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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湖北诗群的创作向度:地域性与现代性(2)

2018-09-19 08:5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一开始,他们(野梵和许晓青)的诗就是现代性的;一开始,就是高点;一开始,就问鼎苍穹,力求彻底,追逼无限。此二兄弟,我一直敬重,原因:他们写出了翘楚的(牛逼的)诗作。他们的诗作不拘泥地域性,即在湖北,乃至全国,仍然是出类拔萃的。许晓青虽有消沉,但“武功”依然,仍具很大核能和“杀伤力”。他们绝顶聪明,且早慧,好玄思,近巫。他们既是诗人,又是自己的诗学理论家,对诗的空白与节奏,音韵与内旋的、义的近与远的把控与处理非常到位,且细腻深刻。所以,他们很“骄傲”,一直在故乡“骄傲”。且写诗办刊一直业余,没有政府津贴;写诗不是他们的专业,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粮食部门内退。这里随便举一首许晓青的业余创作吧,如《挽歌》。

我该重新开始抑或就此离去
傍晚的钟声把我推上向日葵的叶尖
我在叶尖上不能动弹保持火焰的形状
散落的籽粒又回到了它最初的口袋
以同样的方式被一轮马车运往河边的小屋
秋阳晃动在我的窗前,鼻梁透明
天空开始旋动,我仿佛闻到了骨头的芬芳
这是最理想的仪式,时候到了吗
我为何不就此永远地离去

烟熏火燎的岁月将近,除夕的晚宴将尽
我十指松空,目睹今年头一场冬雪降临
被大地冰封,被三十三只鸿爪复写
正午,我随北风翻过门前的雪山掀开桌布
裸蹈的四肢和原野在一群
琥珀色大鸟的复眼之中叠现,四季衰败而绯红
钟声一次次响起,还是听不到新的旋律
我等待的头骨荒草蔓生,被晕眩多次施肥
啊钟声够了,美丽的时光全够了

当白羊星悬置在子夜隆起的眉骨
一树殷红的血雨从石榴的伤口迸落
玫瑰在水边手持血腥的刺芒
穿过风中摇荡的镀锌铁丝笼
麻雀、谷子、草堆三位一体同生共灭
蓓蕾在枝头眺望精子奋勇途中死亡
鹦鹉,尖塔中不眠的修女与骑士
他们皈依于冷涩的月光,啊钟声
我该重新开始抑或就此离去

苏格兰的蜘蛛第七次织网
用一串表音文字痛击我饥饿的腹腔
一群黄蜂盘旋于我的头顶时间膨胀
我被挤置冰山绝顶目遇雪莲
手捧大河上母语的花朵朝饮夕餐
全球的蜘蛛都在织网从一端到另一端
中间隔着一条结冰的河流
我在冰镜中照见自己苦难的形象
我可以就此离去,我过不了这条结冰的河流

籽粒在岸边的屋舍中安然熟睡
漫长的后熟期使他不断含芳吐华
它脱离泥土将一匹马托向集市兜售
我关上大门,走向那扇临水高悬的木窗
我知道楼梯已毁,我再也下不了楼
凭窗远眺将成为我一生的标准像
黎明时分睡意如蚁爬满我的全身
我用力关上深红色的窗帘
想起不远的巴黎:那一个足不出户的中年人

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的绝辞。我当初只看了此几句:“傍晚的钟声把我推上向日葵的叶尖/我在叶尖上不能动弹保持火焰的形状/散落的籽粒又回到了它最初的口袋/以同样的方式被一轮马车运往河边的小屋”,就感到他的“杀伤力”,惊诧于他的诗才。他的这首诗的节奏与诗眼一直停在“我该重新开始抑或就此离去”,很颓废。一直愁肠百结而彷徨不前,却又“三十三只鸿爪复写”已足够,不如归去,最终“关上大门,走向那扇临水高悬的木窗”。这是一个颓废的诗人,他的全部才华来自一种绝望的激情。他的绝望不是对生命对生活的否定,而是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肯定。想想如果一个人要追求的生活不能实现,或生活质量正在下降、掺假或走向荒诞,他能不绝望吗?当然,我们不知他遭遇了什么,为何如此。请看的另一首短诗《守灵》,也很棒。

