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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2017-11-06 09:3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德威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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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当代中国对文学史的关注为国际学界所仅见。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对“文”与“史”的重视其来有自,也和目前学科建制、知识管理、甚至文化生产息息相关。尤其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与阅读更与政治氛围形成微妙对话。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反思,诚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哈佛大学出版公司《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近年英语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风潮的又一尝试。这本文学史集合美欧、亚洲,大陆、台港一百四十三位学者作家,以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构成一部体例独特,长达千页的叙述。全书采取编年顺序,个别篇章则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衍生、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在这“漫长的现代”过程里,中国文学经历剧烈文化及政教变动,发展出极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借此,我们期望向(英语)世界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同时反思目前文学史书写、阅读、教学的局限与可能。

   熟悉中国大陆文学史生态的读者对此书可能有如下的质疑。第一,哈佛版文学史尽管长达千页,却不是“完整”的文学史。一般文学史写作,不论独立或群体为之,讲求纲举目张,一以贯之。尽管不能巨细靡遗,也力求面面俱到。相形之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疏漏似乎一目了然。鲁迅的作品仅及于《狂人日记》和有限杂文,当代文学只触及莫言、王安忆等少数作家,更不提诸多和大历史有关的标志性议题与人物、作品付诸阙如。

   但有心读者应会发现在这“不求全”的前提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致力的思考、想象历史的方式。全书一方面采取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素朴流动,向中国传统史学论述源头之一的编年史致意。另一方面各篇文章就选定的时间、议题,以小观大,做出散点、辐射性陈述。这两种方向所形成的张力贯穿全书。尽管就章节表面而言似乎挂一漏万,重点却在于全书各个时间点所形成的脉络——及缝隙——促使我们想象文学史千头万绪,与时俱进,总有待增删填补。细心读者其实可以看出书中草蛇灰线的布置,进而触类旁通,把现代中国文学的故事接着说下去。换句话说,这本文学史不再强求一家之言的定论,而在于投射一种继长增成的对话过程。

   当然,这样的说法难免陈义过高,而且似乎不脱“后学”阴影,下文将再论及。我必须承认,面临海外人力和材料诸多局限,本书编撰体例的形成不无因势利导的考量。唯其如此,如何在“随机”和“有机”、“挂一漏万”和“以小观大”、“一家之言”和“众声喧哗”之间,发展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架构,成为编者最大的挑战。在编辑过程中,我和众多作者就预先规划的主题和个人专业兴趣来回协商,结果有所得,也有所失。无论如何,与其说《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意在取代目前的文学史典范,不如说就是一次方法实验,对“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创造性思考。

   其次,本书对“文学”的定义不再根据制式说法,所包罗的多样文本和现象也可能引人侧目。各篇文章对文类、题材、媒介的处理更是五花八门,从晚清画报到当代网上游戏,从革命启蒙到鸳鸯蝴蝶,从伟人讲话到狱中书简,从红色经典到离散叙事,不一而足。不仅如此,撰文者的风格也各有特色。按照编辑体例,每篇文字都从特定时间、文本、器物、事件展开,然后“自行其是”。夹议夹叙者有之,现身说法者有之,甚至虚构情景者亦有之。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制式文学史叙述大相径庭。

   或有识者以此为眼花缭乱,徒具热闹而已。我却要强调热闹之下的门道。这里所牵涉的问题不仅是文学史的内容范畴而已,也包括“文”与“史”的辩证关系。长久以来,我们习于学科建制内狭义的“文学”定义,论文类必谈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论作家不外鲁郭茅巴老曹,论现象则是各色现实主义外加革命启蒙、寻根先锋,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叙述声音,下焉者甚至流露八股腔调。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仍然谨守20世纪初以来的规范,忽视与时俱进的媒介、场域和体材的变化,未免故步自封。回顾20世纪以前中国“文”“学”,我们即可知意涵何其丰富——温故其实可以知新。

   众所周知,一般文学史不论立场,行文率皆以史笔自居。本书无意唐突这一典范的重要性——它的存在诚为这本《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石。但我以为除此之外,也不妨考虑“文学”史之所以异于其他学科历史的特色。我们应该重新彰显文学史内蕴的“文学性”:文学史书写应该像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文本的自觉。但我所谓的“文学性”不必局限于审美形式而已;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判断或欣赏,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不断被凸显和检视。唯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者们以不同风格处理文本内外现象,力求实践“文学性”,就是一种有意识的“书写”历史姿态。

   最后,《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导向的华语语系视野也可能引起异议。如上所述,这本文学史在海外编纂,自然受到客观环境和资源的局限,难以和大陆学界的各种宏大计划相比拟。英语世界的读者也未必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因而必须做出适当因应。然而当我们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里,一个不同以往的图景于焉出现。近年中国史学界流行“从周边看中国”的论述即在提醒,中国历史的建构不仅是“承先启后”的内烁过程,也总铭记与他者——不论是内陆的或是海外的他者——的互动经验。更何况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原本就是一个内与外、古与今、雅与俗交错的现象。

   因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刻意敷衍民族国家叙事线索,反而强调清末到当代种种跨国族、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交流网路。本书超过半数以上文章都触及域外经验,自有其论述动机。从翻译到旅行,从留学到流亡,现当代中国作家不断在跨界的过程中汲取他者刺激,反思一己定位。基于同样理由,我们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以汉语或非汉语创作的成果也给予相当关注。

