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理论生产及其反思
我想有一个基本的状况,已经不太需要我们再确认了,就是今天全世界的学术都很腐败。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CSSCI。可是我们在批判这个现象的同时,可能会忽略另外一个更可怕的现实。就是,学术腐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批判,我们却没办法改变它,甚至有时候年轻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它妥协?
我想,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并非意识形态斗争可以掌控的恶性循环。学术腐败真正的根源在于,世界各地的学院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而学术则变成一种商品。当这个结构形成的时候,我们仅仅靠思想、意识形态等等的批判,甚至是某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是很难改变现有的知识格局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状况。而且它变成一种产业之后,就有了“国计民生”的问题。实际上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他只不过是生产一些能够被贩卖的商品的工匠。当然,工匠并不是个贬义词,我们知道好的工匠、敬业的工匠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他的产品是有灵魂的;但是,并非所有从事生产的人都能够成为这样的工匠,或者我们还需要另一个词汇,就是“匠人”。而且,匠人永远比优秀的工匠要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工匠传统比较发达的那些国家,比如说德国,它的学院里工匠的生产也非常精密。那么在一个工匠传统非常不发达的地方,它的工匠产品是非常粗制滥造的。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状况,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这个问题就是,理论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它如何被生产?于是我们看到了和资本全球化的基本模式几乎完全一致的现象,就是后发达国家的匠人在引进和贩卖发达国家的工匠或者匠人的产品。而且,对于那些还没有使学术变成商品的时代里的思想文化遗产,今天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一下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在那两个文本里边讨论的问题,和我们今天被学术工匠化的解读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距,这个恐怕都不太需要分析就可以看得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工匠化的理论生产,把本来是精神产品,而不是商业产品的那样的一些知识文化遗产,重新打造成可以贩卖的商品,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我想在一个这样的状况里边,如何生产理论已经不是一个有着自明前提的问题了。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最容易发生的一个反动,就是我们要对抗它。最容易对抗它的模式就是我们呼吁实践。学院必须要向现实开放,那么它这个媒介,最主要的媒介就是社会实践。可是,问题又来了,是不是我们投身到现实当中去,我们这些学院的知识分子就有可能真的找到一种途径,使知识可以回复到有生命的状态呢?
实践与理论可以分开吗?
我在北京曾经和从事实践的知识分子有过一些谈论。例如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做社会学的,所以做很多的田野调查。我的一位朋友会跟我讲说,你们这些不参与实践的的人有责任给我们提供一些处理资料的工具。说我们搞了大量的访谈数据,但是这种访谈越搞越觉得搞不完,因为有无数可以访谈的人,我们都还没有去做。我们不知道这些访谈资料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停下来处理它,而且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去处理它。这样,我们就只好不停地访谈下去。
这是社会学的一些学者的疑惑。还有一些不在学院工作的朋友,NGO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志愿者,他们有时候来找我说,我们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之后有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儿走。说你们这些学院知识分子有责任跟我们讨论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在我遇到的这类情况背后,暗含了一个很古老的问题。阿多诺讲过一句话,他说实践是一个理论命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疑惑,我们是否可以直观地把理论跟实践分开。我想说的是,把理论跟实践区分开来并且用后者去纠正前者的局限,或者用前者去推进后者的深入,这个操作并不能在直观层面上进行。
我个人认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或者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因为一个没有实践视野的理论工作者,他的理论可能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一个只有实践却没有理论洞察力的实践者,他的实践会是盲目的,而且会失去方向。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怎么生产理论,怎么去进行实践?我个人没有参与具体的运动。虽然我很刻意和很多做社会活动的朋友尽可能地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我真正的用意是希望推动学院里面的运动,或者说我希望在学院里通过实践视野去找回理论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让理论从商品的这样一个状况里面解脱出来。
我在北京做了一个很初步的实验,就是我和一些年轻的学人一起来读西方理论。但是我提出一个要求,我们非常仔细地读了西方理论的文本之后,我建议大家把所有的文本里面的结论全部忘掉,甚至不依靠它提供的关键词,看看我们还能剩下什么。