在眼皮的账房中为时间守灵
深夜  瞳仁是两盏寂灭的灯

平放在床上的躯体
四肢拆解与官能分离的躯体

开始在床上  结束在床上
草原刚睡   钟在墙上假寐

穿过群山的一阵尖利的耳鸣
把栖憩于栅栏的月光惊醒

临终形象每天彩排一次
没有遗言只有梦想和黄昏的飞翔

正在越来越黑的时辰  正在
为黑得得不能再黑而坚持陷落

很精致。他具有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那种才情,和死亡的激情,颓废,不作为。野梵的诗作也一样,也很精致。这里就不举例了。总之,公安县的诗人们普遍拥有一种语言情结,拥有一种追求完美、追求语言精致的冲动。一个个心高气傲,很“狂”(狂愤)很“骄傲”,甚至“目空一切”。再牛的诗人也“踹”也敢踢踏。野梵就直称他的刊物《湍流》是“后语言主义诗学基地”。侍才傲“物”。因此,成也斯也负也斯也;因此,“漫长的后熟期”,且很难“含芳吐华”。但他们批判,他们说“不”,很是难能可贵,所以,我一直很尊重。

夏宏:近年来,对于生活在湖北的诗人而言,一种可称之为精神的也可称之为文化的资源日益显现,那就是禅宗。张远伦提到湖北诗人的通灵与楚地巫文化有关,我还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少湖北诗人与禅宗有缘,其诗作语言灵慧,其情怀慈悲。“象形”同人中的川上、沉河、然也,还有柳宗宣、黄斌,他们不乏禅宗题材的诗作,像柳宗宣的《读〈虚云和尚自述年谱〉》、川上的《身体内的舍利》、黄斌的《草庵钟》。并且,各自将其体悟自然地流露于非此题材的诗作中,像然也的诗作《鸟蛋》,结尾堪称顿悟。

张远伦:津渡的诗歌《山隅集》也出现过千湖之省的众多地理特征,无论是水鸟还是水边植物,都有细腻的描写,诗歌也精微之中蕴含生气,他的视角也多朝向小物象,并赋予其大水的隐藏背景。我想小事物和大背景之间不仅仅是一种依存关系,还是一种对比关系。恰如此,津渡的诗歌才有小而不渺,轻而不飘的底子。极致之大中逸出众多极致之小,鸟类和昆虫类,在浩瀚的大湖边,有着穿刺一般的视觉力量,在诗人的精神故乡里潜行。

荣光启:在湖北省作协编选“草根诗人”诗集的过程中,我读到潜江诗人杨汉年的诗,他的作品是地域性的,也是有现代性的。

他在《货运码头》中写道:“时光为我这样穷困的年轻人建了一座货运码头/在睡梦中堆积着黄沙,石子和水泥/得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搬上马车//在一个马鞭抽裂云层的风雨之夜……”透露出他生活中的艰辛与无奈,在一点点生活的间隙,在那些“马鞭抽裂云层的风雨之夜”,他能将人生诸多感受形象化于诗写笔端。说他是“农民”是没错的,他是在时光的间隙里艰辛劳作的诗歌农民。《一本儿童读物》:“说内心话,我从来没读完过/唐朝那些著名的诗/三百首,是个天文数字/要是每熟记一首/奖励一块钱/……/现在,它放在我从不上锁的抽屉里/每天用来夹放货款,收据和账单/繁琐的磨损/我的头发越来越少/这本由远方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也难逃厄运,同样快要掉光羽毛”。这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习将“话,书写,吟咏/植入感知的某个器官”。请你注意,当他说到诗歌时,他用的词是“汉语诗人”。他是一个对诗歌写作、汉语诗歌相当自觉的人。以诗歌来处理这些日常生活之“杂”,并且在写作中获得了一种重新进入生活、获得他所在的社会阶层关于生命的激情、关于日常生活的诗意。在他的诗歌《喷泉》中, 一个啤酒瓶盖,都能让他如此之乐,“岁月偷走/那些赞美诗一样璀璨的星光”,这些星光正在诗歌写作的天空中再次呈现。