   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本书所横跨的时空领域,我提出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作为比较的视野。此处所定义的“华语语系”不限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也不必与以国家定位的中国文学抵牾,而是可成为两者之外的另一介面。本书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地,华裔与非华裔的跨族群身份间接说明了众声喧“华”的特色。我所要强调的是,过去两个世纪华人经验的复杂性和互动性是如此丰富,不应该为单一的政治地理所局限。有容乃大:唯有在更包容的格局里看待现代华语语系文学的源起和发展,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多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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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的现代世界

   19世纪以来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不断的时代。从鸦片战争(1839—1842),到太平天国(1851—1864)、义和团运动(1900 ),从甲午战争(1894—1895)到对日抗战(1937—1945),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国饱经动乱。与此同时,社会价值的转换,生产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教育的裂变,为这一古老文明带来巨大冲击。在维新和守成间,在革命和改良间,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迂回前行。到了新世纪,“和平崛起”和“中国梦”的口号此起彼落,仿佛复兴契机又一次到来。

   在这漫长的现代流程里,文学的概念、实践、传播和评判也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19世纪末以来,进口印刷技术,创新行销策略,识字率的普及,读者群的扩大,媒体和翻译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职业作家的出现,都推动了文学创作和消费的迅速发展。随着这些变化,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形式、学术科目和文化建制,甚至国族想象——成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文学”定义的变化,以及由此投射的重重历史波动,的确是中国现代性最明显的表征之一。

   以国家为定位的文学史是一种对大师、经典、运动和事件的连贯叙述;也是民族传统、国家主权想象的微妙延伸。这一概念在19、20世纪之交引入中国,至今仍然在文学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自外于此一论述框架,但希望采取不同方式一探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耳熟能详的话题,诸如“现代”中国文学的时期划分,中国“文学”概念的演化,“文学史”在不同情境的可行性和可读性,以及何为“中国”文学史的含义,认真重新探讨。

   首先,目前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论多半溯至20世纪初。彼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引发有志之士以文学救国的壮志。1917年文学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从而使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轨道。相对于此,晚清被认为是政治和文化秩序崩溃、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这样的论述近年已有大幅修正。我们从而理解,晚清时期的文学概念、创作和传播充满推陈出新的冲动,也充满颓废保守的潜能。这些新旧力量交汇处所爆发的种种实验和“被压抑的现代性”,恰和五四形成交流与交锋的关系。

   我们不禁要叩问:中国文学自19世纪后步入“现代”,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然?传统回答此一问题的方式多半着眼西方列强侵略,民主宪政发生,乡土意识兴起,军事、经济和文化生产模式改变,城市文化流传,心理和性别主体创生,以及更重要的,线性时间与革命时间冲击下所产生的“历史”时间。这些因素首先出现在欧洲,一旦在中国发生,不但将中国纳入全球性循环体系,也激发出本土因应的迫切感。现代中国文学铭刻了这些因素,也为其所铭刻。

   我认为这类描述也许触及中国文学“现代化”肇始的条件,却未能解释中国文学独特的“现代性”意义。全球政治和技术的现代化可能催生文学的现代性,但不论在时间顺序或形式内容上,中国的现代文学无须亦步亦趋,重复或再现已有模式。《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企图讨论如下问题: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现代性是如何表现的?现代性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和经验,因而仅仅是跨文化和翻译交汇的产物,还是本土因应内里和外来刺激而生的自我更新的能量?西方现代性的定义往往与“原创”、“时新”、“反传统”、“突破”这些概念挂钩,但在中国语境里,这样的定义可否因应“脱胎换骨”、“托古改制”等固有观念,而发展出不同的诠释维度?最后,我们也必须思考中国现代经验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改变了全球现代性的传播?

   本书的思考脉络并不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根据既定的时间表、不断前进发展的整体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多个切入点和突破点的坐标图。这对目前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三段论式史观提出修正建议。正如本书所示,在任一历史时刻,以“现代”为名的向往或压力都可能催生出种种创新求变可能。这些可能彼此激烈争竞,而其中最被看好的未必能最后胜出,也未必是唯一会应历史变数的答案。例如,中国文学现代化曾被认为缘起于白话文学运动;但晚近的研究也显示,维新的想象同样来自“文”这一传统概念的内部转型,甚至传教士孕育的翻译文化也起到重要作用。

   历史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很多创新动力理应产生更为积极的结果,但或因时机偶然,或因现实考量,而仅止于昙花一现,甚至背道而驰。世事多变,善恶“俱分进化”,历史的每一转折不一定导向“所有可能的最好世界中的最佳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现代性”这一观念毫无逻辑或意义可言。恰恰相反,它正说明“现代”文学演变没有现成路径可循,即便该过程可以重来一遍,其中任何细微的因素都未必可能复制。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现代的道路都是通过无数可变的和可塑的阶段而实现。从另一角度来说,书中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引爆点。从中我们见证“过去”所埋藏或遗忘的意义因为此时此刻的阅读书写,再一次显现“始料/史料未及”的时间纵深和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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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6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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