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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文学现代性吗?

2020-03-23 11:3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只有在世界文学的全球性视域下,我们才能真正摒弃原来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从而更加准确、更具包容、更为深刻地检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成败得失。

原文 :《以双重视角检视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者 | 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生安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国际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时代,从文化上讲也是一个中西文化急剧冲突、古今文化激烈交锋的时代。旧的文化体制和传统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凋敝但尚未完全覆灭,新的文化模式在古今中外多种因素的交锋中有待诞生。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大多数都既或多或少因袭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和士大夫精神,又作为最初的觉悟者和启蒙者率先睁眼看世界,如饥似渴地从西方吸取各种新知,以求救亡图存。举凡科学技术、政治体制、社会制度以至文学艺术,都是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急于学习和效仿的领域。

故此,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一方面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统保持着一定的继承和反叛的张力,一方面又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展现出很多异域特征,并在继承与反抗、影响与抵制、保守与创新的商讨斗争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以宏观话语分析与微观个案探讨相结合的方式探究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与世界文学语境的关联,既要重视中国现代小说与世界文学互为包含的融合关系,以及看待中国现代小说的“中国-世界性”双重视角,又要关注有具体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家与世界文学及文化的关系。

中国文坛是世界文坛的一部分

从20世纪初开始,来自欧美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等思潮就影响了诸如鲁迅、巴金、曹禺、郭沫若、茅盾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创作,而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先锋派思潮也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产生了很多令人震撼甚至惊世骇俗的作品。这种外来影响的快速传播以及中国作家对这些思潮所作的回应,都直接将中国文学带入了世界文学的语境中。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贸易等各个领域的交流迅猛拓展,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化,交通运输、信息共享和互联网技术日渐发达的今天,从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思潮都能做到在中国同步传播。中国的文学作品正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好地被翻译成英语和其他外语,并传播到国外,而外国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也以更快的速度被翻译到中国语境中。

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老舍和张爱玲等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语在国外出版或许还是为数不多的个案,但到了20世纪末,颇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家如贾平凹、莫言、余华、王安忆等,积极地寻求其作品的外语(包括但不仅仅是英语)翻译则似乎成为一种目的明确的推广行为。当时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文学、文化界,都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中国走出去!”其本意不过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从而获得全世界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成就的认可,树立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因为就理论上而言,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中国的世界是残缺而不完整的。

就文学而言,我们虽然惯于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传统上多指外国文学)二元对立起来,但其实中国文学本来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此,缺少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也是残缺而不完整的。我们聚焦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并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中进行观察和讨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突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封闭心态,将中国文坛看成是整个世界文坛的一部分。如果说世界文坛是一条大河,那么中国文学就是这条大河的一条不算很小的支流。

摒弃二元对立思维

我们在探讨中国作家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时,不能同意外来影响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唯一源头的说法,因为外国文学与文化思潮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源头。用华裔美国学者王德威的话说,如果我们不否认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并非是完全静止不动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中国文学“有能力创造出自己的文学现代性”,而非全然靠着西方文学的影响与刺激方能获得现代性。

刘康在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更是进一步呼吁要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并多次指出,我们现在不应该仅仅自缚于“世界与中国”的习惯性思维框架,而要用一种开放与自信的心态去思考“世界的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全面、更为客观地看清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更加准确地做好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球定位,也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带来更具理性、更富建设性的启示。

陈思和在其著作《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2011年)中认为,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的诸多研究之中,“中外文化杂交中产生出某些具有外来影响因素的艺术想象,却被解释成暧昧的私生子一样,仿佛没有西方文学的‘种子’,中国这片土地上就会寸毛不长”。他以一种全球性的眼光,将整个文学世界看成是一个包括各种文化区域在内的“多元多姿的庞大格局”,进而以平等的态度去探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了“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这一重要命题。

传统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采用实证方法,关注外国作家作品和外国文艺思潮如何影响了中国作家,并在其作品中如何显现的。这种实证性的考察十分重要,也极为必要,但我们要避免形成一种世界/中国、影响者/接受者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更不能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只是得益于外国影响的偏颇结论。

“既然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被纳入世界格局,那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动接受,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其中也包含了世界的影响)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不管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否有直接关系,都是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世界/中国的二元对立结构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构起‘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因此,我们可以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一研究模式定义为:“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以中国文学史上可供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分析的因素为对象的研究,其方法上必然是跨越语言、国别和民族的比较研究。”

那么,何谓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呢?陈思和在1997年探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的论文中指出:“深深陷于世界文化和文学信息旋风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它的独创性并不是以其是否接受过外来影响为评判标准的,而是以这种影响的背后生长出巨大的创造力为标志。我把中国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创造力称作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性因素。”这里所言的文学创造力并不会因为其所受的外来影响而削弱了其原创性,也不会因为其世界性因素而失去了其含金量和独特的价值。

正是在这一思路下,我们才有可能深入思考并考察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家及其作品;也只有在世界文学的全球性视域下,我们才能真正摒弃原来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从而更加准确、更具包容、更为深刻地检视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脉络及其成败得失。

共建人类文化共同体

消除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二元对立思考模式,就是要拥有世界性胸怀和全球性视野,积极与所有优秀的他国文化进行交流;就是要突破本身的文化限制,拓展自己的文化视域,养成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并借用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加深对自我文化的认识;就是要正确对待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树立人类整体意识和世界文学意识,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在注重文化自主性的同时加强文化自信心。

同时,既然中国文学本来就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就应该对我们的文学与文化更加充满自信,更加努力、更加有效地去促进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让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和各国的文学都能在平等民主、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文化环境中交流、沟通与学习,共同朝着世界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目标前进。

[本研究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后殖民主义、世界主义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研究”(18WXA002)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201410811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698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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