杨汉年的“草根”之处不在于他的杂货店老板身份,而是在生活的内部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以诗来言说自己的姿态。

黑丰:在杨汉年《货运码头》我确实看到一种擦力、一种跨度、一种诗意化的简洁度,一种可贵的对现实的处理,他的一些诗节单独看,相当不错,譬如:“他的车在房子建好后开始散架/马也被牲口贩子牵走/双手只有重新拿起剃须刀的力气”,“在一个马鞭抽裂云层的风雨之夜/灯光在窗前不断晃动/一麻袋文字落在你的肩上”“ 这种时候,我的额头/同样会因为赶着崎岖不平的夜路/涌现出波浪式的辙痕”, 但,散,碎,缺少一种总体性,缺少最内在的主线的东西,不过是一些散碎的印象记与回忆。很杂。《喷泉》 从“充满麦芽味的泡沫像烟花喷射”到“让一场惯常的订货会达到预期的高潮”,再到“寒冬里带来一次短暂的奔放”这是诗的。这首诗有主线。但后来又看了杨汉年的《打糍粑》《谒曹禺墓》,就感觉很一般。他的诗整体质量参差不齐。

看了夜鱼发来的《湖北当下主要代表诗人的作品》读后,总的感觉格局不大。没有从自我扩展和上升到更大的更广袤的超自我层面上来。我们强调个性、强调生命,不是强调个人中心主义和狭隘的地域性,不是强调狭隘的故乡或狭隘的民族主义。那样,我们就真的被地域性的东西拘囿了,被瞎掉了,被狭隘的故乡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埋葬了。见啥是啥见啥写啥,没有更开阔的观照,如井底之蛙,那样是非常可怕的。什么叫“更广袤的亲人和亲情”和“更广袤的超自我”,就是我前面说的,写作要真正体现对“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命题”的关注,对“人类的共同困境与绝望、焦虑”的思考。我们在自己的土地或自己家门仍然彷徨、无家可归,我们已艰于呼吸或正在用腮呼吸仍显艰难等如此生存困境。没有对当下人类生存境遇对异化对荒诞的思索与反映,没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哪有什么现代感或现代性呢?!

现代性在哪里?

在当下,在人的一餐一饮、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抬足之间。

夜鱼:赞同黑丰兄的意见,但这里可能有误差,由于我选稿仓促,难免遗珠留砖,惭愧!

夏宏:这关涉到诗歌伦理。对现实的批判,一直是湖北诗歌传统至今的一脉。自有诗歌文本记录以来,哪一个时代、国度、地区没有不平则鸣批判现实的诗歌?而其方式往往与众不同。否则,今天它已被纪录片、新闻、自媒体申诉等等形式所取代而消亡了。我想,“草根”、“底层”于诗歌而言不应该是道德标签,要不然就太蔑视那些被标签者的艺术性了。现今,倒是要反思将诗歌工具化、媒体化的做法。意识形态的巢臼,今天已经网络化了,还有没有诗歌自在生成的空间?我相信湖北诗人都会作出自我选择。

黑丰:“诗歌工具化、媒体化”,彻底地说还是人的工具化,“人的工具化”在于血性的变异(这里有想展开了)。另一个感受是,湖北诗人的很大一部分诗作的散文化趋向。散文化不可怕,真的诗是不怕“散文化”的。问题怕就怕把不是诗的句子分行,乔装打扮成诗,非诗化,这就很要命、很伤害,既伤害诗人,又伤害诗和艺术。

