一个牺牲了的同志的片面的见解,来反对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吗?这段话的不正确是很明显的。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俄罗斯当时有多少码头工人,多少船上伙夫,多少流浪子,为什么在这之中只出了一个高尔基?”好像这只能引向这样一个结论:最后决定作家的成就的并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主观条件。但是,我们也可反问一句:“俄罗斯曾经有多少现实主义的作家,多少伟大的头脑,为什么一直到了高尔基才能写出那样丰富那样深刻的反映下层人民的作品?”这就证明了真理还是在这里:高尔基的成就虽然并非仅仅由于他曾经在俄罗斯的底层里生活过,他的天才,他的刻苦努力,他的接受革命思想,都是和他的成就分不开的,但说到最后,最根本的条件还是他的生活经验,他的社会实践。丘东平并不是理论家而是创作家,这段话又写于一九三八年,它的不正确是无足奇怪的。奇怪的是胡风到了一九四八年还把它当作武器来保护他自己的错误。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并不否认作家的主观条件的作用,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以及作家的才能,都是对他的成就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但是,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既然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一个作家就必须首先经历了丰富的生活,然后才可能有充足的创作原料,然后他的修养也好,创作态度也好,才有用武之地。因此,在种种条件之中,到底什么最根本呢?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作严格的唯物论的回答: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只能是作家的生活经验,作家的社会实践。

  然而胡风的回答却和这相反:不是作家的生活实践,而是他的主观精神”。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的第一个特点。


  来源:同代人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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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2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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