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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典型”汉学家顾彬的一场独家对话

2018-09-05 09:0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许惟一丨记者

雒文佳丨编辑

 

顾彬

顾彬,德国著名汉学家,作家,翻译家

顾彬对于自己身份的评价非常客观, 他说:“我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次是一位作家。”而对于翻译家这个身份,他说这是自己毕生坚持和信仰的事情。顾彬有勇敢的个性。这并非指他敢于以“偏激”的形象示人,而是在于他敢于将他的一切献给翻译。

他曾说:

一个烈士可能只需要死一次,而一个翻译家或许每天要死好几次。

对他而言,翻译是任务,他将最好听的词汇给了别的诗人,给了夏宇、罗志成、郑愁予、欧阳江河、王家新、梁秉钧、翟永明……

顾彬至今依然定期为《南方周末》的个人专栏供稿,其中大都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思考和回忆。

他说:“德国最好的作家,也是德国最好的翻译家。”王家新曾经在评论顾彬时说道:“他写诗、他翻译、他从事中国文学和思想研究,他还尝试用汉语创作散文,就是为了从此岸到达彼岸,从已知到达未知,就是为了生命的更新和自我转变。”

 

国际君:有人曾评价你是一个“跨语际的世界公民”, 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自己在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穿梭和探索? 你对于语言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顾彬:对我而言,当我到达一个新的国家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当地的语言。例如,我在波兰和希腊生活的时候, 都会花一段时间自学当地的语言,从而能够保证在那里的日常交流需求;我在法国生活的时候,日常生活中也不会讲英语,而是讲法语;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也始终将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看待。

对于翻译者来讲,语言是帮助他们理解和了解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学习他国的语言、理解当地文化的内涵,有助于形成译者对于其他文化的认同感。

国际君: 当今世界语言虽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 但是依然存在主流与小众的差异之分, 例如英语依然是世界出版的主导语言, 以至于英美文化也受到大多数人的熟稔和认同。从这一层面上来讲,你的“语言观”是否正在遭受挑战?

顾彬:英语是目前国际学术的标准语言, 如果一个学者不能够用英语写作, 那么他在国际学术界基本上是“透明”的。

这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当一个美国人来到德国,他在所到之处基本上都会说英语, 而并不会问德国人能不能用英语与他对话。

因此,我们能够经常看到的画面是, 德国汉学家能够掌握多门外语, 而美国汉学家一般只会英语和汉语。这也导致了汉学研究“话语权”受到一定限制,即受到英美文化影响的“单一解读”,而这也并不利于汉学研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开展和进行。

国际君:你曾经将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引荐到德国并获得了成功, 例如北岛、杨炼、张枣、梁秉钧等等。在这一过程中,你曾经提到:“好的译者需要通过翻译将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此你是如何理解的?

顾彬:以香港作家梁秉钧为例,我们是1985年认识的,我从1988年开始翻译他的作品。从我个人角度而言,他的普通话水平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准,他的语言也不一定能够满足我对于美学的要求,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中文有些繁冗。但是这些都无碍他成为德语世界知名的中国作家,其中的原因是语言的转化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中文是中国大陆培养的,因此我对于普通话的了解要更加深入。然而,如果我通过普通话语法和发音规则的角度去翻译梁秉钧的作品,那么显然是错误的,即使将它们翻译成最好的德文, 那也是“文不达意”。我也始终认为,作品翻译不应该是翻译语言的问题, 而是理解作者思想、并将它以最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过程。

国际君: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目前面对的困难有哪些?

顾彬:我觉得目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从形态意识的角度来讲,“走出去”工作应该尽量考虑“国外读者是谁”的问题,例如女性读者占据读书人群的绝大部分,而考虑她们的实际需求和阅读喜好,能够使中国文化传播更有针对性。

其次,葛浩文、华兹生等世界知名汉学家在英文汉学研究领域享有极高声誉,而对于不少中国译者来讲,他们目前还是比较依赖这些“汉学家前辈”的翻译文稿,继而形成自己的“二次翻译”。

“借鉴”本身并没有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汉学家的翻译也是基于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因此“拿来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在思想和认知上的“复制性”, 缺乏对于受众国家文化的独立思考。

另一方面,很多中国译者在英文使用方面, 还未达到驾轻就熟的地步,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能力。

国际君:你很多次提到“翻译本质上是一门艺术,也是哲学”,那么如何理解翻译与哲学之间存在的联系?

顾彬:意识形态问题是当代哲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意识形态的不同也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个人历史背景,这与我们的家庭、民族和国家都有着密切关系。

举个例子,以《论语》中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来讲,不同背景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和翻译。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讲,很多学者将其翻译成:“如果别人不理解我,我也不生气,这不也是君子的表现吗”,“人”被翻译成为“老百姓”的意思;而在西方学者眼中,“人”则是“贵族”之意。这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不同会造成翻译上的差异。

实际上, 翻译并不存在固定的标准,之所以会存在“主流翻译”,其原因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而目前的翻译理论也认为, 翻译是不存在“对”与“错”的。

以中国古代经典为例,目前很多作品在翻译学者眼中都充满“神秘性”。我们不能将杜甫和曹雪芹重新唤醒,问他们《秋兴八首》和《红楼梦》有何深意。我们只能通过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和了解进行翻译工作,而翻译本身就是一项开放的工作。

中国有最优秀的翻译学者,而我也会经常与他们会面,探讨有关翻译的问题,这种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意见上的交换。从哲学上来讲,人的生命有限,无法得到终极智慧,那么就让我们去探索有生之年可以得到的一切吧。

国际君:你对于中国作家语言习惯上的“激进”评价,也曾经受到过很多质疑。对你来讲,会觉得不公平吗?

顾彬:目前,少数中国作家确实在文学语言运用方面存在较大问题。我需要做的不是将他们的文字“直译”,而是试图理解和了解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从而形成优美无误的德文。

这种“重新创作”也是我对于翻译本身的一项标准。最新的翻译理论指出,翻译者也越来越扮演着作者的角色。

文学作品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例如某些国家的出版社会要求作品需要以喜剧形式收尾,或者根据本国民众的接受程度作出一些调整。而这些工作在很多情况下都落在了翻译者的肩上,因此翻译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作者”。

国际君:王家新曾评价你为一个“严肃而又彻底的思想家”, 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顾彬:目前我对于翻译的标准是,只要理解上符合逻辑标准,那么它就是合适的翻译。然而,目前由于社会及个人等多方面原因,很多学者不愿意将自己真实的翻译研究成果出版发表。

对我自己而言,我认为翻译是一种服务,包括对于作者和读者的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我能够提高我的母语水平,拓展我的思想范围,修正我的世界观。

翻译工作对我来讲,是一种责任,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一直从事这项工作,就像我长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专栏文章一样。

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译者能够勇敢地说出他们的观点,这对于翻译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促进和共同提高。

国际君:中德文化交流目前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

顾彬: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持续推进和对于文化翻译工作的日益重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北京外国语大学目前有超过100个语种的专业, 这在其他国家是不敢想象的。但是就翻译理论知识建设而言,中国高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德国是翻译的民族,每年全国将近70%的图书都是翻译版本, 德国也相当重视中文翻译工作。就德国波恩大学来讲,目前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专业在整个学校中排名第一,德国的汉学家人数也非常可观。我也始终将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作为我毕生的任务。

(原载:翻译教学与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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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05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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