另外,散文化趋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诗人走向偏平,走向平庸和堕落的表现。恋栈,贪恋出场的频率(诗人不是演员),贪图名誉的连贯,威惧权势,不吭声或集体无声。

具休说诗吧。

张执浩诗人曾言,“每次落笔的刹那,气质会自动给我定调,但往下写则主要依靠我对生活的把握能力了,一旦出现词不达意,语言空转,或者始终难以校正靶心的现象,我会认为是生活还没有到位的”

于是我恭敬地拜读了他的《高原上的野花》《与父亲同眠》《终结者》《神马》等诗,诚然,没有“语言空转”,也很少“词不达意”的,很到位,几乎所有的词都击中了“靶心”。比如《与父亲同眠》中的“土豆”,“我们埋葬了世上最大的那颗土豆/从此,再也不会有人来唠叨了/她说过的话已变了叶芽”,再比如该诗中的“火”,母亲“生过的火/灭了,当我哆嗦着再次点燃,火/已经从灶膛转移到了香案上”再比如《终结者》中的“浪花”,“而河水喧哗,死去的浪花将再度复活”,所有词无不“达意”或击中“靶心”。确实,张执浩是具有语感和语言天赋的,尤其他对击中“靶心”的速度与准确度的努力,做得相当不错。但无论如何,我对一个诗人仅有这些是不满意的,精确打击,击中“靶心”、“达意”,不过是一个诗人的基本功,是一个诗人对驾驭一种语言的一个基本要求,没啥,所有的诗人必须如此,否则是对语言的不敬。但我觉得一个诗人应该有一种更大的情怀、更高的企盼与追求,而不是孜孜于语言的字词上句逗上,孜孜于语言的一种局部的小范围的精确性,抒发一点小情小景小感慨。一个诗人应该有一种语言的“后准确”性,就是一种不准确的准确性,一种模糊的准确性,这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总的来看,张执浩格局不大,匠气很重,有一点矫情,缺少一种更广阔更广袤的人文空间。什么“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见《高原上的野花》,那么要诗人干什么?诗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的良知在哪里?诗人是天空中终夜不宿的知更鸟呀,是某种气候某种气温的晴雨表和温度计呀!如果这种鸟不飞不鸣,喑哑,一旦消失,或一只只从天空殉落,说明我们的环境和社会出了大问题,世界的灾难即将降临。

继而,又读了余笑忠、剑男、黄沙子、阿毛、黄斌、刘洁岷、柳宗宣、陵少、杨章池、李强、湖北青蛙、黍不语、荣光启、大头鸭鸭等人的诗作,

感觉剑男的《山花烂漫的春天》《大年三十在湖南陪爱人上坟》《半边猪》《上元夜》《火车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等诗作,基本都是即景即情即时的描写和感慨,虽然前面提到的《山雨欲来》《除了爱》也即景也感慨,但感觉比这些诗好。我还是很感怀他的早期诗作,比如《飘飞的鸟羽》《森林公园》《教堂》《丹顶鹤》等。喜欢阿毛的《反自然》《关于雪》《个人史》,有一点小深度,但《个人史》稍感做作。总的来看也是小情小趣。黄斌的《敬惜字纸》有点意思,但啰嗦,且把一些方言纳入进去消化的不是特好。黄沙子的《无法得知》全是一堆句子推理,加上一点空洞的感慨。他的《但爱鲈鱼美》《被鞭子抽打》《一路走回》《小夜曲》有内蕴,但尚需进一步提炼。

余笑忠的《哭墙》《猫和老鼠》让我看到较深的东西。如《哭墙》“在昏花的老眼看来,黎明/即已沦为黄昏/‘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所有的高墙/都有痛哭的一面”,如《猫和老鼠》“我梦见过一只光溜溜的幼鼠/爬上我的脊背,那种冰凉/超过了肉身经受的所有冰凉。”,这种感觉“通”得远。

夏宏:是啊,杜鹃啼血。写诗之人大多敏锐、灵性,湖北诗人对现实的感知至少不会滞后。血,有时直接落在诗行间,但诗人之啼血往往内化于看起来与此毫不相干的题材和语言表达中。诗歌对现实的批判,应该是有建设性的,不止一位湖北诗人走向这样的路径:向内拷问自己。他们藉其写作来清理自己,不外推。这,恰恰是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中少见的。

夜鱼:同意黑丰的格局说,但保留我对具体作品的不同意见。我完全同意夏宏的路径说,确实,对现实的批判路径是多样的。

黑丰:刘洁岷和柳宗宣的诗,让我看到一种开阔和一种更大的情怀。如刘洁岷的《渔薪老屋》“老屋里轻轻响起我的鼾声/细雨里,香樟、苦楝树奇异香气/仍然在老屋上的夜空交织/似乎这世上只剩下老屋,这老屋里/只剩下我,而我弥留的亲人们/ 被这鼾声一一吸引过来/并遭到致命一击”,如《粘稠》“一个女孩曾经是一个国家,以她/瞳仁里的火焰照耀着她广大的疆土//……六十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替身/是一支佝偻的头发黯淡稀疏的蜡烛/烛光如豆,在乌有的风中颤摇”。柳宗宣的《在友人家中寄宿的两夜》“半夜醒来,在阳台上观望/武汉的灯火,通宵未眠//何时我能逃脱挣钱的运命//当我从北方回来,我说我反对商业/它让我与一张安静的书桌分离//酒气中,把内部的风暴释放/却付出几乎死去的代价//睁开眼,看见你听我说着酒话/百年生死梦幻多好,还可以醒来//一杯水放在茶几上,一张便条/‘水在旁边;醒来就叫醒我。”。他们是有视野的,能把地域的东西带到很远,与更广阔的精神接通。

陵少的诗是小感受。李强、湖北青蛙等人的诗没留下印象,大头鸭鸭的读了几首就放下了,意思不大。

同样是写亲人亲情的,杨章池的两首诗让我振奋,如《乞瓷砖书——为母亲膝关节置换手术100天作》我看到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疼痛,比如“多么狠的锤子,凿子,撬掉母亲/多余的骨头。多么强劲的骨水泥,把你/粘进那死去活来的腿//……还要用多长时间,你才肯归顺/这苍老的秩序?/然后共同走向/妥协:/时光面前她早已认输/我中年浑浊的泪,也一回回招供。/求你,像养子一样/爱她,体贴她,抱紧她骨髓中的颤抖/求你站好位置安分守己/作为一部分的母亲,融进/夜色笼罩的寂静。”,在另一首如《故人:理发师》中,我看到了一种铁血的复杂,“轰鸣的电动推剪”震耳欲聋,比如“他踮起脚/在师傅的喝斥中反复练习刮脸/羞愤藏在他重重的一声咳嗽里/而我乡村小学的欢乐刚被掐断/四年级了,进城还那么无助/这是完全不能自由的想象/理发店!/在面前的一道深渊 //高高的转椅,轰鸣的电动推剪/踏板冷硬。乱发,和着一记响亮的耳光:/“剃刀也能这样磨?”/镜中,一双衰老的手叠进我的惊慌”,当然,杨章池也写了很多的废诗。

最后,我要说的是,诗一定要开阔,要突破“地域性”,要知微见著,滴水中见汪洋,不能回到平实平面的散文化的方向,诗歌是超音速的,也是超时代的。现代诗“是由速度和果断性决定的。”(希尼);而“诗人的质量,在于他与生命与文明的充分接触程度,在于他粉碎这个世界、放射自我生命的力度、速度和简洁度”(徐敬亚)。

每一首诗都必须是最后的诗。

每一次飞行都必须是极地或地狱的飞行。

每一次写作都必须把自己耗尽。

不能囿于一种地域。

夏宏:一个诗人+一个诗人=两个具体的诗人。我以为,语境、观念、题材上有趋同性,这些方面容易归纳;具体的成熟的诗人,文本却是摇曳多姿,同情地理解方为尊重。有时,诗人在湖北,其诗是当代汉语诗,不应仅仅被视为“湖北诗歌”。

地域的文明底蕴有着潜移默化的渗透性,它或隐或现地散发在诗歌中。

从一地的内部来看,历史上湖北的中心一直在江汉平原,荆州(古江陵)才是楚地的“国都”,而武汉三镇迟至近代被殖民的历史中才崛起。笼统地对比一下二者的文化气质,前者典雅、从容、敏慧,骨子里有傲气,后者“革命性”强,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李皖先生曾称其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因缘际会,不同的文化气质又每每杂糅于个人。

英年早逝的诗人宇龙曾长期生活、工作于荆州,他的那首《机场》,读来让人感受到高贵的精神之光,高蹈的精神意象与对时代的忧思融为一体,或许可以说,屈原与但丁共有的诗神在此显身。他也写日常、写现实生活细节,但其诸多诗作显示出“诗剧”特征,内心独白式的语式很显眼。诗剧而非技艺上的戏剧性,它本出自贵族,出现在当代诗中也可被视为精神的祭祀现象。

我以为,成长于荆州的诗人,从整体上看其诗歌用语一般比较讲究,哪怕是用口语俗话,也会有一种“文质彬彬”的内在平衡力量来消减燥气,情思旺盛丰茂,但常常收敛语言的硬度,不作宣泄。在我的阅读视野里,刘洁岷、沉河、杨章池、黍不语……的诗,都有内在地沿承荆楚文脉的一面。天赋的语言直觉一以贯之,说天赋,应该与荆州地区的文化底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吧。

张远伦: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传统乡镇和村落正在消失,乡村文明式微,诗人的故乡也正在成为记忆。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大背景下,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地域特点也逐渐模糊。一些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诗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摆脱身体故乡的束缚,逐渐朝精神新居掘进,进而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建立起自己的文本自信。湖北诗人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创造性。许多具有非常经验的非常写作,在中青年诗人们的文本里出现。当然,这些非常经验往往来自日常经验,是过滤和净化的日常,是高度精神萃取的日常。

张执浩是湖北中青年诗人中,具有现代意识的代表性诗人。他融入现代生活,在日常中“目击成诗”,近年来,张的诗歌可以说是一种“中年心境”写作,与之相对应,他的语言也是“类口语”的,正好是这种语言方式,才和他的目击成诗的内容无痕结合。诗人在生活的点滴中,在城市题材和乡村题材中,自由游走,在地域性和现代性质中找到切换的按钮,实现了融会贯通。

毛子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近年来他的一系列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人本关怀的诗歌,引起中国诗坛关注。《我爱》《失败之诗》等诗作,骨子里的宗教意识和人类共同命运价值观,深刻有力。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湖北中年男诗人的创作极为丰厚,在全国范围都有一定影响。随便数几个出来,都立得起。田禾、余笑忠、车延高、宋尾、柳宗宣、毛子等人,新作迭出,成就颇丰。似乎这种阳盛阴衰的现象,延续了近二十年,特别是新世纪十几年以来,这批男诗人仍然处于活跃状态。那么女诗人们何为?似乎湖北诗歌具有自救能力,我们欣喜地看到,从70后开始,特别是80后,湖北女诗人正在逆袭,除了鲁西西、阿毛、范小雅、夜鱼、许玲琴、余秀华、张小美、黍不语、熊曼、懒懒等大批女诗人崛起,显示出不凡语言功力,还有待观察的颜彦、十二楼、周黑、予望、心路等,呈现出新生代诗人“阴盛阳衰“的趋势。新生代诗人们更敏锐地介入当下生活,用于书写自身命运在时代中的沉浮颠沛,在诗歌美学的代际更迭中把握主动。这一批诗人,似乎从不为“地域性“而写作,即便呈现地域特征,也不是主动为地域而写。他们从消失的“故乡”走出来,把街道变成自己的“故城”,在不断迁徙中,写自我的诗。这批人很少受到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启蒙和影响,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观念。当然,他们的弱项也在于此:缺少一些诗歌创作的野心,气象显得不足。

荣光启: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当下的诗人阵营中,有颇具规模与实力的诗人群体。群体核心成员的诗作、个性化网络论坛和民间刊物都颇具影响,包括张执浩、余笑忠、李以亮、哨兵、苏瓷瓷、小引、槐树、艾先、小箭、许剑、黄沙子等,另外刘洁岷在《江汉大学学报》主持的“现当代诗学研究”已是诗歌批评界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沿阵地。

此外,在武汉生活的优秀诗人还有田禾、车延高、李建春、沉河、黄斌、钱省、修远、剑男、柳宗宣等,他们各自秉承自己的艺术立场,创作出许多风格独特的诗篇

武汉之外,还活跃着湖北青蛙、宋尾、横行胭脂、张作梗等优秀湖北籍诗人;以黄沙子、向武华、江雪、余文浩等为代表的“鄂东诗人”;荆沙一代的诗人则以韩少君、杨章池为代表。而女诗人,华姿、鲁西西、阿毛、苏瓷瓷等,已是不可忽略的人物;夜鱼、范小雅、张小美等女诗人也佳作频出。“80后”的一批写作者像林东林、王威洋、灰狗、谈骁等人也已经为人所注目。

我个人认为,湖北诗歌有以“诗群”为中心的发展特征,一方面,不同的地域涌现出多个实力强大的诗歌群体;另一方面,这些诗群里的杰出代表往往也是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诗人。这种以“诗群”为中心的发展特征是一种文学生态:既以地域性的生活环境、生存经验为根本,又有更大的文学抱负,相互交流、彼此促进,在个人化的写作与公共性的经验之间寻求平衡,寻求现代诗歌的高品质的技艺与精神。

夏宏:之所以觉得此话题中的两个概念“地域性”与“现代性”有纠结之处,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里的现代性不是内生的,而是后发的,包括文化在内,至今仍然是一种“有特色”的后发现代性,它牵连出诗歌文本在创造性上的“阴影”。

观察湖北诗人如何面对现代性的阴影来写作,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事。我认为有湖北诗人早已经自觉地走上了反观现代性的路径,反观不一定是反对。比如黄斌多年前写的一首诗题目就叫作《日常之诗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一个中国诗人》,他的《咏神农架冷杉》,不仅有中国元素、地域因子、现代汉语表达,而且通达于普世情怀,是一曲回肠荡气的“生死书”。

比如余笑忠,他早期的诗,先锋、锐利、繁复、自反,后来写得越来越质朴,像《二月一日,晨起观雪》、《春游》等一批诗作,几乎是用直白的语言写出了既深刻又给人共通感的体验和觉悟。我想,他回到了基本的事物、问题和语言表达上来,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空间和时间条件的规约。当然,也可见其间诗人在融合本土的和外来的文化资源。

我如此泛泛而谈当代湖北诗歌,管中窥豹,自觉难以对其下什么整体性的结论,也不能虚妄地对其流向作出预测。但,从“惟楚有才”的历史积淀,到今天“改开”的激荡,时空的机缘不会凭空而来,空手而去,它向包括诗歌写作在内的湖北文学提供了发展演变的条件。我以为,无论是在官方是在民间还是在含混地带,审美、写作上的专权规训对诗歌和诗人的生机而言是毒药,其面目多变,在内陆省份更应警觉。

夜鱼:受篇幅所限,关于本期话题的阐释还有些意犹未尽。好在嘉宾们的即兴发言发自肺腑,带来的冲击和思考,都极具价值。感谢你们的支持!此次讨论愉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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